專家:中國沒有反日教育 中日戰略磨合至少十幾年

  中國社會科學院日本研究所黨委書記、副院長高洪(右)談當前的中日關係。大公網記者常曉宇攝

  大公網6月26日訊(記者常曉宇) 中國社會科學院日本研究所黨委書記、副院長高洪25日出席中國記協舉辦的“新聞茶座”,以“當前的中日關係”為題與中外記者交流。高洪並回答了大公網記者有關“日本有無復辟軍國主義可能性”的提問。

  高洪首先介紹了近年來中日關係的基本脈絡。2012年日本購買釣魚島、2013年安倍參拜靖國神社,領土和歷史問題同時發酵,兩國關係從“政冷經熱”惡化為“政冷經冷”。從2014年11月起,中日領導人先後在北京和雅加達兩次晤面,兩國關係從困難局面回到正常軌道。但中日關係雖有改善,但依舊敏感、複雜,充滿變數。整體來看,今天的中日關係處在一種交織着對抗與合作、博弈與交往這一特殊狀態。

  本月10日,日本參院通過了《防衞省設置法》修正案,該法案正式成立。法案將自衞隊的部隊運用(作戰)改為以武官為主體,由文官控制武官的“文官統制”規定被完全廢除。

  在提問環節,大公網記者就此提問:日本有沒有條件復辟軍國主義?高洪認為,日本修改《防衞省設置法》,文職人員的領導地位確實有鬆動,但防衞相還是文官,不會穿上軍裝。從學理上講,軍國主義是一個歷史範疇,指代一種特定的國家體制,即軍人干政主政——對內實行法西斯高壓統治;對外推行侵略擴張。歷史上,日本的軍部統治就是典型的軍國主義,曾經給亞洲鄰國製造過巨大災難。應當強調,今天的日本要同過去的軍國主義徹底劃清界限。

  “和古代及近代兩國國力一強一弱的態勢不同,目前中日處在一個前者追趕後者的‘錯肩期’。”高洪以短道速滑比賽打比方:“參賽者一前一後並無影響,但遇上彎道,後面的選手會有一個‘墊步超’。這個時候最危險,稍微的勾連、牽絆都會造成災難性後果。”至於“錯肩期”會持續多久?他給出的答案是十幾年,甚至幾十年,屆時“中日才能完成戰略磨合和利益調整,包括大眾心理的調適。”

  有媒體問及日本插手南海的問題,高洪説,美國重返亞太的支點就是日本,利用日本是美國的既定方針。日本應邀“援助”南海,屬於美日同盟強化後的具體安排。此外,日本也認為可通過攪局南海來緩解它在東海的壓力,並藉機吸引國際社會的關注。但日本此舉是在玩火。因為在東海,中日還算剋制,風險不大;而南海局勢比較複雜,一些小國缺乏大國的成熟心態,“比如菲律賓總統阿基諾三世就特別離譜,他講中國‘納粹’既是對歷史的無知和不負責任,也是對地區安全不負責任的草率言論。域外國家和這類國家捆綁,引發衝突地可能性就格外高。

  中國是否借反日來增強國內凝聚力?“這是不瞭解情況!”高洪表示,“日本常説什麼‘中國實行反日教育’,這個真沒有!2005年小泉連續‘拜鬼’引發中國反日遊行。政府邀請我給一些網路編輯講課,有來自門户網站的年輕編輯甚至上來就問:中國為什麼不派兵佔領釣魚島?所以,當時(官方要求)我的授課內容就是‘如何正確報道中日關係’,教他們冷靜客觀地看待爭端,做‘滅火器’而非‘點火器’。”

  “即便中國明確表示紀念活動不針對特定國家,但別的國家卻不這麼想。”“有沒有震懾日本的意味?有,也是針對那些死去的日本法西斯軍人,而不是今天的日本。日本死了那麼多人,還捱了原子彈的炸,代價也是很大的。對日本老百姓來説,同樣值得紀念。”高洪藉此建言,“如何解決外媒歪曲報道的盲人摸象問題?中國首先要積極展示自己走和平道路的誠意;其次,應適當明示國家的(軍事)戰略;第三, 要努力為地區和國際社會提供公共安全產品。”

  有日媒記者問中國老百姓對政府舉行紀念抗戰勝利70週年相關活動的態度,高洪動情地説:“流血、賠款、割地……中國近代史是一部‘痛史’,遭受過幾乎所有西方列強的侵略和迫害。所以每一箇中國人一想到國家通過抗戰實現民族覺醒和勝利,並告別屈辱,內心就會有強烈共鳴——中國老百姓對國家舉行紀念活動是非常支持的!”

  那麼,中國是否會邀請日本參加相關的紀念活動?高洪説,中國將邀請一切相關國家參加,日本不僅是相關國家,而且在所有受邀國家中相關程度是最高的。日方總會有人來,知華友華人士大概會來。他個人希望安倍來,“因為今年是中日關係敏感年,如果日本政治領導人真正有誠意改善兩國關係,就有可能把敏感年變成機遇年,讓中日關係走的更穩、更好。”

  高洪介紹,經常有日本友人問:關於侵略歷史,日方最起碼(至少)應該講到哪一點才夠?他稱“這種問法出發點就是個低標準,日本既然無法做像德國那樣高標準的徹底道歉,也應該正視問題而不是繞過問題。”“實現中日民族和解是一項良心工程,寬恕的前提是還原歷史真相。”今年8月,安倍將發表首相談話,是否繼承村山談話中的道歉內容始終是各方關注的焦點。

  安倍將以個人身份而非內閣決議發表首相談話有何異同?高洪表示,“安倍以個人或內閣發表談話並無本質區別。安倍是首相,作為‘羣相之首’他可以代表其他大臣。就算是個人也能代表國家意志。比如村山談話就是在爭議聲中坐實的——談話以村山富市個人名義發表,卻被視作日本對戰爭受害國的政治承諾。

  “安倍關於歷史問題的談話已經很多,仔細比對仍有區別。如他在雅加達的談話,重點是反省,但避談道歉,這和歷任首相都不同;在美國兩院的演講就比雅加達有所進步,他講到了日本曾給戰爭受害國造成痛苦。這表明安倍會在不同場合、不同時間點作出一些有所區別的政治表述。此外,安倍在雅加達的演講稿,日方有提前向中方知會過——外務省次官在安倍正式演講前將稿件交給中國駐日本大使‘過目’。日方同中方尋求共識,中方多次指責日方一意孤行,説的就是日本不溝通、‘欠商量’,這個案例表明日本正在做出良性調整。”

  高洪還談到日本新生代政治家的對華態度,“他們都是些戰略派、實用主義政治家,通常會把政策制定的基點放在國家戰略利益實現度上,至於該對華友好還是擴大對抗,完全取決於自己對國家利益的‘判斷’。”

  中日友好團體面臨青黃不接、日漸凋零的窘境,高洪對此表示,中日在建交前曾經歷過一段以民促官的歷史階段,當時兩國的民間友好團體對改善中日關係發揮過重要作用。對於目前的狀況也不應悲觀,“隨着兩國關係的發展,只要有客觀需要,只要兩國還有人在理性思考中日關係,也還會生成新的友好團體。那種兩國官方出於某種戰略利益簽訂的(友好條約)靠不住,只有民間關係改善才是國家間關係根本改善的必要前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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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任編輯:常曉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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