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光亞:“袋一世”歪曲誤導

  王光亞昨日接受《大公報》、《文匯報》專訪時明確指出,“袋住先”等於“袋一世”的説法,是一種歪曲和誤導性的説法/資料圖片

  文/龔學鳴

  特區政府將於明天向立法會提交2017年普選行政長官決議案,反對派一直以通過政改便會“袋一世”的歪論為由,揚言否決政改。國務院港澳辦主任王光亞昨日接受《大公報》、《文匯報》專訪時明確指出,“袋住先”等於“袋一世”的説法,是一種歪曲和誤導性的説法,強調民主是一個不斷向前發展的過程,基本法和全國人大常委會8.31決定確立的行政長官普選制度在保持穩定性的同時,從長遠看,也將根據香港的實際情況,包括社會發展和社會共識形成的情況,在實踐中進一步完善。  

  6月15日,國務院港澳事務辦公室王光亞主任就香港政改問題接受香港《文匯報》、《大公報》專訪。王光亞主任表示,中央政府堅定不移地支持香港特別行政區依照基本法和全國人大常委會的有關決定,於2017年實現行政長官普選;香港社會普遍希望立法會通過特區政府提出的行政長官普選法案,使香港五百多萬合資格選民能夠行使一人一票選舉行政長官的權利,立法會議員應當站在香港民主發展的歷史進程中看待本次政改工作,以香港的整體利益和長遠利益為依歸,投下負責任的一票。王光亞主任還表示,民主是一個不斷向前發展的過程。基本法和全國人大常委會8.31決定確立的行政長官普選制度在保持穩定性的同時,從長遠看,也將根據香港的實際情況,包括社會發展和社會共識形成的情況,在實踐中進一步完善。以下是訪談的對話內容。

  問題一:中央政府對普選行政長官的原則立場在最後一刻會不會有調整?

  答:中央政府對行政長官普選的立場是一貫的,也是積極的。基本法關於行政長官普選原則的規定、全國人大常委會8.31決定關於普選制度框架和核心要素的規定以及特區政府提出的普選法案,都體現了“一國兩制”的原則,體現了中央積極推進香港普選的一貫立場和態度,都是在廣泛諮詢、認真聽取香港社會各界意見、反覆討論、凝聚共識的基礎上形成的,有關制度安排符合民主、開放、公平、公正等原則,是最適合香港現階段實際情況的行政長官普選制度。因此,8.31決定和普選法案在表決前不會作任何修改。

  問題二:如何看待臨近表決前香港政改的形勢?

  答:中央政府與廣大香港市民一樣,一直關注著政改形勢的發展。立法會即將審議表決行政長官普選法案。由於行政長官普選問題是香港政治生活中的一件大事,關係到五百多萬合資格選民選舉權利的實現和保障,關係到香港社會的繁榮穩定和長治久安,也關係到中央和特別行政區的關係,在香港這樣一個多元化的社會,引起社會廣泛、高度關注,產生一些分歧,是難免的。在一個以民主、法治、自由為核心價值的社會,廣大市民、社會各界和不同的團體,從各自的角度發表相關的意見和建議,也是正常的。這個過程就是一個求同存異、尋求共識的過程。關鍵是要以理性、務實的態度,在基本法和全國人大常委會相關決定的基礎上凝聚共識,推動香港民主發展向前走。毫無疑問,立法會通過行政長官普選法案,從而在2017年如期實現行政長官普選,符合香港廣大市民一人一票選舉行政長官的願望,符合香港社會的整體利益,符合香港社會長遠發展的需要。一是每個合資格的香港選民都享有選舉行政長官的民主權利,民主政治將會有質的提升;二是可以為2020年普選立法會創造必要的條件;三是有助於減少社會爭拗,使未來的特別行政區政府和社會各界能夠集中精力發展經濟、改善民生。

  問題三:如何看待近期發生的抹黑等事件?

  答:最近幾天圍繞立法會表決行政長官普選法案一事,出現了沒有任何事實依據的抹黑事件。這是一種軟暴力。目的是以不正當的手段誤導社會,威脅立法會議員自由表達意願,阻止行政長官普選法案在立法會獲得通過,阻礙香港的民主進程。以軟暴力威脅立法會議員的投票取向,與民主的精神和方向背道而馳,會誘發劣質的選舉文化。相信廣大市民對這類行為有準確的判斷,會堅決反對。

  問題四:如何看待激進勢力的活動?

  答:近期,針對立法會即將表決普選法案,社會上有個別團體和少數人,揚言要暴力衝擊、佔領立法會,並對投贊成票的議員進行人身攻擊。這首先是一種暴力恐嚇,意在阻撓立法會依法順利審議和表決普選法案,給有意投贊成票的泛民議員施加壓力。任何形式的暴力行為不僅不符合民主、法治的價值觀,也違反香港特別行政區的法律。相信廣大市民會堅決反對。中央政府將堅定不移地支持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依法處置任何形式的暴力活動,維持正常的社會秩序,保護市民的人身和財產安全。

  問題五:如何看待有的人所説的“袋住先”等於“袋一世”?

  答:“袋住先”等於“袋一世”的説法,是一種歪曲和誤導性的説法。中央政府有關部門的官員從來沒有人這麼説過。首先應該肯定地説,全國人大常委會8.31決定是符合基本法的,所確定的行政長官普選制度框架和核心要素是符合香港實際情況的,也體現了民主、開放、公開、公平等原則。作為一個制度性安排,特別是涉及政治體制的安排,理應保持穩定性,其效力不限於2017年這一屆行政長官選舉,在未依照法定程式作出修改前長期有效。其次,從法理上説,並不存在一成不變的法律制度,任何法律制度都會隨著社會的發展而發展。再次,香港的行政長官普選制度將來是否需要修改,以及何時修改、怎麼修改,要看香港社會發展的情況,包括社會共識形成的情況,看現行制度接受實踐檢驗的情況。從程式上講,如果將來某個時候需要修改,也仍然要走“五步曲”。現在關鍵是要先邁出第一步,通過普選法案,讓普選成為現實。

  王光亞講話要點

  1、(普選法案)有關制度安排符合民主、開放、公平、公正等原則,是最適合香港現階段實際情況的行政長官普選制度。

  2、8. 31 決定和普選法案在表決前不會作任何修改。

  3、立法會通過行政長官普選法案, 從而在2017年如期實現行政長官普選,符合香港廣大市民一人一票選舉行政長官的願望,符合香港社會的整體利益,符合香港社會長遠發展的需要。

  4、任何形式的暴力行為不僅不符合民主、法治的價值觀,也違反香港特別行政區的法律。

  5、“袋住先”等於“袋一世”的説法,是一種歪曲和誤導性的説法。

  6、(8. 31 決定) 作為一個制度性安排,特別是涉及政治體制的安排,理應保持穩定性, 其效力不限於2017年這一屆行政長官選舉,在未依照法定程式作出修改前長期有效。

  7、香港的行政長官普選制度將來是否需要修改,以及何時修改、怎麼修改,要看香港社會發展的情況……如果將來某個時候需要修改,也仍然要走“五步曲”。現在關鍵是要先邁出第一步,通過普選法案,讓普選成為現實。

  通過普選法案三大好處

  ■一是每個合資格的香港選民都享有選舉行政長官的民主權利,民主政治將會有質的提升。

  ■二是可以為2020年普選立法會創造必要的條件。

  ■三是有助於減少社會爭拗,使未來的特別行政區政府和社會各界能夠集中精力發展經濟、改善民生。

  【背景資料】

  “袋住先”:港府就2016年及2017年香港政治制度改革的宣傳及推廣而推出的口號,意思是指呼籲市民“暫時接受政府方案”,將來可再傾談更深化的政制改革。特區政府根據人大8•31決定製訂的2017特首普選方案,其中重大的、原則性的部分,如由提委會提名、過半數“出閘”,是不會改、也不能改的;但具體到提委會四大界別不變下一些界別的成員人數和產生辦法,在適當時候未必不可以拿出來作進一步討論以至修改,從而令到提委會更具代表性和更民主化。這就是“袋住先”。

  “袋一世”:部分反對派散播的不負責任的言論,他們歪曲道:“人大8•31決定,不僅不能撤回、不會修改,而且就算這次政改被否決了,以後有機會重啟,也仍然是繼續按8•31決定辦。這還不是“袋一世”,又是什麼?”然而事實是,人大8•31決定的“不改”,是原則不改、精神不改和底線不改。

圖解:坐言起行 張曉明與議員的“面對面”

王振民:歷史轉折中的香港 要對得起這份幸運(上)

  採訪、文字:李柏濤 攝影:張文傑 攝像、剪輯:馮昊

  香港政改方案今(17日)提交立法會審議並作最後表決,對於握有政改投票權的70位立法會議員來説,他們手裡的這一票決定著香港政制發展的未來。也可以説,歷史機遇擺在面前,承載大部分港民期待的議員們,肩負著厚重的歷史使命。

  “能夠有機會去完成一件負有歷史使命的事,這種機會不會經常有,這麼重大的歷史時刻並不是每一個人都有機會去經歷和參與的!”內地知名學者王振民對大公網記者這樣描述,“他們(指立法會議員)有這種幸運,能見證和經歷香港這麼重大的歷史轉折。”

  在政改表決前夕,大公網記者走進了百年清華園,專訪了清華大學法學院院長,同時也擔任全國港澳研究會副會長、香港基本法澳門基本法研究會會長的王振民教授。王振民對大公網記者説,香港普選現在進入一個非常關鍵的時刻,“在中國的土地上實行普選,這個並不多,”香港在英國殖民統治下156年,沒有什麼民主元素,回歸後,中央承諾香港可在2007年以後的適當時候實現普選。現在終於到了這個關鍵時刻,香港要不要普選,這是一個歷史轉折,“能不能轉過去,大家都在拭目以待。” 【點擊進入觀看專訪視頻】

  普選重新分配香港政治權利和經濟利益

  香港是一個典型的資本主義商業社會,市場經濟發達,工商團體在社會中有舉足輕重的位置。王振民認為,香港普選的本質就是政治權力和經濟利益的重新分配和調整。

  過去特區行政長官的選舉侷限於“小眾”,歷經了由400人、800人、1200人組成,以工商界為主的“選舉委員會”。在王振民看來,依靠這個團體(指“選舉委員會”)來產生行政長官,香港的政治權力和經濟利益也必然掌握在工商界為主的精英手裡。

  “政治權力和經濟利益是聯繫在一起的,香港普選的結果就是將政治權力和經濟利益,從小眾向大眾轉移,由1200人向500萬人轉移,普選受益的是500萬具投票資格的香港選民。”王振民説。

  《香港基本法》第45條寫到,行政長官的產生最終達至由一個有廣泛代表性的“提名委員會”按民主程序提名後普選產生的目標。反對派堅持反對政改方案,主要是反對“提名委員會”。王振民分析,實際上,一個發達社會的經濟利益從小眾到大眾轉移的過程中,“既要照顧大眾的利益,也要保護關鍵少數的利益。二者都很重要,都要保護”

  “提委會+普選”是香港社會最大公約數

  王振民回顧歷史,1979年,鄧小平在接見當時的港督麥理浩時,讓麥理浩帶回香港一個資訊,就是“讓投資者放心”。這些投資者其實就是“資本家”,這部分人當時對回歸存在一些疑慮,他們擔心共產黨將內地對資本家的社會主義改造帶到香港,擔心共產黨來香港“共他們的產”。可事實證明並未如此,回歸後,香港保持資本主義制度不變,工商界的利益得到了保護。

  進一步分析,王振民説,香港推行一人一票普選,不是共產黨要到香港“共工商界的產”,而是500萬選民通過選舉來“共工商界的產”,政府政策一定會朝著增加社會福利的方向調整,而這部分社會福利的支出一定是來自工商界的税收。政改方案中提出設置“提名委員會”,是由原先的“選舉委員會”翻牌而來,1200人的組成人數和四大界別保持不變。

  王振民告訴大公網記者,這種調整可以理解為,要不要“提名委員會”,實際上是等於“香港要不要資本主義制度”的問題。回到上面所講的,經濟利益的調整要兼顧大眾和關鍵小眾的利益。當年起草基本法時,“提名委員會”得到了香港起草委員和香港社會各界共同的認可,在集納了廣泛意見之後,最後得出“提名委員會+普選”這個“最大公約數”,“由關鍵的少數人提名,再交給普通選民去選擇,這樣雙方的利益都照顧到。”

  “提委會”保護香港資本主義制度

  具體來看,王振民對大公網記者講,現在行政長官的產生由少數人100%的“壟斷”,若實現普選,這種“壟斷”就不存在了,少數人組成的“選舉委員會”變成只有提名權的“提名委員會”,100%的壟斷被打了5折,變成了只有50%的提名權,還有50%則交由選民來決定。這樣產生的行政長官,既保護工商界的利益,也保護了香港普羅大眾的利益,“雙方取得一個平衡。”

  現在的特區政府是由工商界組成的“選舉委員會”選舉產生,100%代表工商界,這是一個“極端”。王振民説。如果無“提名委員會”,完全交由選民來直接選擇,那工商界的利益就沒人代表了,就會走向另外一個“極端”。王振民又説。“政治是經濟最集中的表現,香港工商界必須要有人代表他們的利益。”

  王振民指,想象一下,如果香港未來失去功能團體,也沒有“提名委員會”這兩個重要機制,“香港的政治會變成什麼樣子,香港的資本主義會變成什麼樣子?”可能會有越來越多的資本家離開香港,那個時候,香港很可能從發達的商業城市、國際商貿大都會變成一個非常不適宜經商的地方,變成一個誰都不願意創造和貢獻的高福利社會。

  “不是什麼樣的民主都能夠保護資本主義的發展!”王振民對大公網記者強調。他認為,香港的繁榮穩定不是當然的,不是從天上掉下來的,它需要能反映社會各方利益的政治結構作保障,普選搞不好,香港的繁榮穩定就沒有了,“提名委員會”就發揮這麼一個重要的功能。

  “提委會”是香港民主“冷卻劑”

  所有的普選和民主,都很容易狂熱,王振民認為,“提名委員會”實際上也是一個“冷卻劑”。“提名委員會”和功能團體的功能,就是在這種非常激烈的競爭過程中,起一個冷靜、穩定的作用。“這是一個政治科學和政治理性的問題,”王振民續指,民主政治很容易讓人產生激情,感情用事,但政治是一門科學,香港政府提出的政改方案既是民主的方案,也是科學的方案,充分照顧到了民主和科學兩個因素,綜合考慮了政治民主和政治理性。

  反對派聲稱有“提名委員會”的政改方案,不符合所謂“國際標準”,不是他們口中的“真普選”,他們揚言要政黨提名、公民提名。王振民強調,當年起草《香港基本法》時,關於設立“提名委員會”,其實並非是中央單獨提出來的,而是起草《香港基本法》的兩地委員雙方共同提議和認可的機制。

  有言論指責設“提名委員會”是為了把一些政黨人士“篩選”掉,王振民表示,“這完全不符合歷史事實。”他進一步解釋,從歷史上講,80年代在起草《香港基本法》時,香港不存在任何政黨,“提名委員會”完全是從科學的角度設計,不可能排除任何政黨和任何個人。出發點完全放在怎麼做能使香港的普選既符合民主的原則又科學理性,在維護香港經濟持續、穩定發展的同時,保護資本主義制度。

  反對“提委會”者妄想修改《香港基本法》

  王振民對大公網記者講,“提名委員會”是25年(編者注:1990年4月4日,經全國人大投票通過,《香港基本法》作為一部全國性法律正式頒布,“提名委員會”包含在第45條中。)前制定下來的,是寫入《香港基本法》的一個法定機制,是香港實現普選的一個法律框架。

  “制定了25年才有機會使用一次,只有實踐過才知道是否真正適用,如果沒有使用就説‘行不通’,這不符合邏輯和道理,那25年前制定基本法的意義何在?王振民反問那些聲稱反對“提名委員會”的人。

  他認為,香港這部分反對政改方案的人,真正的意圖是想重新寫《香港基本法》的第45條。對於《香港基本法》45條關於行政長官產生方法的意見,在基本法制定之時都已經充分討論過了,“早就形成了一個統一的意見。”

  王振民表示,後人要尊重前人制定的法律,耗時4年8個月制定的《香港基本法》,當時的起草委員考慮的問題肯定比現在對條款持反對意見的人要多得多,考慮的因素也更全。

  政改若被否決 香港社會需要沉澱

  如果政改方案通過,無疑是香港民主、政制發展的大踏步前進,香港很有機會找到一條快速的發展通道,在國家大的發展戰略中找到最適合自己的定位和角色。王振民認為,香港面臨千載難逢的機會實現普選,不僅僅是香港500萬選民的機會,實際上也是整個中華民族走向全面復興的一大進步,是國家、民族復興大戰略的重要組成部分。

  相反,退一步講,如果政改方案不幸被立法會投票否決,也非世界末日來臨,香港更需要沉澱下來去認真思考未來的路如何前行,在凝聚共識之後,再在恰當的時機重新邁出這一步。王振民對大公網記者坦言,否決政改方案,香港的民主發展將遇到重大挫折,“挫折的影響會很深遠,”未來相當長的時間內不大可能提出普選的問題。

  王振民指出,依《香港基本法》規定,在2047年以前(編者注:香港回歸50年以內)實現普選都可以,因此就沒有必要在達不成一致意見的情況下,去推動普選。既然通不過,只能説明香港實現普選的時機還不成熟。

  “香港社會應該在政改方案不過之後好好沉澱一下。”王振民認為,香港社會各界也需要利用這個時機,冷靜下來去思考香港未來的民主之路究竟怎麼走?他判斷,這屆香港政府肯定不會重啟政改議題,預估在未來相當長一段時間內,香港的民主進程會被大大的拖後,受損的還是香港人自己的利益。

  他強調,即便是在未來某個時間重啟普選進程,還是要回到全國人的“8.31決定”上,回到《香港基本法》45條和“提名委員會”,“這一步是邁不過去的,還是回到‘原點’,與其再耽誤那麼多時間,為什麼不現在做呢?”

王振民:歷史轉折中的香港 要對得起這份幸運(下)

  採訪、文字:李柏濤 攝影:張文傑 攝像、剪輯:馮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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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政改通過 香港民主進入快速發展新境界

  王振民表示,反對派號稱自己是“民主派”,想加速推動香港民主,但實際上他們反而把香港的民主步伐一拖再拖,拖了這麼久,現在還要再繼續拖下去,非常懷疑這些人是否在真的“搞民主”,“他們到底是推動還是阻礙香港民主的發展,一目瞭然。”民主的發展就如同駕駛汽車,慢車道是汽車通向快車道的必由之路,民主的發展也是如此,慢慢的加速,民主的發展過程不能脱離這個規律。

  現在香港政府在《香港基本法》和“8.31決定”基礎上提出的政改方案,是一個相當好的方案。王振民説。如能順應民意獲得通過,待普選程序啟動後,“香港民主很有可能找到一條快速發展的路!”但原地踏步始終不會有這樣的機會。

  “這就像足球、籃球比賽一樣,”王振民舉例,想破門或投籃得分,只有在運動中才能找到機會,原地踏步任何機會都沒有。普選方案通過後,香港民主的發展會進入一個新境界,會有無限的可能,原地踏步則任何的可能性都將失去。

  王振民再次強調,香港未來的民主發展要遵循人大“8.31決定”,反對派若是真正為了香港好,捨棄個人利益上的一些考慮,這些道理一定要思考清楚。

  “泛民”不乏有追求的香港精英

  在日前中央三位負責政改的官員在深圳與立法會議員會面時,港澳辦主任王光亞將反對派分為兩類,並指出其中一些“泛民”的朋友是愛國愛港,誠心誠意考慮如何推動香港民主,中央願意與他們深入對話、交換意見。對於這些人,王振民在專訪中也提到,他非常認可王光亞主任的觀點。

  王振民對大公網記者説,“泛民”當中有一批這樣的人,他們有理想、有追求,對民主非常執著,這些是值得肯定的,“包括我內地的學者也很願意和他們進行對話,探討一些問題,”大家可以坐下來講道理。這些“泛民”的朋友內心純潔,非常善良的相信他們自己的主張“最民主”。但任何事情都不能從一個極端走向另一個極端,全世界也沒有任何一個地方敢妄言他們的選舉制度是最民主的。

  王振民表示,中央主動提出來在香港推進普選,只要道理講清楚,相信“温和泛民”的朋友還是會從大的戰略格局出發來考慮問題,作出最後的決定。王振民認為,這些人也是香港的精英,任何社會精英在歷史發展過程中都會扮演非常重要的角色,他們(指“温和泛民”)可能是香港實現歷史性轉折的決定性因素,“幾個人的一念之間很可能會決定香港未來走向何方!”

  反對派搞“捆綁”把戲源於不自信

  反對派搞“捆綁”把戲試圖騎劫一些不同的温和聲音,王振民認為這既不合理的,更不符合民主的原則。他批評,這些“泛民”朋友被激進派捆綁在一起,這本身就嚴重違反民主原則,“自己的做法都不民主還自稱是所謂民主派?”

  王振民説,據他了解,很多“泛民”議員內心也認可這套政改方案,畢竟香港就政改問題吵了這麼多年,終於盼到能邁出這一步,包括這些議員在內,誰也不願意輕易失去這個寶貴的機會。為什麼反對派要玩“捆綁”把戲?這源於他們不夠自信。

  剖析反對派不自信的原因,王振民分析,這就恰恰説明這個方案是合理的,有些“泛民”朋友內心深處雖然讚同,但外界造成的壓力,讓他們不敢自由的表達意見,這更是違背了一個民主社會的基本原則。

  中央懲罰投否決票者説法無從談起

  政改方案在立法會通過需要70名議員中的2/3投票支持,通過與否的關鍵票掌握在少數4、5個人手裡。王振民説,正是這些人有可能創造歷史,成為香港民主的功臣,但也可能同樣是這些人阻礙歷史的發展。

  王振民指,如果他們投了否決票,多少年之後再回頭看今天,他們也會反思自己的選擇到底是在推動香港民主的發展,還是阻礙民主的發展,是做了貢獻還是進行了破壞?將來歷史自有定論。王振民透露,在香港的時候有人問他,如果投了否決票,中央會不會懲罰?他反問,中央要懲罰什麼呢?懲罰誰呢?這種説法無從談起。

  他坦言,政改不過就是對香港500萬選民最大的懲罰,這些懲罰是誰帶來的呢?就是這些反對派議員,“幾個議員決定了幾百萬人的命運,”這本身就很滑稽。中央不會懲罰香港市民,“香港市民已經被懲罰了,”反對派實際上是拿幾百萬人的前途和命運做賭注,這是非常不負責任的做法。

  王振民強調,政改不過,受損失的是幾百萬港人,不存在懲罰不懲罰的問題,“中央堅定地與所有香港市民站在一起,”香港市民的利益受損,國家同樣也要承受損失。所以,應該譴責的就是這些掌握關鍵少數的議員。

  政改不過天不會塌 民眾要冷靜接受結果

  “政改方案通不過也不要太著急,再去爭論誰對誰錯也沒意義,”王振民認為,香港社會在未來若干年需要進一步的凝聚共識。他指,特別是從2003年到現在,經歷這麼多年的政治爭拗,香港內部確實需要沉澱一下,轉換話題,把政制發展放到一邊,討論經濟民生,討論香港在國家發展戰略和整個亞太區域的經濟發展當中扮演什麼角色。

  王振民説,這些年在創新科技領域,包括大的網絡科技企業沒有在香港產生的,其實香港有創造這些機會的條件,但精力都放在政改上,耗費了太多的時間討論政治問題。“香港過去這麼多年已經耽誤太多事了,香港陷在政治爭拗中不能自拔的時候,其他地方都在快速的發展。”

  王振民表示,1997以前香港人都討論經濟問題,回歸後開始轉向政治,香港已經“政治化”了,政制發展不能沒完沒了,香港沒有普選日子還能照樣過。他指,156年英國統治下沒有普選,過去18年裏也沒有普選,並非沒有普選天就會塌下來,香港社會和民眾還是要冷靜、平和接受關於政改的一切結果和事實。

  失去普選機會,香港未來如何往下走?王振民對大公網記者説,沒有普選不代表香港沒有出路,只要把經濟和社會民生搞好,法治健全,維護好香港的市場經濟,香港仍然是很有希望的地方,“香港的實力還在,制度框架還在,”把這些優勢繼續夯實,讓它變得更牢,看看將來什麼時候有條件,再來重新討論普選問題也未晚。

  “泛民”要把握機遇完成歷史使命

  王振民表示,能夠有機會去完成一件負有歷史使命的事,“這種機會不會經常有,”這麼重大的歷史時刻,並不是每個人都有機會去經歷和參與,有這種幸運能見證和經歷香港這麼重大的歷史轉折,在這麼重要的轉折點,自己的“一念之差”能決定香港未來往哪走,這種人也就是那麼幾個。

  他呼籲,“這些人要慎重,”把自己的眼光放長遠,應該在香港和整個國家的歷史發展長河當中,來給自己定位。王振民指,相信投票讚成政改方案通過的人,“一定是中華民族的歷史功臣,在中華民族的歷史上會重重的寫下一筆。”

  王振民認為,香港若能成為在“一國兩制”下第一個實現普選的地區,哪些人做出了貢獻,這些人會寫進中國的歷史當中。相反,如果反對,這些人就會在歷史的長河當中永遠被人遺忘,甚至留下罵名,香港一代一代的年輕人也會回過頭來質問他們,為什麼作出阻礙香港民主發展的錯誤決定,耽誤了我們的機會?

  他最後對大公網記者説,“泛民”朋友要意識到,創造歷史的機會不會隨時出現,相信他們大多數人一生中只有這一次改變香港民主發展的機會,“泛民”朋友要把握住這次機會,做出正確選擇,在若干年後回憶自己當初的選擇時,要對得起歷史給他們留下的這份幸運。

  “政治人物回顧自己的歷史,總是以自己曾經幹成了什麼事情而驕傲和自豪,絕對不會以自己沒有幹成任何事情、從來都是反對而光榮和自豪。機會就在眼前,是成就一份偉大的事業,圓港人普選夢,或者毀掉數百萬港人的普選之夢,端在一念之間,不要浪費這個千載難逢、成人之美、也成就自己的良機!”

專訪譚耀宗:有權投票就有責任為政改負責

  文/計夢慧

  6月17日,政改方案將在立法會闖關,廣大市民“一人一票選特首”的期待能否實現將很快落定。屆時方案會以決議案方式提交,全國政協委員、香港立法會議員譚耀宗介紹説,此次政改表決採取記名投票方式,當場宣佈方案支援和反對人數。

  譚耀宗表示,按照審議流程,從17日上午開始,69位立法會議員每人可以就表決發言一次,為時15分鐘,不能無限次發言“拉布”,預計要辯論兩至三日,才作出表決。他預計最快18日晚、最晚19日上午才能進行投票表決。

  落實普選是基本法目標

  “我希望通過,因為落實普選是廣大香港市民的期望,也是基本法定下的香港民主發展目標。”譚耀宗接受專訪時表示,從1200人的選委會投票選出行政長官到500萬人“一人一票”普選,是香港政制重要變化和進步。

  自香港1997年回歸以來,香港的民主政制依法穩步推進。譚耀宗説,中央希望香港落實普選行政長官的誠意毋庸置疑。2004年,全國人大常委會對香港基本法的有關解釋,明確了香港政制發展的法律程式;2007年12月,全國人大常委會列明香港可於2017年普選行政長官、2020年可普選立法會議員,為香港民主發展訂明時間表,樹立里程碑。

  在短短的18年時間裡,行政長官選舉的民主程度不斷提高,立法會選舉的直選因素不斷增加。香港逐步探索出了一條符合香港實際情況的民主發展之路,為實現基本法規定的普選目標奠定了堅實的基礎。港澳辦主任王光亞評價認為,“這是一個了不起的成就。”

  一人一票選出理想特首

  未來普選特首需要經過“提名委員會”和“市民一人一票”的關卡,一路過關斬將、最後脱穎而出。譚耀宗相信,“最終選出的特首是有能力有擔當的。”他瞭解到,現在社會上約有30%的人不支持政改方案。有反對派認為即使方案通過,社會也會更加撕裂。

  譚耀宗反駁指,香港是法治社會,如果法案得以通過,能夠增強特區政府的認受性,有利施政。市民也都會比較接受普選,並按照法律程式一人一票選出特首。在此基礎上取得經驗才能繼續調整和優化。他指出,不論中央還是特區政府已多次強調,行政長官選舉辦法日後可再修改,但必須按照基本法內所訂明的程式進行,“這些話講了不止一次,(反對派)不信,講多少次也沒用”。

  “民意要求政改‘行住先’,反對派在普選中亦可增加影響力。”譚耀宗認為如果能夠在2017年落實普選這一最終目標,體現了香港政治民主化向前邁進一大步。“一鳥在手,勝過百鳥在林。點解不行呢一步先?”

  有權投票就有責任為政改負責

  然而,反對派與中央和特區政府的分歧至今未有收窄。近日政務司司長林鄭月娥與反對派議員會面,為政改通過作最後的努力。但是會面沒有讓任何一位反對派議員“轉軚”支持方案。

  譚耀宗直言,如果此次方案遭否決,“會很失望”。他説,每一位有權投票表決政改的議員都有責任為政改的通過與否負責。

  圍繞政改,香港社會已經作出歷時兩年多的準備,中間亦經歷了很多波折,包括持續兩個多月的非法“佔中”,香港已經為此付出了巨大的成本。只有順利完成政改“五步曲”的剩餘步驟,讓本次政改圓滿落幕,廣大市民對“一人一票選特首”的期盼才不至於落空,香港各界的努力才不至於白費。

  “但是通不過也沒辦法。”譚耀宗説,“前一段時期花了很多時間在政改上,有了定案之後,就可以集中精力發展經濟改善民生了。”談到未來重啟政改的時間和形勢,他表示一切都是未知。如果要重新啟動五部曲,就要等到2017年新一屆政府產生,屆時行政長官的考慮、社會的訴求以及人大常委的決定等現在都未知。

篳路藍縷30載 廉希聖憶述基本法起草

  文/計夢慧

  1985年,在北京北太平莊一處賓館裡,廉希聖與內地參與起草基本法的委員們正在這裡學習香港“ABC”,以求充分熟悉香港社會狀況。這時,距離香港回歸還有12年,北京已經開始為迎接香港的回歸早早準備。

  1990年4月4日,《香港特別行政區基本法》由全國人大會議通過並由國家主席簽署公佈。1997年7月1日,《基本法》正式在香港實施。

  “這是一部具有歷史意義和國際意義的法律”國家領導人鄧小平這樣評價《基本法》。20世紀80年代初,為實現國家和平統一,鄧小平創造性地提出了“一國兩制”的科學構想,並首先用於解決香港問題。而這一創舉如何在香港“落地”?基本法解決了這一問題,讓“一國兩制”方針政策法律化、制度化,讓香港實現了“港人治港”、“高度自治”。

  《基本法》的制定 提前12年

  1984年,中英兩國簽訂《中英聯合聲明》,並承諾在1997年7月1日中國對香港恢復行政主權,第二年《聯合聲明》生效。從《聯合聲明》生效到《基本法》生效,中間有十多年,國家為何要提前這麼長時間制定《基本法》?

  “這是為了保持香港的繁榮和穩定,為了安定民心。”廉希聖分析認為,中央提前制定戰略計畫迎接香港回歸,首先是要以法律形式規定中央對香港的政策。《中英聯合聲明》雖然已經寫明中央對香港的12條政策,但要使這些方針政策法律化就要通過《基本法》的制定實施。

  同時,國家通過《基本法》實現在《聯合聲明》中的承諾,增強海內外尤其是香港市民對中央的信心。《基本法》也為接收香港的各項準備工作以及特區政府未來的職能都提供了方向性的指導和規範性的要求。

  《基本法》的起草 一個字“難”

  《基本法》起草委員會共有59人組成,其中36人來自內地,23人來自香港各行各業,這樣的構成比例曾令香港一部分人擔心條文在表決時得不到通過。但實際上,《基本法》條文的表決基礎是協商。“很多問題是在協商過程中達到共識,最後通過。我們沒有動用表決機器。”廉希聖説,起草工作是通過召開各項會議來完成,包括全體會議、專題小組會議,《基本法》條文組合會議等,一共召開了近80次。“在決定問題時必須經過討論,取得香港委員的同意。”

  以“一字千金”描述《基本法》也不為過,這部法律對香港的意義十分重大,而且史無前例——全世界還沒有一部體現“一國兩制”的法律。所以《基本法》在起草時候就備嘗艱難,廉老引述鄧小平當時的一句話説,“摸著石頭過河”,走一步説一步,逐個攻克難關。

  兩地起草委員有不同的文化和社會背景,幾乎所有的法律條文在起草時都有幾十種方案供表決和審議。甚至是僅僅涉及形式而無任何實質內容的方面都難以達成共識。廉老舉例説,即使在大綱的審議中也有兩人投反對票,因為他們認為這部法體例序號“太土氣”。

  而涉及到具體內容部分爭議更多,香港委員擔心《基本法》會突破聯合聲明的界線,對它進行擅改或扭曲,因此提出《基本法》內容跟聯合聲明應該保持一致。“這是毫無道理的。”廉希聖説,《基本法》是國內的法律,在《聯合聲明》裡的承諾都在《基本法》作出相應規定,但是不能夠以《聯合聲明》作為立法依據。

  《基本法》的爭議 港人的擔心

  在制定《基本法》的過程中,需要解決兩個問題:剩餘權利問題以及《憲法》在香港是否適用。聯合聲明中提到,除外交國防事務屬於中央政府外,香港享有高度自治權。從法律地位上來看,《基本法》在香港享有最高法律地位,但廉希聖強調,《基本法》是一部授權法,即香港所享有的權利是中央給的,“中央給多少香港就是多少。”

  當時的香港專家認為剩餘權利應當歸屬香港。“我認為這是沒有很好地區分聯邦制與單一制的權力分配的緣故。”廉希聖解釋説,中國是單一制國家而不是聯邦制國家。以聯邦制國家美國為例,其聯邦的權利是各州給予的。但同時為瞭解決港人的擔心,基本法中裡增加一條,“如果將來有需要的話,中央還可以再授予香港權利。”

  《憲法》在香港是否適用也是當時港人的擔心之一。當時,有人認為《憲法》不適用於香港,《基本法》根據《憲法》而來,但《憲法》在香港不適用,或者以“四角原則”為基礎,認為在解釋基本法時候不能引入《憲法》來解釋。“我們最後的解決辦法是在香港不實行社會主義制度和政策”,廉希聖表示,這在《基本法》序言裡有所體現,並且在總則部分最後一條寫明,在香港實行的制度和政策,以基本法為依據。

  《基本法》的核心  “50年不變”

  “一國兩制”作為治港方針,其重要內容之一就是保持資本主義制度50年不變。香港的資本主義制度自殖民時代由英國引入,以自由競爭為基礎,在生產流通過程中中小企業和中小資本為主體。同時由於香港匱乏,它與周邊地區和國家的依賴性很強,而且同世界各地的經貿組織接軌,採用的是各國熟悉的法律制度。“貿易通四海 財源達五洲”,這是香港的特色。

  另外,《基本法》中也説明香港生活方式50年不變。不過,從社會發展的角度來看,“這一點做不到”,廉希聖解釋説,生活方式會隨著社會進步而變化,不可能永遠不變。而將此寫入基本法也是為了安定香港民心,

  《基本法》另一核心就是“高度自治”,廉希聖指出,所謂“高度”是通過比較而存在的,與中國民族自治地方的自治權相比,香港的自治權確實很高。香港特區有自己的立法權、可以發行自己的貨幣、有出入境管治權、還有獨立的司法權和終審權。他提到,英國人管治香港100多年都沒有把終審權給香港,所以從這點看,香港自治權很高。此外,香港還有獨立的財政,中央不從香港拿一分錢的税收,“但是真正的香港要發生財政虧空了,發生經濟危機,中央還是鼎力支持。”

  從無到有、從理念到實踐,《基本法》現世已整整三十個年頭,也已實踐了將近十八年。回溯歷史,它展現了強大的生命力,確立了無與倫比、毋庸置疑的權威性。其每一項條文都凝聚了香港社會的廣泛共識,是全體中華兒女集體智慧的結晶,為回歸時政權的順利交接和平穩過渡,以及新時期香港的繁榮穩定提供了根本保障。繼往開來,在《基本法》下,香港這顆耀眼的“東方之珠”必將更加璀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