京津冀:邊緣突圍 區域重塑

7月25日,由大公報、大公網主辦的“京津冀協同發展論壇”在北京召開(攝影:王田田)

  大公網7月26日訊(記者 李曉蓉)7月25日,由大公報、大公網主辦,大公香港發展研究院承辦的“大公·京津冀協同發展論壇”在大公網北京運營總部召開。來自北京大學、中國人民大學、國家行政學院、中國社會科學院、中國經濟體制改革研究會、中國城市規劃設計研究院和安邦集團等機構的專家學者,與北京、天津、河北三地關注京津冀協同發展的官員、企業、媒體等各界人士近50人蔘會。研討會由大公香港發展研究院研究部主任許輝主持,大公網執行總編輯、大公香港發展研究院祕書長陳國棟代表主辦方致辭。

  陳國棟在致辭時表示,大公網早在2013年初的選題《省委書記的新使命》中即提出,北京是中國最早遭遇城市病的大城市,市委書記郭金龍面臨的最重要施政挑戰之一,即為破解北京的大城市病。當年下半年,習近平即視察北京,京津冀協同發展破局。今天,大公網誠邀各位專家學者研討京津冀協同發展的具體操作,意義非凡,是大公報、大公網作為媒體平台應該承擔的職責。

  會上,專家學者就京津冀三地未來的角色、產業融合、城市規劃以及通州作為北京行政副中心的機遇和挑戰等相關話題展開研討。中國社科院城鄉建設經濟系主任陳淮回顧了京津冀十多年的發展歷程,認為京津冀協同發展作為國家戰略,其重要性和被關注度與當年比已經大大增加。中國經濟體制改革研究會副會長孔涇源認為京津冀只有經濟上融合了、文化上融合了、體制上融合了,才能真正形成“邊緣突圍、區域融合”。北京大學首都發展研究院院長李國平認為京津冀協同發展的最終目標是建成世界第一等的城市羣,北京應該作為世界大城市,在全球競爭中發揮重要作用。

  國家行政學院教授汪玉凱建議,為服務於京津冀協同發展,河北的香河、三河和大廠以及固安和涿州的一部分應劃入北京。此外,他認為可以在京津冀一些地方設立行政改革特區,實行更加靈活的治理模式。在談及京津冀三地角色扮演話題時,中國人民大學經濟學院副院長鄭新業指出,北京周邊地區的貧困並不是由於北京帶來了“燈下黑”,相反恰恰是因為北京照得還不夠亮。中國城市規劃設計研究院規劃研究中心主任殷會良認為京津冀交界區域的資源環境承載矛盾極為突出,地下水超採和大氣污染問題非常嚴重,這決定了在該地區不宜再進行大規模的人口和產業集聚。

  安邦集團高級研究員唐黎明就北京行政副中心通州的發展做了專題發言,她以蘇州為例,希望未來通州城市副中心的建設朝着更宜居、更人性化和多功能的方向發展。大公香港發展研究院研究員宋代倫系統考察了京津冀交界地區9個區縣的產業發展和產業園區建設情況,其發言配以大量圖表,從分析數據看,三地的產城融合仍有很長的路要走。

  作為香港媒體,大公報、大公網長期關注國家發展,扮演香港特首梁振英所言的“超級聯繫人角色”,舉辦“大公·京津冀協同發展論壇”便是大公對國家大戰略的響應,今後將不定期舉辦更多類似活動,為國家發展積極出謀劃策。

  大公香港發展研究院是大公旗下的智庫,立足香港、輻射內地。作為承辦機構,秉承“用國家視野為香港建言,以香港視角為國家獻策”宗旨,積極推動香港和內地的各項研究,為政府、社會與企業提供更多的智力支持。


鄭新業:存在“環北京貧困帶”不是北京的錯

中國人民大學經濟學院副院長鄭新業

  在過去的20年裏面,凡是和中國競爭的國家,幾乎無一例外,都敗下陣來。這是我們國家的優勢,但也使我國外匯儲備升高,各方面的壓力也隨之而來。

  理解“新七點”,不能忽略“五化”產業的提法,忽略這個提法意味着中國新戰略中非常重要的一點會被忽略掉,意味着北京代表中國參與全球競爭這個維度被忽略掉,其危害甚至比交通擁堵問題更嚴重。

  很多人説北京是“燈下黑”,這點其實是不對的,因為如果沒有首都在,房山、昌平、延慶將全是國家貧困縣。從歷史上看,在中國開放體制下,華北平原並不是優先發展的地方,所以不是旁邊的“燈下黑”、貧困縣多,而是北京的燈不夠亮。

  京津冀這麼重大的事情,研究還是不夠,至少在經濟層面來講研究是非常薄弱的,這體現在很多方面,比如基本理論不清楚,基本數據太少,所以從經濟學角度講,還需要反思一下。

  北京已經代表全國參與全球競爭了

  如何評價現行的京津冀協同發展戰略?它的目標到底是什麼?京津冀協同發展是習總的重要戰略,那麼這個重要戰略要解決什麼問題?眾所周知,改革開放是我國的基本國策,但是現在很多人也説,開放可能不一定是基本國策,尤其是對歐美的開放。其原因是,改革開放30年來,主要的成功其實是對歐美的開放,對WTO、世界銀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等為核心的現代國際金融體系和以歐美市場為主要趨向的開放。這個開放的基本特徵其實反映出了我國的基本戰略,那就是和發達國家合作,和發展中國家競爭。在這個體系中,收益並不高,但給歐美打工,好處就是沒有什麼風險,這也是改革開放30年來最大的成功。

  在過去的20年裏面,凡是和中國競爭的國家,幾乎無一例外,都敗下陣來。這是我們國家的優勢,但也使我國外匯儲備升高,各方面的壓力也隨之而來。另外,有一個重要的國內問題是,幾十年來,沿海地區基本上都是主要的國際經濟活動參與地區。經濟實力靠前的幾個省份佔國際貿易,或者FDI(國際直接投資)的比重都已經達到了百分之六七十,而像河北、河南、山西這些地方,幾十年來幾乎沒有太大的改善。所以要反思第一個問題便是,現行的國際開放戰略能不能惠及內陸地區,這是個大問題。在這個問題的大背景下再討論京津冀這個話題。

  從習總的角度講,前三代領導人已經把這一塊業務做完了,所以他就需要解決內陸省份的發展問題。在傳統的開放已經不行的情況下就需要再去重讀“新七點”,在我看來,很多人都誤讀了“新七點”。“新七點”中專門提到的“五化”產業,忽略這個提法意味着中國新戰略中非常重要的一點會被忽略掉,意味着北京代表中國參與全球競爭這個維度被忽略掉,其危害甚至比交通擁堵問題更嚴重。那麼在“新七點”底下合理的發展是什麼,第一要綠色發展,第二要窮人發展。北京已經代表全國參與全球競爭了,而北上廣三地應該説是當前全球競爭中最困難的省級單位,因為他們過去是同發展中國家競爭,現在直接代表中國和全球最好的國家競爭,對手是日本、德國、美國這些發達國家。像北京的醫療、教育、體育、傳媒這四個產業,其實是代表着中國在同全球競爭。

  所以河北和北京的目標其實只有一個地方是相同的,這就是要綠色發展。但同時北京還面臨着新產業的發展任務,河北還需要面對窮人的發展。

  面臨京津冀協同發展的改革,光在省級層面做事情是不行的,財税體系才是一體化的主要障礙。例如動物園批發市場,只要稍稍提税,它都會面臨較大的危機,整個過程是不需要行政手段的。有時候我們處理問題的時候更好用的工具我們不用,反而堅持用喜歡用的工具。

  説北京“燈下黑”是不對的

  污染的問題,北京的責任更重,當然也有人説要區別責任,這個意識並沒有錯,但若是從責任的角度講,供給方是河北,需求方則是北京。另外很多人説北京是“燈下黑”,這點其實是不對的,因為如果沒有首都在,房山、昌平、延慶將全是國家貧困縣。從歷史上看,在中國開放體制下,華北平原並不是優先發展的地方,所以不是旁邊的“燈下黑”、貧困縣多,而是北京的燈不夠亮,只照了房山等地。

  希望會有更多的人關心北京的產業發展,特別是新產業的特點以及相對應的產業政策,因為現有的財税體系是不足以支撐它的發展的,研究的也不夠多。

  今天我從經濟學的角度,理解大戰略下的京津冀,只有理解了它的大目標,才能更好的理解政策、評判政策、預言政策。因此重視“新七點”中間的“五化”是代表着關注北京、關注中國的全球競爭。其次,北京的四個主要核心產業,彼此的產業特徵、全球競爭方式都是不一樣的,而這和現行的財税體系也不一定融合。總結而言,一、“燈下黑”不是北京的責任。二、過於驅逐外地人將不利於北京市新產業的發展。三、財税體系是當下最有效的工具。


汪玉凱:河北部分縣市應歸入北京行政區劃

國家行政學院教授、中國行政體制改革研究會副會長汪玉凱

  北京市政府搬到通州之後,北京市原來定的很多規劃戰略可能會做很大的調整,因此要從京津冀協同發展來考慮行政區劃調整。通州作為北京副中心,河北的香河、三河和大廠,我認為這一市兩縣應該劃歸到北京的行政區劃,這樣就可以為北京副中心的發展留出相當的空間,也可以考慮把固安和涿州劃給北京。香河、三河和大廠,再加上固安和涿州,在明清兩代基本上都是歸北京管的。

  可以在京津冀一些地方設立行政改革特區,成功以後在全國推廣。就是從行政改革的角度做大文章,現在很多地方的經濟社會發展都受制於體制、受制於行政體制改革,因此可以大膽的搞行政改革特區。

  我給中央的建議是省以下完全可以搞黨政融合體制,完全沒必要有這麼多機構,這麼多人。所謂黨政融合,就是在地市、縣這兩級,書記不能擔任人大主任,但是書記市長可以由一個人來擔任,而不要兩個人,兩個人只會產生矛盾。

  2000多萬人口的首都北京,周邊有500多萬貧困人口、幾十個貧困縣,造成這個結果的原因,主要不是市場的力量,行政力量的因素是很大的。成也蕭何,敗也蕭何,我從行政角度講三個觀點:第一,行政博弈不可避免,但是要防止惡性的博弈;第二,要通過兩市的行政博弈,推動京津冀一體化的發展;第三,要用行政改革的視角來為京津冀一體化提供體制保障。

  京津冀行政博弈由惡性走向良性

  京津冀一體化實際上並不是“十八大”以後提出來的,在過去至少有十幾年都在討論這個問題,但基本都是紙上談兵,基本原因是三地行政存在惡性博弈。像習總書記講的,就是一畝三分地,都想佔便宜,誰也不願意讓步,所以一體化不可能有進展。那麼,十八大以後,之所以這個戰略提到日程上來,主要的力量還是來自行政。如果沒有主要的行政力量介入到京津冀一體化大戰略,現在的博弈可能還是惡性的博弈。

  主要的力量介入,主導一體化的大戰略制定,由此我認為京津冀一體化,正在由過去的惡性博弈,逐步走向良性博弈的軌道。而這個道路有兩個標誌,一個是即將出台的一體化戰略,這是一個大工程,不僅是解決北京的城市病問題,也不僅是解決三地的霧霾問題,它是圍繞中國未來經濟發展大的增長引擎,是整個中國經濟發展戰略的問題中重要的一部分。第二個標誌是,通過這一年多緊張的工作,京津冀已經找個三個突破口:交通一體化,產業促進佈局,生態環境的突破。我認為以上是由過去的惡性博弈止步不前到行政力量介入以後,使一體化的戰略直接落地的兩個主要標誌。

  行政良性博弈是三地一體化發展的重要保障

  三地的博弈永遠不可避免,但要防止惡性博弈,各自為政。這裏面有三個觀察,第一要從大局出發,然後再看小局,因此要有國家戰略來規範各方的行事行為,不管是北京,天津、河北,都要符合這個大戰略。國家出台的大戰略是規範三地行政權力的基礎。在一定意義上講,這個戰略的達成也是通過對三地行政行為的規範,在一體化戰略實施中良性博弈的過程。

  第二個,京津冀在這麼長時間發展以後,各地都有許多這個中心那個中心的提法,但其實就只有一箇中心,那就是北京,其他都不叫中心。這個戰略對我們非常重要,這個戰略指向非常清晰以後,然後以北京的四個中心為龍頭,不斷地打造天津、河北的強勢方面。在這個意義上講,以北京為中心的大戰略,為下一步三地行政的良性博弈奠定了很重要的基礎。當然即使有了這個基礎,可能還會在很多具體環節上產生很多相互扯皮的惡性行為。

  另外,要承認京津冀一體化過程的複雜性,這是一個過程,不可能一蹴而就,現在河北經濟發展水平和北京、天津的差距很大。所以京津冀一體化不可能在關鍵點上馬上就抹平,它是需要過程的。三方政府只有正確地理解了京津冀一體化本身,才能在這個過程中把控好這個點。在大戰略下,如何推動三地社會經濟良性發展也是行政良性博弈的前提,而行政良性博弈又是未來京津冀一體化的重要保障。

  加大行政變革力度可在京津冀設行政改革特區

  從現在推出的戰略保障來看,有幾個問題還是需要再思考的,第一是中央的力量要長期介入,像京津冀一體化領導小組要長期在這個過程中介入。第二是北京市政府搬到通州之後,北京市原來定的很多規劃戰略可能會做很大的調整,因此要從京津冀一體化三地來考慮行政區劃調整。通州作為北京副中心,它再往北就是河北的香河、三河和大廠,我認為這一市兩縣應該劃歸到北京的行政區劃,這樣就可以為北京副中心的發展留出相當的空間,否則它就沒有發展空間,也可以考慮把固安和涿州劃給北京。香河、三河和大廠,再加上固安和涿州,在明清兩代基本上都是歸北京管的。

  除此之外,還可以把東城區、西城區合併歸中央直接來管,成為中央直接行政區,這兩個地方是100平方公里,而三河、香河、大廠、固安、涿州接近2000平方公里。如果把東城、西城合併,建成主要特別行政區,它是100平方公里,這兩個地方將近有200多萬人。北京搬了以後這基本上就是中央所在地。

  最後一個觀點,可以在京津冀一些地方設立行政改革特區,就是從行政改革的角度做大文章,現在很多地方的經濟社會發展都受制於體制、受制於行政體制改革,因此可以大膽的搞行政改革特區。

  我給中央的建議是省以下完全可以搞黨政融合體制,完全沒必要有這麼多機構,這麼多人。所謂黨政融合,就是在地市、縣這兩級,書記不能擔任人大主任,但是書記市長可以由一個人來擔任,而不要兩個人,兩個人只會產生矛盾。第二,讓他們組合,誰要提副省名單,誰提一把手的名單,誰提名,誰就要承擔連帶責任。提出以後,提交組織部和人大任命。第三,縣長、市長需要黨政機構融合,我們搞黨政融合機制,應該制定架構,包括省都可以這樣搞。這樣,官員的選拔完全改變體制,有兩條線協助一把手,人大主任領導人大,協助縣長、市長;紀檢由書記垂直管理,兩條線協助一把手,這樣我們的協助體制根本改變了。所以,我們要通過體制創新解決我們的大難題,可以在京津冀一體化中實行行政改革特區,成功以後在全國推廣。

孔涇源:產業優勢互補與京津冀融合

國家發改委經濟體制綜合改革司原司長孔涇源

  圍繞着北京、天津,河北省有一大批貧困縣。這麼大的經濟落差,就是因為我們在行政區劃、乃至用地制度上管制過死過嚴。

  京津冀一體化發展要由高層主導、地方跟進型過渡到市場主導、政府引導型。否則,動力不足、根基不牢。目前還在高層規劃階段,但哪些是由市場主體和當地需求所發生的,哪些是從戰略層面、全局視野來考慮的,要分清楚,以定其責、各盡其能。

  歐盟各國就是通過共同體的方式進行整合、融合,甚至形成統一的市場與貨幣,國界也相對淡化。京津冀協同發展的關鍵,也是要打破對三地融合發展的各種限制,改變那些不符合一體化發展的體制機制,真正實現三地經濟、文化、社會一體化以及體制上的融合。

  考慮京津冀的問題,要放在世界範圍內的的市場化、資訊化和全球化的三大趨勢中,以及國內的工業化、城市化、資訊化和農業現代化即“四化同步”中來考慮。如果離開這個大背景、大環境,簡單地討論這個問題可能會侷限於一隅而不見全局。

  雖然主辦方的主題是“邊緣突圍、區域融合”,但因為我長期做宏觀政策和體制改革研究,因此想問題的角度還是從宏觀角度切入。今天説到“京津冀”,這是按行政區劃而言,如果從地域範圍而言,也可以説京津兩地都在河北省的範圍之內。

  邊緣突圍需五大轉變

  無論經濟區位理論,還是所謂增長極理論,都認為總有一些地方先發展起來,形成優勢、再行拓展問題。到今天,京津冀要協同發展、一體化發展,需要邊緣地區成長起來。要實現會議主辦方所期待的“邊緣突圍,區域融合”,至少需要推動五個轉變。

  一是中心城市要由資源虹吸型轉變到產業外溢型。要創造實現這種轉變的利益推動機制和產業轉移條件,否則,地區間基礎設施越改善,交通流通條件越便利,資源就越有可能向中心城市集中,這是過去曾經發生過、甚至今天仍然在重複的故事。

  二是京津冀三地都應該從過去那種追求產業門類齊全的思路,轉變到發揮比較優勢的模式上來,盡力形成三地間的產業互補格局。這與發展階段也有關係,經濟起飛之前,衣食住行都是基本需要,各地都急需發展,但長期求全發展恐怕就是問題了。

  三是從過去的平面外延型轉變到點狀佈局、適地發展型模式,力求開發適度、佈局合理。否則,“大城市病”難以避免,短期看很不宜居,長遠看無法實現可持續發展。

  四是資源配置從行政區劃型配置轉變到經濟融合型配置。我國以往的產業配置通常是按照行政區劃來配置的,這就造成了一些地區的開發強度遠遠超過該地區的承載能力,未來在京、津兩地應採取開發強度管制舉措,盡力改變北京、天津現在嚴重的資源瓶頸、環境污染、水泥森林問題。

  五是京津冀一體化發展要由高層主導、地方跟進型過渡到市場主導、政府引導型。否則,動力不足、根基不牢。要研究邊緣地區如何在市場主導和政府引導下,決定發展哪些產業門類,相應解決所涉及的一些宏觀政策。目前還在高層規劃階段,但實際上哪些是由市場主體和當地需求所發生的(問題引導型、市場引導型),哪些是從戰略層面、全局視野來考慮的,要分清楚,以定其責、各盡其能。

  三大產業齊發展促融合

  “邊緣突圍、區域融合”,實現與中心城市一體化發展,在第一產業方面,首先要注重基地型農業產業鏈建設。包括需求引導型的無公害、標準化農業基地建設。

  其次,在綠色化、標準化的基礎上,從地頭到餐桌,加快農業產業鏈及物聯網建設,將生產鏈、供應鏈建立起來,把傳統農業和現代資訊產業結合起來,實現線上線下無線對接、有機結合。

  第三,要完善農業人口梯度轉移及外來勞動力遞補機制。大城市周邊農村勞動力和農業人口不斷在向二三產業轉移,需要外來勞動力補充到相關產業中,因而京津冀三地尤其是京津兩地,對外來人口不應當是簡單地排斥,而是如何吸納、合理地吸引在哪些產業、哪個地區的問題,防止過度地集中在某地、某業,形成社會問題。

  此外,要建立與現代農業發展相關聯的、以租賃為主的土地使用權流動機制,而不是過去那種賣地模式,以利於各業發展。

  在第二產業方面,要注重“飛地型”製造業轉移園區建設。

  第一,加工製造業要由過去城鄉間乃至區外、境外的縱向分工轉變為城鄉結合部或“飛地”區域內的橫向分工,儘可能降低物流配送和其他中間成本。重慶市就是一個例證。他們在內地打造了涉外經濟高地,就是把沿海地區有地理經濟優勢的加工貿易模式經過改造,將國際間加工貿易的縱向分工,變成了重慶某一個新區的橫向分工,結算中心也不得不內移,再加上“渝新歐”鐵路運輸線路的開通,物流和中間成本大幅降低、形成競爭能力。

  第二,創新工業用地體制,促進邊窮地區土地效益的提升。農村建設用地同權同價、同等入市是一個方面,但還是要重點發展土地逐年租賃制度。除新增用地實行年租制外,我國工商業用地使用權出讓一般是50年,改革開放以來已經近40年了,現在籌劃新一輪土地使用模式還來得及。圍繞着北京、天津,河北省有一大批貧困縣。這麼大的經濟落差,就是因為我們在行政區劃、乃至用地制度上管制過死過嚴。既然搞京津冀一體化,在土地利用上也應該有比較成本選擇,可能對一些產業有吸引力的,恰恰就是這些周邊地區或邊緣縣區。

  第三,努力打造“兩化融合型”線下產業基礎。京津兩地都有很好的資訊產業與網絡技術基礎,河北又是重化工業大省,工業化與資訊化、線上與線下深度融合大有可為。或者説,線上的研發運營,更多地集中在京津等中心城市,線下產業從農業種植養殖、工業設計製造,到服務業各種門類、物流配送載體與流程等,統統進入到它適合的地方,創造一種新的產業模式和商業形態。

  此外,還要優化税收、利潤、就業等制度安排,形成合理的利益分享機制,促進三地間產業自由轉移、優化配置。並且,借新一輪税制改革之機,建立起包括邊緣地帶在內的與地方職能、作用相對稱的主體税種,改變税收、利潤過多集中在城市地區、大型企業總部所在地狀況,由此促進各類產業和各個地區平衡發展。

  在第三產業方面,京津冀地區尤其應該注重鏈條式服務業基地建設。

  一是加強物流集散、配送基地建設。針對過去物資配送、商品批發等業過多集中在市區,造成市區人流、物流疏解困難的問題,這類設施與機構應儘快向邊緣地區遷移,促進業態的發展優化和城區交通、居住環境的改善。

  二是加強需求外溢型服務業基地建設。京津冀三地收入落差較大,消費需求層次也有明顯的差異,由收入差異派生的需求外溢,是三地互補發展的一大契機,相關產業應當得到重視。如舒適宜居、休閒度假、綜合健身、觀光旅遊基地建設等。其中旅遊業本身就是一個綜合性服務業,可以從當地自身的自然地理、人文歷史等優勢資源利用,到向全國乃至向全球延伸、形成旅遊產業鏈,這也是旅遊業做大作強的發展方向。

  三是加強優質醫療資源診療新區建設。現在高等級醫療機構,過多地集中在大城市的中心城區,全國人民集中來中心城區看病,能不產生一系列問題嗎?為什麼不能在周邊地區、交通樞紐附近,新建一批診療基地呢?新的診療中心也可以線上、線下進行整合,在市區可以診療、在郊區及周邊地區同樣可以診療。

  四是加強研發、教育及相關服務基地建設。隨着交通、資訊條件的改善,一些研發、教育機構完全可以避開中心城市。尤其是跟農業相關的科研、教學機構,不宜留在中心城市。機構外遷,既有利於自身、也有利於邊緣地區的發展。如北京一家國家級農業研究機構,隨着城市的發展,其處所和試驗基地已經處在中心城區。它那一畝三分地,由於工業、生活污水排放甚至空氣污染等,或許已經不適合良種培育等農業科學試驗要求,完全可以進行土地置換、異地新建。類似情況還包括一些人口過於集中、不適合佈局在中心城區的高等院校等。

  五是加強銀色健康產業基地建設。隨着老年社會的來臨,養老壓力越來越大,獨子家庭集中的特大中心城市問題就更為突出。選擇風景優美或環境宜居的邊緣縣區發展相關產業已迫在眉睫。其產業鏈也很長,包括衣食住行、起居護理、醫療保健、康復治療、綜合健身、文化娛樂、交往接待、資訊交流、臨終關懷等等。

  六是加強線上線下整合對接型服務基地以及數據計算及備份基地建設等。與京津冀科技優勢、“四化”同步發展有關的資訊網路業、物聯網線上平台、線下產業,以及數據備份等基地建設,也應該在邊緣區或接合部加快發展,這是縮小區域差別、提升周邊質量的重要方面。

  大家知道,歐盟各國就是通過共同體的方式進行整合、融合,甚至形成統一的市場與貨幣,國界也相對淡化。京津冀協同發展的關鍵,也是要打破對三地融合發展的各種限制,改變那些不符合一體化發展的體制機制,真正實現三地經濟、文化、社會一體化以及體制上的融合,包括本次會議討論的“邊緣突圍、區域融合”問題,進而形成新的發展高地,作為又一個增長極帶動全國的發展。


殷會良:京津冀交界地不宜再進行大規模人口和產業集聚

中國城市規劃設計研究院規劃研究中心主任殷會良

  京津冀交界地區一般認為包括北三縣、通州、武清、廊坊以及涿州,規劃上經常把這一地區統稱為北京的東南地區,這個地區發展活力最好,但同時也是協同發展中矛盾和問題最多的一個地區。地下水超載導致的地面沉降非常嚴重,尤其在北京南部和河北、天津的交界地區。

  以北京為中心30公里半徑、60公里半徑、90公里半徑的交通是要通過不同制式的、不同層次的軌道交通來連接的,這樣才能夠解決目前大規模的異地通勤問題。也就是説,通勤有一些是通過地鐵,有一些是靠城郊鐵路,還有一部分靠城際鐵路,不能指望北京的地鐵能把所有的問題都解決掉。

  我很榮幸參加這個會議,我們單位(中國城市規劃設計研究院)過去兩年一直在參與或者負責北京、天津、河北廊坊等地的城市總體規劃編制工作,也參與了《京津冀協同發展規劃綱要》以及相關專項規劃的編制和諮詢工作。

  京津冀交界地區的地面沉降很嚴重

  今天的主題提的非常好,談京津冀邊界和跨境地區的發展問題。目前來看,京津冀協同發展規劃編制的全局工作已經告一段落,在一些重點地區和重點方向率先突破將是今後一段時間內工作的重點。交界地區的重點一般認為包括北三縣、通州、武清、廊坊以及涿州。規劃上經常把這一地區統稱為北京的東南地區,這個地區是發展活力最好的,但同時也是目前京津冀協同發展中矛盾和問題最多的一個地區,我想從兩個方面談。

  首先,這個地區的水資源狀況非常嚴峻。地下水超採目前是京津冀地區最為嚴重的,地下水超載導致的地面沉降也非常嚴重,尤其在北京南部和河北、天津的交界地區。

  第二個是大氣環境問題。這幾年京津冀地區的霧霾已經成為社會討論最激烈的問題,也是京津冀協同發展的一個重要驅動因素。北京東南地區地是京津冀大氣污染擴散條件最差的地區,這個既跟目前京津冀大氣環境的變化有關,也跟整個華北的地形有關。北京南部處在一個靜風區中,風速很低,大氣污染物在這個地區很難擴散,極易形成一個穩定而集中的大氣污染帶。雖然,這個地區發展條件很好,目前也被三地寄予厚望,但是,從水資源和大氣環境來看,這個地區不應該再進行大規模的人口集聚和產業開發。

  京津冀三地希望把這塊區域作為各自的增長點、協同發展的引爆點來推動。從去年開始,河北、天津、也包括北京都在這一地區規劃了大量的城市和產業建設空間,也都試圖再進行一輪大規模的人口和產業集聚,這是目前急需要化解的發展衝動,也是有違目前京津冀協同發展的總體要求。

  不能指望北京的地鐵把所有異地通勤問題都解決掉

  目前京津冀協同發展談得最多的還是開發建設。但對這一地區空間資源的開發與保護,特別是對城鄉空間資源合理利用的科學規劃安排,目前還缺少有效的管控手段和統一的規劃。我想下一步工作,可能要從四個方面尋找突破口。

  第一,國家要牽頭,要通過立法的方式,把一些協調機制,一些管控手段明確起來,這是當下首先需要解決的問題。從一些國外大國首都地區的發展經驗來看,對首都地區的發展都是會通過立法的形式,理順中央跟地方、跟各個行政部門、跟市場和社會的關係,這是很多國家的通行做法。

  第二個問題,在城鎮開發和基礎設施建設方面要統一規劃。京津冀交界地區,實際上並不適合大規模的人口和產業集聚,但是又要發展,就必須要走一個綠色的、緊湊的和更加集約的一種發展方式。不光是北京現在要疏解人口、疏解產業,天津和河北也要控制住和抑制住無序的發展訴求。這不單單是北京的問題,也是天津、河北需要共同面對的。

  第三,重大基礎設施的選線和選址要跟城鎮的開發緊密結合起來。以北京為中心30公里半徑、60公里半徑、90公里半徑的交通是要通過不同制式的、不同層次的軌道交通來連接的,這樣才能夠解決目前大規模的異地通勤問題。也就是説,通勤有一些是通過地鐵,有一些是靠城郊鐵路,還有一部分靠城際鐵路,不能指望北京的地鐵能把所有的問題都解決掉。讓軌道上的京津冀逐步去替代高速公路的出行方式,這樣既可以提高城市的發展效率,又可以減少大氣污染。

  第四,要花大力氣去提高北京周邊這些城鎮的發展品質。如果把北京跟上海做比較,上海周邊的300公里之內,有大量的高品質的城市:蘇州、杭州、無錫和南京等。但北京周邊300公里以內,高品質的城鎮寥寥無幾。下一步怎麼去提高河北一批中心城市的發展品質,是這一輪京津冀協同發展中河北要重點去做的工作。

  近期交界地區有四個問題需要重點研究和關注。第一個,交界地區的生態保護,還是應該作為三地協同發展的首要的任務。第二,通州的問題,這是目前的焦點。但既然已經決策了,接下來更多的是要討論怎樣科學應對的問題,比如通州如何去融入大區域的發展,一些重大的基礎設施怎樣跟通州銜接起來,這些問題已經擺在北京市政府面前,都需要解決的。第三,通州和北三縣怎麼協調,區域生態廊道怎麼去保護,重大基礎設施怎麼銜接,這是兩地政府必須要做的工作。第四,行政區劃是否需要調整。這些問題,都是目前必須要抓緊研究,並儘快提出工作的方案。


唐黎明:通州,何以建設城市副中心?

北京安邦諮詢公司高級研究員唐黎明

  通州區域發展是不平衡的,其產業和城市品質跟首都是不匹配的。而碎片化的空間佈局又帶來基建成本、管理成本的增加。土地指標高度集中在新城區的建設,進一步加劇了區域發展的不平衡。通州還存在園區分散化、流動人口較多、公共配套跟不上等問題。在通州跟河北接壤的一些死角地方,從它的城鄉品質來看,完完全全就是一個“小河北”。可能有一些地方,還不如河北的一些地方。

  通州該打造什麼樣的城市副中心?我覺得最關鍵的問題就是規劃理念和規劃思維的轉變,而這種轉變要跟城市的建設密切相關。以前的新城建設都是政府自上而下推動的一個工程,然後產業就趕過去了、企業也搬過去了,實際上還是依靠行政指令來進行城市建設。但真正的城市建設,是需要符合城市發展和產業發展的具體規律的。

  現實中,很多城市的建設並不是按照人的尺度來的,它完全是按車的尺度建設起來的。所以無論是對未來的通州新城的建設也好,還是對於綜合其他城市的建設來説,都應該是一個自下而上的,產城人融合的一個系統工程。

  每一個地塊都應該考慮到人的需求,而這種需求實際上是多方位的,是跟我們的產業密切相關的,跟我們的公共服務、生態環境、城市管理、社區管理等密切相關的。所以未來通州的城市副中心的建設,希望它是一個更宜居的、更人性化的、多功能的一個多樣性的城市。

  通州現在存在什麼樣的問題,它怎麼才能夠建設成一個完全不同於現在北京的、一個新的城市副中心,從微觀的情況看,突破口是什麼?特別是規劃思維要有哪些轉變?

  實際上,整個通州的形成是比較破碎的,它是一個碎片化的空間,有很多的水系、大型交通通道以及大片的隔離帶,使整個通州的城市空間看起來非常破碎。

  通州的城市發展歷程,和北京市的城市發展的歷史變遷是分不開的,從明朝的時候,它就是京東的樞紐。在50年代,它是一個工業衞星城,所以有一個相對有序的發展。隨着它配送功能變得越來越強大,房地產業也成為整個通州的一枝獨秀。但當它想找一個地方來建城市規劃館展示城市的變化時,卻找不到地方了。這是因為之前完全沒有考慮到未來城市發展的預留空間問題,把所有的地都用來做建築和居住的功能了。

  北京定位為世界城市,作為現代化國際新城,並不是到最近才提出城市副中心建設的。通州作為城市副中心,實際上非常早就提出來了,部分的行政功能搬過去,而且也確實預留了很大的一塊地放在那,但是沒有任何部門願意搬過去。只是習主席上台以後,把它當成一個政治任務來做,才最終拍板定下來在這兒建立一個城市副中心。

  但為什麼會是通州而不是北邊的一些區域,我想更多的同京津冀協同發展密切相關。通州在地域上來説實際上是三地(北京、天津、河北)交界的一個地方,而北京市政府的搬遷是可以用非常好的城市資源來拉動區域的發展,也可以更好的拉動整個京津冀地區的一個發展。而北京市對通州區的要求,從最初的北京市的總體定位,到現在新常態下“瘦身健體”,這也是最近這一段時間的熱詞。既要“瘦身”,又要“健體”,但是GDP的量還是不會變,這使得北京好多區叫苦連天。很多需要關停並轉移企業停掉後,固定資產投資數據、GDP指標,在各位官員的考核表中還是沒變的。同時,“瘦身健體”需要一個漫長的時間,但是我們整個的考核體系並沒有跟着進行一個相應的變化,這會使得北京市各個區政府官員的壓力非常大。

  通州的短板

  通州區的整個發展包括它的城市發展和產業發展,它有什麼樣的短板?從空間形態上看,是非常不平衡的。通州發展最好的是離國貿最近的那一塊區域,但再往西邊、南邊走,實際上它整個區域發展是非常差的,從它的產業、城市品質來看,都是跟整個首都——北京是完全不相匹配的,因為它整個區域發展是不平衡的。

  第二個方面,就是它碎片化的空間佈局,省道、高速公路、鐵路、水系、還有綠隔建設等,使得整個區域中間被弄的零碎,所以它整個基礎設施成本、交通建設的成本,還有管理成本都是非常高的。

  第三個問題,就是土地的利用指標,這實際上對政府來説是非常好的資源。土地指標總量就那麼多,是要投在核心區建設,還是投在邊緣區域建設,這完全是由區域説了算的,鄉鎮基本上是沒有發言權的。當然,這也是由我們的行政體系所決定的。因此北京市政府要搬哪去,是中央説了算的。東城和西城問題上,可能北京市就有很大的發言權。

  而通州區整個的土地指標,是高度集中在它新城區的建設,對周邊區域是非常少的,這也給通州的發展帶來了很大的問題,導致北邊區域發展不平衡。通州可以説是北京的一個縮影,它的整個的區域發展是非常不平衡的。

  另外它有很多園區都是原來在進行鄉鎮企業建設的。各個鄉鎮招商引資,引來的一些企業,放在這個急需建設用地的地方,就會有很多的工業大院,園區就比較分散化,這跟其他的園區分佈是不太一樣的。

  還有人口問題,是很不平衡的。這些人每天來回奔波在進城出城的路上,交通的成本是非常大的。此外,它的整個所謂的低端人口,即流動人口,較多都集中在通州。從另外一個層面上來説,這又像北京的又一個人口調控。雖然我個人非常的反對這樣一個調控。因為如果只保留所謂的精英人口、高端人口,是完全不可能的。那樣的話,北京市政府、中央也是根本不可能運轉起來的。但是現在,中央和北京市都把人口調控層層分解,北京市委要疏減多少人出去,落實到每個區多少人,將這種硬性任務都放在各個官員的身上,因此整個人口調控的壓力是非常大的。另一方面,人口結構也是一個很大的問題,因為不少的小商小販,也都集中在通州。

  公共配套資源方面,實際上跟人口的增長是嚴重不匹配的,特別是學校、醫院、道路、水電、氣站供應。我去通州調研的時候瞭解到,通州的好多的村還沒有通天然氣,這個非常難以想象的。之前我到新疆非常偏遠的南疆縣城去調研的時候,那裏的村裏面都通了天然氣。所以説它的整個公共配套資源,跟人口增長是不匹配的。

  然後是生態環境的問題,比如水和空氣的治理,實際上是需要突破很多行政壁壘的,只一個區政府並不能解決所有問題。綠地環境,僅僅就是造林任務,一個任務發下去按照它來做就行了,非常單一。比如會種很多的白楊樹,但是,這樣一來,景觀的複合和綜合功能完全沒有體現出來。

  最後,就是城鄉環境的問題,如果去北京市的一些偏遠郊區去看,就會對現在的城鄉環境有一種震驚的觀感。在通州跟河北接壤的一些死角地方,從它的城鄉品質來看,完完全全就是一個“小河北”,可能有一些地方,還不如河北的一些地方,這樣的地方還是比較多的,它的短板的問題是非常突出的。

  通州發展要補短板、調結構

  怎麼來尋求一個突破口,我覺得第一個轉型就是補短板。就像剛才談到通州在人口產業,空間形態、公共配套、生態等多方面存在的短板,這就需要一個一個補。第二個就是調結構,重構一個城市的多樣性。

  其實關於重構城市多樣性,就像剛才一位提問者問到的一樣,我們理想的城市是什麼樣的城市?那麼未來通州如果要建城市副中心應該建成什麼樣?這裏面就涉及到規劃思維的轉變。這就需要追溯北京市整個的城市規劃佈局所面臨的問題,不光是北京市的城市規劃,包括中國好多城市的規劃,實際上都沿用着條塊分割的,計劃經濟時代的規劃思維。比如這邊是CBD的區域,那邊是金融區,再過去就是住宅區。這對於一個小城市的規劃來説是沒問題的、成本也不算太高,但當一個兩三千萬人口還分大片區進行佈局的話,就必然會造成嚴重的交通擁堵。像我住在某個地方,要娛樂,就必須要三里屯。如果要住就必須回到在通州,這樣子成本是非常高的。

  實際上北京非常多的交通擁堵問題,人口膨脹問題等,都是跟我們這種計劃經濟時代的條塊分割規劃思維是有關係的。所以如果把這樣的規劃思維,放在通州的發展上來看,是會有一些誤區的,比如説大項目的建設。通州近年來要佈局環球影視城,國際醫療區,如果這些非常大體量的,放在一個大地塊上,它所吸引聚集的人口規模也是很大的,十萬、二十萬、甚至三十萬的人口,那麼肯定會影響到整個城市的一個空間佈局。對於未來,通州該打造什麼樣的城市副中心?我覺得最關鍵的問題就是規劃理念和規劃思維的轉變,而這種轉變要跟城市的建設密切相關。以前的新城建設都是政府自上而下推動的一個工程,然後產業就趕過去了,企業也搬過去了,實際上還是依靠行政指令來進行城市建設。但真正的城市建設,是需要符合城市發展和產業發展的具體規律的。

  蘇州城市的建設就可以分成三種形態,同時也代表了三種生活方式,這跟很多的地方發展城市是密切相關的。比如蘇州的舊城,小橋流水人家,整個道路都是非常宜人的,它是以人的步行空間為尺度來建設起來的一個城市空間。而它的工業園區也建設的非常漂亮,是一個以車行的尺度來建設的城市空間。在郊區的一些地方,那裏有很多的工廠和企業,還有大量像候鳥一樣短暫的停留的農民工。

  這三種城市形態最宜人就是蘇州老城區,然而現實中,很多城市的建設並不是按照人的尺度來的,它完全是按車的尺度建設起來的。所以無論是對未來的通州新城的建設也好,還是對於綜合其他城市的建設來説,都應該是一個自下而上的,產城人融合的一個系統工程。對於未來通州的建設,無論是行政中心的遷移,還是地塊的出讓,又或是建築的建設,它都應該是多功能的、多樣性的,是我們生活的城市。而不是像原來一樣住宅區、工業區、行政區是完全是分散的。每一個地塊都應該考慮到人的需求,而這種需求實際上是多方位的,是跟我們的產業密切相關,跟我們的公共服務、生態環境、城市管理、社區管理等密切相關的。所以未來通州的城市副中心的建設,希望它是一個更宜居的、更人性化的、多功能的一個多樣性的城市。


李國平:北京發展要同時解決“過密”和“過疏”問題

北京大學政府管理學院副院長、首都發展研究院院長李國平

  北京市在面臨解決大城市病壓力的同時,也需要關注周邊區縣的發展,不能僅僅將三環、四環之內當成北京,它實際上是擁有1.64萬平方公里的北京。在疏解非首都功能過程中,我們既要解決過密問題,也要解決過疏問題。

  未來,北京市的十個遠郊區縣會有新的發展機會。而且兩個指標也已經明確了:一個是到2020年,北京要增加150萬人口,第二個是要挪移190萬,所以十個遠郊區縣在短短的六年時間裏增加340萬人口。因此北京市遠郊區縣應該在本輪京津冀協同發展中發展好自身。

  縱觀北京和北三縣、武清的關係,放大看它是大城市區中的中心和周邊地區的關係問題。北京市不僅是一個點,在一定程度上説它已經是一個面。北京的中心城區可以認為是一個點,圍繞着北京中心城區的外圍區縣(大致為五環以外的區域)是第一層周邊地區,北京市以外的河北、天津緊鄰北京的區縣市可以認為是第二層周邊地區,河北的北三縣和武清就屬於這個區域。

  2004年我寫過一本書叫《首都圈》,將其空間範圍劃分為近域首都圈(當時主要指北京市域)、中域首都圈(北京、天津以及環繞北京、天津的河北省七個地級市)、廣域首都圈包括現在的京津冀全域。現在而言,近域首都圈可以拓展到北京市以及環繞北京市的河北、天津縣級行政區域,包括今天需要討論的北三縣和武清。近域首都圈由於空間擴散由近及遠的一般規律,其相互作用就會更大些。

  北京同時存在“過密”和“過疏”問題

  現在大家多在討論疏解非首都功能,但就北京而言,目前存在兩大問題:一個是過密問題,主要指五環以內特別是四環以內的中心城區功能過度密集所產生的大城市病問題;第二個是過疏問題,北京市六環以外的地區特別是廣大的山區區縣發展的並不充分,經濟發展水平不高,表現為總量小、密度過低。因此北京市在面臨解決大城市病壓力的同時,也需要關注周邊區縣的發展,不能僅僅將三環、四環之內當成北京,它實際上是擁有1.64萬平方公里的北京。在疏解非首都功能過程中,我們既要解決過密問題,也要解決過疏問題,與此同時,還要考慮發展問題。

  另外,北京的發展總量本身也是不足的。京津冀城市羣的發展目標是要建設成為國際一流的世界級城市羣,北京應該在其中發揮重要的作用,但是它還需要發展,因為北京市經濟總量和人均水平都和國際一流的世界城市有很大差距。對於發展,我們應該採取的是提質增效的發展,而不是單純的擴張,另外還要做到空間的優化佈局。眾所周知,北京市生態環境壓力非常大,水資源極端緊缺,灰霾等環境問題嚴重,這是很嚴重的“大城市病”,但這並不意味着不發展了,而是需要考慮如何發展,在哪發展,因此就要把眼光往周邊的地區多看一點,這個周邊地區不僅包括北京市的遠郊區縣也包括北三縣、武清等北京市周邊的區縣。北京市落實《京津冀協同發展規劃綱要》意見中,提出北京市到2020年人口控制在2300萬人以內,意味着北京市不是不發展,而是有節制的發展。

  北京市城六區到2020年要削減15%的人口,所面臨的壓力仍然比較大,因為在執行上還會存在一些問題,比如海淀和朝陽,它的地域空間並不僅僅在五環以內。如果只是在海淀區的內部調節人口空間佈局,可執行性會更強一些。對於規劃綱要,在一定情況下要按照規劃的要求執行,但同時也需要進行必要的調整,這就是我們所説的“彈性規劃”。如果規劃實施過程中存在完成規劃指標極其困難或不可行的情況下,可以進行必要的修改。每一個區域,每一個行政區都會有利益以及執行難易問題,如果人口或功能在行政區內的挪移是更加現實的。應該區別開作為“城”的北京市和作為“市”的北京市, “城”過密,需要疏解的是“城”而不是“市”。中心城區的人口疏解首先是功能的疏解,部分產業確實是在中心城區佔了大量的用地,用了很多的人口,而創造的價值又比較低,需要疏解需要向周邊地區轉移。中心城區的功能疏解也包括教育和醫療在內的公共服務部門的疏解,當然並不是都疏解到北三縣、河北或者其他的地方,要考慮到醫生有沒有意願到那個地方去。作為一個醫院首先要有醫生,若無醫,則不成醫院,沒有好醫生也就成不了好醫院。如果大醫院、好醫院都在二環、三環以內,全市、全國的患者都來看病,顯然會造成很大交通擁堵等。如果大醫院放在五環外圍區域就可以部分緩解中心城區的擁堵壓力,醫生也可以在不改變居住地的前提下正常上下班。當然社區醫院還是應該留在原有社區的,基礎學校不一樣,中小學生每天都需要上學,因此就應該按照人口分佈進行配置。部分高等院校可以向五環以外、或六環以外進行挪移,北京市遠郊區縣有接納這些轉移的機會,北三縣和武清也有機會。

  北京六環外地區不能再“瘦身強體”了

  北三縣、武清和北京是什麼關係?從空間尺度上它們離北京比較近,一個城市區域隨着距離中心城的距離變化其功能是不一樣的。在中心城區,比如半徑5公里左右,將主要承擔城市行政功能、文化功能、商務功能和經濟管理功能,會有一些金融等現代服務業的集中分佈。5到10公里左右,基本上還是城市服務功能,一般是商業、居民服務功能非常居中的地區。如果城市規模進一步擴大,到20公里基本上就到了一個超大城市中心城區的極限了,目前北京市城市建成區也就這個方面,集中了超過1200萬的人口。這個範圍主要產業是服務業,但也有部分高科技製造業的研發和高端製造環節。

  距城市中心20公里以外地區可以認為是周邊地區,對於北京來講,五環半應該是一個城市的城區和周邊的分界線。實際上北京市六環以外地區的發展水平並不是很高,對於他們就不再是“瘦身強體”了,再瘦就“營養不良”了。現在已經有一個非常明確的資訊,就是未來北京市的十個遠郊區縣會有新的發展機會。而且兩個指標也已經明確了:一個是到2020年,北京要增加150萬人口,第二個是要挪移190萬,所以十個遠郊區縣在短短的六年時間裏增加340萬人口是非常大的人口總量。如果按人均GDP,居民收入衡量,再考慮到房價、購買力因素,北京市遠郊區縣並不比河北的北三縣和天津的武清要好,因此北京市遠郊區縣應該在本輪京津冀協同發展中發展好自身。

  北三縣、武清和北京市的一體化程度不斷加強,其中北三縣的燕郊已經成為了北京的一個卧城,與北京融為一體。隨着落實京津冀協同發展規劃,交通一體化的推進,必將促進北京市和北三縣以及武清的經濟、社會聯繫,北三縣和武清在承接北京市部分產業功能和公共服務功能的轉移方面一定也會有新的進展。

  另外核心與邊緣問題也需要得到關注,人們常説“大樹底下不長草”,這意味着核心的集聚力量非常強,在核心邊緣關係中尚處於向心集聚階段。而只有核心邊緣關係到了向外擴散階段,才能實現“大樹底下好乘涼”。目前,北京和周邊的關係應該是進入了從“向心集聚”開始轉向“向外擴散”階段,這個階段的到來,不僅是經濟原因,還有更為重要的生態環境因素。在政策上,對城市發展規模和發展質量的控制是非常必要的,只有控制了中心,外圍才會有發展機會。到了這個時候該怎麼辦?對於周邊的發展機會,不應盲目發展,一定要通過一體化的規劃對空間發展進行規制,用一張圖紙來進行敲定,在這其空間管控中非常重要,尤其是生態涵養區,包括張家口、承德全域以及石家莊、保定、北京的一些山區。


小報告:通州、北三縣和武清的產業融合

京津冀九區縣示意圖

  文/大公香港發展研究院

  7月11日閉幕的中共北京市委十一屆七次全會表決通過了《中共北京市委北京市人民政府關於貫徹<京津冀協同發展規劃綱要>的意見》,其中首次正式披露稱,北京將聚焦通州,加快市行政副中心的規劃建設,在2017年取得明顯成效。通州市作為北京行政副中心的定位終於塵埃落定。因此,圍繞通州的輿論場開始熱爆,通州也衝到了京津冀協同發展的最前沿。因為通州突出的區位優勢,與河北廊坊北三縣、天津都接壤,因此通州發展北京行政副中心也不僅僅是通州自己的事情,還需要突破行政區劃的藩籬實現這一片區域真正的一體化。目前,以業興城、產城融合是三地協同發展中的核心思路之一。因此,大公研究院就以圍繞通州與北三縣和周邊地區的產業發展現狀為考察切入點。<京津冀協同發展規劃綱要><京津冀協同發展規劃綱要><京津冀協同發展規劃綱要><京津冀協同發展規劃綱要><京津冀協同發展規劃綱要><京津冀協同發展規劃綱要><京津冀協同發展規劃綱要><京津冀協同發展規劃綱要><京津冀協同發展規劃綱要><京津冀協同發展規劃綱要><京津冀協同發展規劃綱要><京津冀協同發展規劃綱要><京津冀協同發展規劃綱要><京津冀協同發展規劃綱要><京津冀協同發展規劃綱要>

  京津冀九區縣基本情況

  大公研究院選取了與通州、北三縣相鄰且關聯性較強的九個區縣,分別是河北三河市、大廠縣、香河縣,天津寶坻縣、武清區、薊縣,北京市通州區、大興區、順義區。

  經統計,九區縣面積8900平方公里,常住人口共計760多萬。相比北京城六區(東城,西城,朝陽,海淀,豐台,石景山)1368平方公里1276萬常住人口,九區縣的人口密度只有後者的不到十分之一。分區縣看,北京三區人口密度最高,河北其次,天津再其次。像大廠、香河、武清這樣人口密度較低,且與通州互相接壤的地方,是進行產城融合的理想區域。

  這張圖是九區縣GDP、固定資產投資、規模工業總產值之間的關係。可以看出,三河、大廠、香河、武清、通州的固定資產投資、規模以上工業與GDP總量的關係比較一致,即固定資產投資接近或略高於GDP,規模以上工業產值高於固投(通州略低於)。

  通州作為本輪京津冀協同發展的核心區域之一,在GDP總量上不佔優勢,不到隔壁的大興和順義的一半,也低於天津武清區。規模以上工業產值甚至還不到大興、順義的四分之一,是武清的三分之一多,也不敵相鄰的三河市。整體來看,通州的經濟發展規模在九區縣裏排到第四。

  但有意思的是,通州的人均GDP雖然只有40479元/年,但城鎮人均可支配收入卻達到37095元/年,兩者的比值是九區縣最高的。這並非通州的三大產業結構多麼合理。這張圖反映了九區縣三大產業比重,通州是4:50.4:45.6,並無特別之處。那為什麼會這麼高?其中一個因素可能在於通州的就業人口在地化的程度很低,城鎮收入大部分是在北京市區獲得的有關。因為相鄰的朝陽區,雖然三大產業比重是0.03:7.99:91.98,但城鎮人均可支配收入/人均GDP的比值也只有不到40%。

  同時我們也能看到,九區縣的第三產業除順義區、薊縣外,其他比重都沒有過半。薊縣因為是依託自然生態和歷史文化資源,把旅遊業定位為主導產業,所以它的第二產業不高。所以九區縣主要還是第二產業在主導。

  這張圖是九區縣城鄉人均可支配收入,武清的城鎮收入數據沒查到,是通過工資收入估算的。不難看出北京三區比天津河北各區縣的城鎮收入高一個層次。農村收入則是河北-天津-北京逐步遞增。

  這張圖是把各區縣的城鎮人均收入與平均房價作對比,來看出各區縣房價上漲的空間。北京三區的上升空間比較小了。河北天津的空間還很大,三河市的燕郊鎮房價已經炒起來了,以後大廠縣和香河縣的空間尤其大。但是7月24日召開的京津冀協同發展工作推動會議上,張高麗説“對重點地區要統一規劃,強化土地供應管控,嚴格城鎮開發邊界,防止在北京周邊地區盲目搞房地產和炒作房價”,所以説光搞樓盤炒房不是長遠之計,關鍵還是要強化產業集羣,以業興城、產城融合。

  這張圖就是京津冀九區縣產業園區分佈示意圖,這個圈的大小和北京六環差不多,半徑大約30公里,這個範圍內的產業園區數量佔到了九區縣所有產業園區一半以上。圓圈的範圍涵蓋了通州區幾乎全境,北三縣大部分,武清區北部、大興區東部,還涉及一小部分廊坊市轄區。根據現有產業園區佈局的基礎,未來京津冀結合部的產城融合工作基本上就處在這個圈內。

  可以説,一地的規模以上工業產值反映了該地的產業集羣程度和產業園區的規模,基本上是正相關。這裏我們在谷歌地球上截取了一些衞星圖可以直觀反映現在九區縣的產業集羣程度。

  可以看出,大興的北京經濟技術開發區,順義的北京臨空經濟核心區,和武清經濟技術開發區和商務區規模都很大,且佈局也比較成熟。燕郊國家高新技術產業開發區的管委會就在燕郊鎮中,產業園則就近佈局在城鎮北部,現在也開始逐漸成型。而且這些經濟開發區的級別很高,多為國家級。

  通州雖然現在產業園區不少,涉及行業也比較廣泛,但是分佈比較分散,許多還在建設當中,有些從衞星圖上還看不太出來。通州在西邊和大興的產業集羣做的較好,比如通州的中關村高科園光機電一體化產業基地、金橋科技產業基地,和大興的經濟技術開發區基本上一體的。但在東邊與北三縣方面,通州經濟開發區則分成了五個分區,相對分散,每個分區自成一處。

  相對於三河市,大廠和香河的產業園區建設也相對落後。但大廠的潮白河工業園區,香河經濟開發區已經有了較明確的產業定位,也正在建設中。從衞星圖上看,大廠潮白河工業園區已經有點規模,香河經濟開發區還比較零散,有待整合。


  產城融合的具體分析

  一、總部經濟

  下面來講一些具體的案例。梳理相關的規劃看,北京的通州與比鄰的北三縣以及武清都提出了建設總部基地的套路。以CBD東擴為契機,北三縣和通州都機會能夠分享到總部經濟紅利。而位於京津冀連接點上的武清區,在以濱海新區為依託,同樣提出了構建總部經濟的計劃。

  在北京本地,同樣也存在有關總部經濟的競爭關係。北京提出構建了“環渤海高端總部基地”(位於通州台湖鎮,與亦莊開發區接近)。根據規劃介紹,該總部基地,將以高端企業總部聚集為目標,重點發展戰略性新興產業和以文化創意產業為代表的現代服務業。

  而比鄰的朝陽區曾在2010提出了建設“環渤海總部商務區”,並將“為河北省的三河市、大廠縣、香河縣、固安縣等提供‘融京’機會作為自己的發展口號。不過,該計劃並沒有落地。

  大廠縣在借勢京津冀發展的過程中,曾在2012年提出過建設數字傳媒總部基地。不過此後這一計劃並沒有落實到位,反而是北京朝陽落地了北京數字傳媒總部基地。2015年時,大廠有關總部基地構建邁出了關鍵一步,“世茂•歐盟總部基地”落地。此外,大廠建設的專用車產業園也將着力打造相關產業的總部研發辦公。

  相比較而言,北三縣在發展總部經濟方面並不是很成熟,現有依託的載體並不豐富。目前,擬建項目多,落地項目少。不過,相關項目一帶落實到位也將釋放一定的潛力。

  武清的創業總部基地則具有一定差異化發展路線,即以服務創業型小企業獨立辦公為主,大中型企業集中式辦公為輔的城市創業型總部基地。目前,武清打造的創業總部基地已經有一些優質企業入駐。

  二、車輛產業集羣

  通過上面的表格看,通州、武清以及北三縣在車輛製造集羣商的協同發展是較好。以北汽集團為龍頭,形成了良好產業輻射,相關產業的發展與配套都較為成熟。大部分項目都已建成投產或落地。

  通州區和三河的汽車零部件發展則充分受益於北汽集團。通州區的北汽動力總成基地已建成投產,主要是負責發動機等核心部件的研發製造。三河的龍頭企業世源汽車則主要服務於北京現代汽車的零部件,包括髮動機、汽車模具等零部件,有着較為明確的產業鏈佈局。

  大廠與香河縣都有新能源汽車發展。大廠的項目正在籌劃中,位於潮白河工業區大廠園。值得注意的是大廠縣早在2010年就提出過類似的計劃,當時計劃稱,工業區將形成以新能源汽車整車、零部件、電池、設備等為主的完整產業鏈。今年規劃被再度提出,擬建設新能源汽車、專用車和專用車零部件3個特色產業園,其中新能源汽車產業園投資預計達100億元。改項目若能成功落地,將在區域內形成良好的產業互補。目前,區域內還沒有其他專用車方面的產業計劃。

  相較而言,香河縣的新能源車則落實的更為具體。該縣的港龍公司自主研發的“燕龍”牌電動汽車已經投產銷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