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帶一路:中國改革開放棋局的3.0時代

  大公網評論員 馬浩亮

  莫斯科當地時間5月8日,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與俄羅斯總統普京共同簽署發表《中華人民共和國與俄羅斯聯邦關於絲綢之路經濟帶建設和歐亞經濟聯盟建設對接合作的聯合聲明》。這是中國與主要國家簽訂的第一個以“絲綢之路經濟帶”為主題的雙邊文件。此前一天,習近平在阿斯塔納與哈薩克斯坦總統納扎爾巴耶夫共同表態加強一帶一路合作。2013年9月,習近平正是在訪問哈薩克斯坦期間首次提出了“絲綢之路經濟帶”。

  遠在萬里之外的北京,同一時間,中國國家發改委5月8日在官方網站發表長文,為政治局“4.30”會議之後的保增長造勢。文中提出:努力打造新增長點、增長極和增長帶,統籌實施區域協調發展的“四大板塊”(東部轉型發展、中部崛起、西部大開發、東北振興)和“三個支撐帶”(一帶一路、京津冀協同發展、長江經濟帶)戰略組合。

  這幾起事件形成微妙互動,綜合起來,恰好從一個側面顯示出了一帶一路的突出特點:這一習近平執政之後的頭號經濟大戰略,實現了中國經濟發展、改革開放謀篇佈局方面質的飛躍,首次突破國界限制,打通了國內、國際兩個發展場,昂首邁進跨國時代;這一戰略,也因此成為從最高決策層(習近平)到執行管理層(發改委),共同肩負起的任務與使命。

  1.0:從300平方公里到1.8萬公里

  要真正理解“一帶一路”的恢弘氣度,就必須以歷史的眼光來考察。從1978年十一屆三中全會算起,中國改革開放已經走過了37年的歷程。站在不同歷史時期,中國的領導人在佈局全國經濟時,有着不同的思考與謀劃。

  如今的深圳是中國四大一線城市之一,每時每日與香港上演着雙城記。而當1979年深圳這個名字最早高頻度出現在全國大大小小報刊時,它還只是個鎮。1979年3月國務院批准撤銷廣東省寶安縣,設立深圳市,市政府駐深圳鎮,同年8月26日,五次全國人大常委會第15次會議決定批准在深圳市境內劃出300多平方公里的土地設立經濟特區。這個中國改革開放的窗口,如果就行政區域來算,當時連一個市縣的規模都算不上,只能算是一個大鄉鎮,後來才逐步擴大到深圳全市。

  然而就在這小小的一隅,開創了中國改革開放棋局的1.0時代。而後,逐漸擴展到深圳、珠海、汕頭、廈門、海南5個經濟特區和大連、青島、上海、寧波等14個沿海開放城市。它們猶如一串珍珠,散佈在中國1.8萬公里的海岸線上,共同支撐起東部沿海開放帶,猶如一張彎弓,拉起了整個1980年代改革開放的利箭,中國經濟實現了前所未有的飛速發展。

  2.0:從兩個大局到三大新板塊

  1988年,鄧小平針對中國發展不平衡的特點,提出了“兩個大局”的構想:一個大局,就是沿海地區加快對外開放,較快地先發展起來,中西部地區要顧全這個大局;另一個大局,就是當沿海地區發展到一定時期,要拿出更多的力量幫助中西部地區加快發展,東部沿海地區也要服從這個大局。

  十年之後,以“兩個大局”為戰略藍本的2.0時代到來。1999年3月3日,江澤民在兩會黨員負責人會議上,首次正式提出了“西部大開發”的戰略思想,用了很長一段話加以來闡述。時任中共中央辦公廳主任曾慶紅用特急件將江澤民講話轉給國家發展計劃委員會主任兼中央財經領導小組副祕書長曾培炎。4月,國家計委相繼召開了四個座談會,聽取各方面意見,並彙報給江澤民。之後,江澤民又多次論述西部大開發。同年9月19日至22日,中共十五屆四中全會通過《中共中央關於國有企業改革和發展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實施西部大開發戰略”正式寫入中央文件。

  西部大開發將中國的戰略棋局從東部沿海推向了廣袤的西部內陸,從戰略着力上開始改變了一邊倒的局面,有意識地尋求平衡。實際上,如何界定西部大開發的覆蓋範圍,經歷了較長時間的權衡調整,才確定為“10 2”,即重慶、四川、貴州、雲南、西藏、陝西、甘肅、寧夏、青海、新疆等10個西部省區市,和內蒙古、廣西兩個不完全位於西部範疇的自治區。考慮到帶動民族地區發展的需要,後來又將湖南省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湖北省恩施土家族苗族自治州、吉林省延邊朝鮮族自治州、黑龍江省大興安嶺地區、海南省原黎族苗族自治州的六個縣、湖南省張家界市的一區一縣等納入,不同程度上享受西部大開發政策。

  東部大開放與西部大開發的落子,讓中國發展布局趨於均衡。但也讓另外兩個板塊陷入尷尬,那就是東西之間的東北與中部。這一任務落在了胡温集體身上。2002年11月中共十六大提出“支持東北地區等老工業基地加快調整和改造”,2003年9月29日中央政治局會議明確提出“支持東北地區等老工業基地振興”,同年10月,中共中央、國務院發佈《關於實施東北地區等老工業基地振興戰略的若干意見》。昔日的“共和國長子”找回了自己的位置。

  2004年3月5日,國務院總理温家寶在十屆全國人大二次會議上作《政府工作報告》時指出,“要堅持推進西部大開發,振興東北地區等老工業基地,促進中部地區崛起,鼓勵東部地區加快發展,形成東中西互動、優勢互補、相互促進、共同發展的新格局”。這是國家首次明確提出促進中部地區崛起。河南、湖北、湖南、江西、安徽、山西6省就此納入整體棋局,中國發展的新拼圖完成。

  3.0:從東部到東半球

  經過了30多年的高速增長之後,經過了國際經濟危機的之後,在舊有的傳統發展模式難以為繼之時,在坐穩了全球經濟第二把交椅之時,中國又該怎樣謀劃新的棋局,關係到這個東方大國的未來。習近平對此給出了答案。

  2013年9月7日上午,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在哈薩克斯坦納扎爾巴耶夫大學作演講,提出共同建設“絲綢之路經濟帶”的倡議,同年10月3日,習近平在印尼國會演講時首次提出建設“21世紀海上絲綢之路”;11月中共十八屆三中全會的《決定》中,正式寫進推進絲綢之路經濟帶、海上絲綢之路建設,形成全方位開放新格局“。

  “絲綢之路經濟帶”的覆蓋範圍主要是三條線路。一是中蒙俄經濟帶,主要通過環渤海、東北地區與俄羅斯、蒙古等國家的交通與能源通道,並向東連接日本和韓國,向西通過俄羅斯連接歐洲;二是新亞歐陸橋經濟帶,通過原來的亞歐大陸橋向西,經新疆連接哈薩克斯坦及中亞、西亞、中東歐等國家;三是中國-南亞-西亞經濟帶,通過雲南、廣西連接東盟等國家;通過亞歐陸橋的南線分支連接巴基斯坦、印度等國家。“21世紀海上絲綢之路”也分為西線、南線和北線三大路線。西線從中國東部沿海港口出發,經馬六甲海峽到印度洋、東非、北非延伸至歐洲;南線經新加坡、印尼到澳大利亞;北線經日、韓到白令海峽,到俄羅斯遠東地區,再到北冰洋。

  一帶一路戰略構想將東亞、東南亞、南亞、中亞、歐洲南部、非洲東部的65個國家聯繫在一起,該區域總人口44億,經濟總量超過21萬億美元,分別約佔全球的63%和29%,是世界跨度最大、覆蓋面最廣的新興經濟帶。而這經濟帶的操盤手就是中國的頂層設計師習近平。對於世界而言,一帶一路戰略的提出,標誌着作為第二大經濟體的中國,更加主動地參與國際新秩序的設計,更加積極地爭做國際遊戲規則的提供者;對於中國國內而言,一帶一路戰略的提出,為國內提供了一個前所未有的開發開放平台,構建起了前所未有的大棋局。

  無論是1.0時代的東部沿海地區先行,還是2.0時代的西部大開發、振興東部、中部崛起齊頭並進,究其實質,都是一種內生的、吸納式的發展思路,主要發展源泉來自於爭取中央政府投資、超國民待遇吸引外資。而3.0時代的一帶一路,已經成為一種外向的、輻射式的發展。

  在2015年3月兩會,中國總理李克強在《政府工作報告》中首次提出了“4 3”的戰略組合,即統籌實施“四大板塊”和“三個支撐帶”戰略組合。而“4 3”之中,最為熱門的就是“一帶一路”。2015年初,31個省區市全部將“一帶一路”納入本地的《政府工作報告》之中。甚至可以説,其它的“4 2”都可以通過一帶一路連成一個整體,一帶一路在其中起着的是一個主軸的角色。

  在習近平搭建的這個平台上,各省區市都看到了各自不同的優勢、機遇和前景。新疆要打造絲綢之路經濟帶核心區,陝西、甘肅、寧夏、青海要都在搭面向中亞、西亞的開放快車。內蒙古與東三省與俄遠東地區陸海聯運合作,建設向北開放的重要窗口。廣西、雲南要對接東盟、大湄公河區域、中緬孟印經濟走廊。深圳前海、廣州南沙、珠海橫琴、福建平潭等搶灘與港澳台合作的新契機。長江中游城市羣、成渝城市羣、中原城市羣通過“中歐班列”、航空港建設、黃金水道,爭奪內陸開放型經濟高地。一輪空前的改革開放熱潮,正在被一帶一路點燃。

  更形象的來説,中國棋局1.0聚焦的重點是中國東部,2.0聚焦的重點是亞洲東部的整個中國,而3.0則將目光投向了整個東半球,最終目標是將亞歐非三塊大陸和大洋洲互聯互通為一個整體市場。

  在昔日的絲綢之路和海上絲綢之路上,曾經有過張騫的節杖、玄奘的駝鈴、鑑真的誦經、鄭和的帆影,有過馬可·波羅的跋涉、阿倍仲麻呂的顛簸,中華文明之光,照耀着陸路和海陸不同方向上的經濟文化交流線路。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就是要從經濟、文化、精神和國際地位上覆興昔日的漢唐氣象。如今,就像習近平所言“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離我們從未如此之近”,一帶一路正是在偉大復興夢想的感召之下提出的。

  一帶一路,就是一條帶向偉大復興之路。

一帶一路“操盤手”張高麗

今年2月1日,“一帶一路”建設工作會議在北京召開。國務院副總理張高麗主持會議並講話。

  大公網評論員 艾薩

  除了政治局常委和國務院第一副總理的黨政雙頭銜,張高麗還擔任習總領銜的多個小組副職,以及六個中央級別的協調機構一把手。結合當下的政經大勢看,在協調機構中,“一帶一路”小組組長的頭銜最為引人關注,概因“一帶一路”是由習總親自擘劃的一號國家工程,也是事關未來中國自身與周邊國家發展的重要歷史轉折點。

  “一帶一路”的概念已風行了近兩年時間,各種官民之間的解讀亦是汗牛充棟。早在2015年2月1日,“一帶一路”建設工作會議在京召開,彼時,建設工作領導小組的人事架構輪廓初顯,但具體層級和分工都只停留在外界猜測層面,及至4月中旬才由國家發改委官員透露了“一正四副”的架構及名單,張高麗任領導小組組長,王滬寧、汪洋、楊晶、楊潔篪分別承擔副組長的職責。

  頂層設計層面來講,“一帶一路”是無可爭議的國家戰略。從中央政治局會議、中央經濟工作會議、中央財經領導小組會議、全國兩會以及博鰲亞洲論壇來看,最高領導人講話以及黨和國家最高規格的會議都為“一帶一路”進行背書。

  作為國務院第一副總理的張高麗,主要分管財政、發展改革、國土資源、環保等部門,這些機構在“一帶一路”的大棋局中恰好也扮演着極其重要的角色。

  在“小組治國”中,張高麗任中央深改組的第三副手,而中央深改組又負責改革總體設計、統籌協調、整體推進、督促落實,這四項職能都可在“一帶一路”國家項目的推進中起到實質的作用。有內地學者指出,因為“一帶一路”是中國新一輪改革開放的施政重點,所以“一帶一路”建設領導小組應是在中央深改組的領導下推進相關業務。

  雖然官方沒有明確具體職能,但根據各種交叉的資訊判斷,張高麗領銜的“一帶一路”領導小組負責具體的執行和項目推進工作,張高麗本人的角色則是操盤手,而頂層設計則由習近平親自領導完成。

  回溯過往,張高麗的仕途生涯中有幾個鮮明的標籤,改革試先、經濟能手和低調務實等。所有的關鍵詞都一一對應操盤手在“一帶一路”大戰略推進中所必需的特質。

  改革試先是戰略定力與勇氣的雙重結合。“一帶一路”雖然在表面上是對中國輝煌歷史的一種現實迴應,但幾個時空的時代背景、地緣政治、力量對比都發生了鮮明的變化,所以,也可以稱之為一個全新時代的全新項目,需要各種創新改革的力量。張高麗曾長期在改革開放的“橋頭堡”廣東任職,並在中國經濟融入世界大潮且一枝獨秀的關鍵時間節點上坐鎮深圳,繼續發揚深圳作為改革開放最前沿的引領作用。由此,先前積累的改革試先經驗在“一帶一路”的推進中將發揮餘熱。

  張高麗自深圳市委書記任上北上山東,先省長後書記,前後任職六年時間。在其主政山東期間,GDP突破2萬億大關,曾超越江蘇位列全國第二。其後,執掌天津期間,GDP連續五年保持年均15%以上的增長速度,且連續三年保持全國增速第一。這種連續的經濟治理又為他贏得了“經濟能手”的稱號,而“一帶一路”的本質是激活中國與周邊沿線的經濟發展,盤活存量後發增量,如此來看,張高麗這種經濟治理能力與職位需求的對口顯得水到渠成。

  低調務實是任何時代,任何政治體制內都會被多數接受的一種品質。不論在過去,還是在現在,張高麗身上都顯現了這種為政的特質,這種特質也與當下中共最高層的用人導向不謀而合,大的國家戰略不是個人的秀場,需要務實的操盤手低調地推進。

  由是觀之,張高麗作為“一帶一路”操盤手正所謂人盡其用。2月的“一帶一路”建設工作會議正式拉開了他作為小組掌舵者的帷幕,但在早先他也做了大量的相關工作。

  2014年7月,張高麗赴寧夏、甘肅調研。強調要紮實推進絲綢之路經濟帶建設,並在蘭州主持召開了陝、甘、青、寧、新五省區政府負責同志座談會,指出推進“一帶一路”建設是中央根據全球形勢深刻變化,統籌國內國際兩個大局作出的重大戰略決策。7月中下旬,張高麗赴故鄉福建調研,再提“一帶一路”作為國家戰略的重要性。10月,張高麗在西安主持召開推進“一帶一路”建設工作座談會,聽取徵求陝西、新疆、福建等與“一帶一路”相關的部分省區市負責人意見建議。

  “一帶一路”建設工作會議之後的全國兩會上,參加故地廣東的代表團審議時,張高麗要求廣東當好創新驅動發展排頭兵,積极參與“一帶一路”建設,實現經濟平穩健康發展和社會和諧穩定。在3月22日中國發展高層論壇致辭時,張高麗邀請在座的全球商界大佬們,歡迎投資者加入“一帶一路”建設,互利合作共贏發展。

  自稱“苦孩子”的張高麗趕上了中國歷史上最為波瀾壯闊的轉型期,並以決策及執行者的身份參與全程。改革開放告別了貧窮與飢餓,同時也改變了西方對中國既有的觀瞻,“新常態”讓中共清除“污垢”的同時,在經濟上進行了破釜沉舟的調整轉型,“一帶一路”的國家戰略在迴應歷史榮光的同時,也開啟了未來中國的希望之旅,張高麗作為“一帶一路”操盤手,個人之於歷史的意義在未來會逐漸顯現。

“一帶一路”前行 執行團隊開路

國家發展和改革委員會副主任何立峯在“中國發展高層論壇2015”上發言。

  大公網評論員 方樂迪

  “三軍未動,糧草先行”,想必熟稔於古代兵書戰策的人都會知道這句話。這裏的先後實際上強調的是一個“豫”字,即準備。於戰略佈局而言,需要“豫”的則是人才。人才關係着“一招一式”是否成為“真功夫”,“一舉一動”能否成為“大手筆”,人才是一個關鍵變量。同時,由人事佈局也可以一窺戰略佈局的方向與細節。

  在“一帶一路”方面,中央的人事佈局最早於2015年2月初現端倪。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國務院副總理張高麗、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中央政策研究室主任王滬寧、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國務院副總理汪洋、國務委員、國務院祕書長楊晶以及國務委員楊潔篪作為主要成員亮相於央視的電視畫面。通過電視畫面看,“一帶一路”領導小組還包括軍方等部門的成員。小組“一正四副”的格局則是由《聯合早報》於4月率先曝出,其中張高麗擔任小組組長,王滬寧、汪洋、楊晶以及楊潔篪分別擔任副組長,而小組辦公室則落子發改委。

  這一一名正國級搭配四名副國級的小組,堪稱陣容豪華。從上述五人搭配即可看出這一小組戰略的佈局的方向與側重點。

  雖然,“一帶一路”的概念是由中國最高領導人提出的,但是小組級別並沒有呈現出中央擔綱的格局。在偏重於經濟等方向的小組上,其具體的權責還是劃歸國務院來執行,即國務院領銜,項目辦公室落子具體的部委。目前,張高麗已經擔任了“一帶一路”和京津冀協同發展的組長,這兩個小組都是新一代領導集體上台後推出的重點項目。一個盤活內外,一個打通壁壘,張高麗可謂是重擔在肩,角色吃重。

  四名副總理中由汪洋擔任副組長,是因為與其對口負責的業務有關。汪洋在國務院主管經貿、農業等事務,也負責扶貧、對外援助;楊晶則從國務院層面協調各個部委以及各個地方的規範與做法對於一個橫跨國內外的重大項目,由負責外交的國務院委員楊潔篪擔綱副組長亦在情理之中。

  最引人注目的則是素有“國師”之稱的王滬寧。此前,王滬寧已經在深改組擔綱改革辦主任一職。而這一次,王滬寧則成為副組長,介入具體的事務。故而有外媒稱,王滬寧是首次走向決策的前台。

  在具體落實“一帶一路”運轉層面,何立峯則擔綱重要角色。他與張高麗一樣,都在“一帶一路”和“京津冀”兩個小組任職,何立峯是兩個小組辦公室的主任。目前發改委官網顯示,何立峯分管地區經濟司、西部開發司、東北等老工業基地振興司、人事司、直屬機關黨委、離退休幹部局。

  何立峯分管“一帶一路”工作的消息,則是由發改委官網間接透露出來的。2015年1月,國家發改委網站“委領導”欄目顯示,王曉濤任國家發展和改革委員會黨組成員、副主任。王曉濤個人工作情況顯示,其分管外資司、經貿司、國際司,配合何立峯做好“一帶一路”相關工作。

  筆者在梳理何立峯的活動時也發現,何立峯在多個公開場合對外闡述中方在“一帶一路”方面的發展理念與觀點。例如在近期的國家高級別論壇——中國高層發展論壇上,何立峯就大篇幅的闡述了“一帶一路”內容。何立峯表示做好互聯互通這篇大文章,加強對基礎設施建設的投資,不僅本身能夠形成新的增長點,激發區域內各國的潛力,更可以促進投資和消費,創造需求和就業,為區域各國未來發展打下堅實的基礎。

  目前,除了“一帶一路”領導小組和京津冀協同發展領導小組外,國務院還有振興東北和西部開發兩個涉及區域開發與發展的小組。與上述提及的兩個小組不同,這兩個小組均冠以“國務院XX小組”,組長均由李克強親自掛帥擔任,張高麗擔任副組長。而小組成員也大抵相同,為李克強內閣的大部分閣員。

  對比發現,從頂層來講,“東北”與“西部”是由正國級領銜,一正一副兩名組長。而“一帶一路則是一正四副,五名副國級(及以上)領導人擔綱。正如前文所分析,“一帶一路”將各分管領域的副國級官員匯聚到一個小組裏,其頂層設計的實際影響力更大。而這種高規格的配備,也遠超其他歸口國務院的小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