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西反腐讓人愕然的不是一省七名省部級官員(申維辰亦算在內)相繼落馬，而是刷新記錄的省委常委落馬人數。五名現任常委在不足半年內相繼落馬，這才是反腐中傳遞的震撼信號。一切基於所謂政治慣例的臆測都成為了浮雲。

梳理改革開放以來的反腐曆程，像山西這樣的力度屬於相當罕見的。

自改革開放以來，涉及省委一把手、二把手的反腐案例有10余起。不過，這些波及省委主要領導的案件，多數並沒有構成省部級（常委）一級窩案。反腐也主要以圍剿廳級官員為主。而實際上對於同級別的官員也多是軟化處理，采取調離等淡化處理措施。

在黑龍江政壇，馬德案曾轟動一時。作為黑龍江省綏化市原市委書記馬德，在任期間大肆買官賣官，瘋狂斂財2385萬余元，所涉及的領導幹部達到260多人，綏化市50%以上的處級幹部都有牽連。

當時由於涉及的幹部太多，如果全部追究，那麼綏化市整個行政體制都會癱瘓，所以最後工作組做出一條規定，凡是給馬德行賄10萬元以下的幹部，如果自己能主動交代問題，不再追究責任。

馬德案所牽涉的兩名省部級官員也並不是現任常委。田鳳山（時任黑龍江省長）被查出時已經調任國土資源部。而韓桂芝則退居二線，擔任省政協主席。而發生在東北的另一貪腐大案「慕馬案」也同樣聚焦於廳級官員。

而進入今年以來，地方反腐層面已經出現「團滅」的反腐模式。例如胡春華在廣東推動的反腐，就讓廣州市白雲區半數常委落馬。按照早前媒體報道，事發後，6名副區長中2人涉案，再算上此前被「雙規」的白雲區政府黨組成員劉健生，該區政府領導班子僅剩5人，減少近一半。

經過持續的反腐動作，山西省委常委目前只剩下9名省委常委在繼續工作。而坊間還有傳言稱變動還會繼續，由此可見中央要對山西腐敗釜底抽薪了。

省級常委班子是省級治理的執政中樞，其重要性不言而喻。故而，省委常委班子的穩定關乎了一省治理的穩定性。無須多言，一個省委常委班子三成成員落馬，會對該省政治穩定和經濟穩定造成何等重大的影響。

事實上，山西早就面臨相關壓力。自進入今年以來，山西的經濟發展就遇到了一定困難。2014年一季度GDP排名，山西位列倒數第三，增速僅為5.5%。在上半年GDP排名中，山西位於第21位，增速為6.1%，情況略有好轉，但下行壓力仍較大。此外，這一增長速度也與目標增速9.0%相去甚遠。

即便面對較大的政治與經濟壓力，這也並沒有成為反腐刹車的理由，四位省委常委照舊被中紀委查處。

由山西案例看，中央對於反腐的底線思維已經展現無疑。反腐，才是政治穩定與經濟發展最有力的保障。一地一時的經濟與政治穩定，將無法構成中央投鼠忌器的理由。

實際上，恰恰是當下扭曲的政商關係造成如此的局勢。原山西省政協副主席呂日周曾經說過，如果山西沒有煤，日子比現在要好過得多。煤礦的巨大利益對官場和文化造成了侵蝕與改變，「政商綁定」在山西官場上表現得尤為明顯。

截止2014年年初，2013年「胡潤百富榜」上的22位山西富豪（公司總部設在山西的企業家富豪）中，已有7位或遭遇資金危機，或被互保鏈牽連，或事涉落馬官員，甚至被調查。而在2008年「胡潤能源富豪榜」上的11位山西富豪中，出現上述情況的或已達到5人，其中就有2009年涉偷稅案的山西金業煤焦集團董事長張新明。（文/方樂迪）

為了更好地宣傳本省政策，省委高官們與媒體保持着密切的聯係。這種來來往往，已經成為中國官場上的慣例性動作。而本周，高官「觸媒」更是達到了一個峰值，是近幾個月以來，與媒體接觸最頻繁的一周。

一般而言，省委高層與媒體互動依據對象不同大抵分為三個層次，首先是中央主要媒體為代表的官媒層面；其次是與北京關係密切的港台媒體，主要是以參訪團等形式互動；第三個層次是外媒，省委高層也會與部分外媒進行互動，不過這一類較少。

8月18日上午，內蒙古自治區黨委書記王君在呼和浩特會見全國省級黨報總編輯采訪團一行。

省委高層青睞官媒是有原因的。官媒在塑造輿論影響力上具有其他媒體不可比擬的優勢，能夠將輿情轉化為政情，為省域謀得一定的政策優勢和發展身位。只有官媒才具有將輿論轉化為政策的優勢，這也使得官媒成為本省造勢的最佳夥伴。

在楊振武履新人民日報社社長後，其選擇的地方第一站即是天津市。彼時，孫春蘭在會面時就提出《人民日報》要為天津發展提供有力支持，希望《人民日報》一如既往地關心天津、宣傳天津、推介天津，幫助我們總結好的經驗做法，為實現更高水平發展積聚更多正能量。此次會晤之後，天津市在《人民日報》上的曝光度就得到了提高，還曾幾次出現在最重要的位置——頭版上。

經大公網《中國省級政經生態周報》統計發現，本周共有5次省委高層與媒體互動，涉及四個省份（內蒙古、西藏、寧夏、陝西）。在這4個省份中，有3個是少數民族自治區——內蒙古、寧夏與西藏。此外，西部省份也在「觸媒」中占據絕對多數。而在這其中，西藏高層更是在一周之內兩度「觸媒」。

如此密度的官員「觸媒」，也到了自《政經周報》創立以來的峰值。這一輪「觸媒」的主要對象是以中央主要媒體為代表的官媒。

西藏備受媒體垂青亦是可以理解的。今年是全國對口支援西藏20年。自今年年初開始，就有十多個內地省份的書記、省長帶團赴西藏考察相關工作，召開座談會，以便進一步拓展工作。西藏與新疆一道成為內地省域互動最活躍的省份。

16日，西藏書記陳全國先是與中央黨校課題調研組和中央主要媒體座談，全面介紹了西藏改革發展穩定的情況。中央電視台赴藏采訪組負責人楊鬆濤作為代表發言時表示，（要）全面生動地報道好西藏，把一個和諧穩定、繁榮發展的社會主義新西藏展現在世人面前。是次「觸媒」，在大氣候上是為援藏工作20年周年進一步造勢。此外，省委高層也借此凝聚媒體力量，宣傳西藏新氣象。

18日，陳全國與洛桑江村也會見了另一路媒體參訪團——「北京網絡媒體紅色故土·西藏行」媒體團。

據北京市網信辦有關負責人介紹，「北京網絡媒體紅色故土行」活動在中央網信辦、國務院新聞辦公室領導下，由北京市網信辦、北京網絡媒體協會與各地網信部門聯合主辦，組織百度、新浪、搜狐、網易、鳳凰網等網絡媒體負責人赴革命聖地走訪。

該活動自2003年開始，每年一屆，至今已連續舉辦11屆，先後走過了河北西柏坡、江西井岡山、陝西延安、貴州遵義、廣西百色、安徽皖南、湖南韶山、重慶、上海、浙江嘉興等地，先後有600多位知名網站CEO和高層管理人員參加活動。根據媒體報道，此次將地點選擇在西藏，亦是看重了援藏工作20周年這個時間節點，借此進一步宣傳西藏工作。

另一少數民族自治區內蒙古的書記王君也在18日會見了全國省級黨報總編輯采訪團一行。

不過，相比西藏的到訪，這一次活動則屬於「請進來」的主動而為。據相關媒體報道，這一活動是由內蒙古日報社主辦，呼和浩特市、呼倫貝爾市、滿洲裏市協辦。據《內蒙古日報》稱，這次活動是「為在更大範圍內宣傳我區貫徹落實習近平總書記考察我區重要講話精神，努力打造經濟發展風景線、文化繁榮風景線、民族團結風景線、邊疆安寧風景線、生態文明風景線、各族人民幸福生活風景線所取得的成效，宣傳全區各地貫徹落實『8337』發展思路的經驗和舉措」。

寧夏書記的「觸媒」不是群面，而是只針對一家媒體。18日，寧夏書記李建華在銀川會見了中國日報社社長朱靈等人。與這份涉外報紙的主要負責人會面，其目的則是聚焦於寧夏對外形象的塑造。李建華在會見時表示，中國日報社在寧夏設立記者站，標志着寧夏對外開放又增添了一個新窗口、新視角。希望中國日報社向海內外受眾全面展示寧夏經濟社會發展、曆史風土人文等情況，提升各國和社會各界對寧夏的認知感、認可感和親密感，助推寧夏走向世界。

顯然，在西部各省聚焦「一帶一路」展開省域博弈時，謀求對外形象塑造亦屬於關鍵的一步。(文/方樂迪)

8月最後一周裏，因為全國人大常委會的召開，中國進入了「立法一周」。最吸睛的當屬通過香港政改方案。但在通過的眾多決定中，筆者關注到了知識產權法院設立的推進。

有時並不起眼的改革往往於無聲處起到結構性的作用，知識產權法院的設立也算此類。

8月31日，全國人大常委會決定，在北京、上海、廣州設立知識產權法院，這是對四天前決定草案的落錘。決定中說，設立知識產權法院「是為了推動實施國家創新驅動發展戰略，進一步加強知識產權司法保護，切實依法保護權利人合法權益、維護社會公共利益，根據憲法和人民法院組織法作出的」。

這裏對目的的描述，是一個邏輯遞進的關係。首先從國家戰略的宏觀層面出發，然後是中微觀層面的司法保護和權利人合法權益，最後再回到宏觀層面，維護社會公共利益。

早在去年11月十八屆三中全會發布的決定中，對知識產權法院的設立已有描述，「加強知識產權運用和保護，健全技術創新激勵機制，探索建立知識產權法院」。但這句話的上下文背景是放在「加快完善現代市場體係」中「深化科技體制改革」的條目下。但三中全會並沒有展開說明設立知識產權的意義。今年6月，中央深改組會議審議通過《關於設立知識產權法院的方案》，8月底經全國人大表決通過後，知識產權法院在地方設立塵埃落定，其開設目的與意義也逐漸清晰豐富起來。

曆經黨的全會提出、中央深改組審議、全國人大表決，知識產權法院設立在不到十月內完成了程序操作。不過，各地在今年4月份就已經釋放出信號，稱要在年內設立知識產權法院，包括這次首批將設的北上廣和江蘇等發達地區。此次全國人大常委會的決定通過，地方知識產權法院也將加快成立。

目前，從最高法到各界人士的解讀，都從各個角度指出知識產權法院能帶來的好處。例如，有學者認為「保護知識產權對促進創造與公平競爭、確保企業或個人的創新得到應有的榮譽和回報」非常重要。最高法在微博中將知識產權法院設立與開啟知識產權司法保護新航程、維護公平競爭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秩序等聯係起來。

但知識產權法院的建立，以及相關專業人才的培養，並不意味着能自動解決目前在知識產權領域出現的問題。稍微解讀各界的觀點和期望，會發現存在一個理念上的矛盾，即推動國家戰略、社會公共利益、公平競爭的市場等代表的公共性，與保護企業與個人的創新回報與合法權益的排他性之間的矛盾。簡言之，這是知識產權問題中「公」與「私」的角力，這從知識產權作為一個法律體係誕生之日起就隨之存在的。

眾所周知，工業革命以來整個世界逐漸進入知識經濟時代，專利法在美國等西方國家率先出現。20世紀中期之後，知識產權開始被架構為一個完整的法律體係。到21世紀的今天，知識產權已經滲透到每個人的日常生活中，大大超出了單純的科技發明領域。而中國又讓知識產權問題變得更加複雜化。

今年4月26日世界知識產權日，最高法舉辦了知識產權宣傳會，公布了今年中國法院10大知識產權案件。其中與科技相關的有四條，與商標相關的有四條，還有兩條是錢鍾書書信手稿拍賣案與「奧特曼」著作權糾紛案。可以看出，中國知識產權的外延已被大大拉伸，而且無論技術、商標還是版權等，都已經不是孤立發生，而是複合式的出現。

另一方面，中國因為其社會主義制度的屬性，在處理知識產權這一產生於西方資本主義經濟體係內容的過程中，產生了世界其他地方不曾出現過的情況。清華大學研究知識產權的學者馮象就曾在文章中寫道，「如今的中國經濟比20年前更加市場化，創業精神、技術革新、私有企業隨處可見，但盜版與仿冒也空前繁盛起來。還沒有任何跡象表明，此類活動會很快消失。事實上，中國市場倒很是享受知識產權的侵權行為」。

一方面是1980年代以來中國的知識產權法律體係逐漸建構起來，另一方面卻則是與之相悖的突破知識產權法條的經濟與社會行為與日俱增。普遍觀點會用法律體係和執行不完善來分析，但恐怕並非如此簡單。

前文提到了全國人大常委會、最高法和專家等各界對設立知識產權法院的評議，其中提到了「公」與「私」理念間的矛盾。知識產權誕生的初衷本來是為了推動藝術與科學發展（版權、專利等），以利於市場公平競爭，維護社會公共利益。但隨着經濟社會朝現代化結構的演變，越來越多的實在與虛擬的東西被商品化、資本化，知識產權機制也越來越保護「私」的所得，使得知識產權的排他屬性越來越強化，同時弱化其公共屬性。這違背了知識產權想要達到的激勵創新創造、推動科技與社會發展的理念，而矯枉過正導致阻礙技術創新，造成知識信息分享不暢的後果。

美國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斯蒂格利茨曾在《紐約時報》刊文，對「生物工程中人類基因在知識產權這一框架內如何造成了不平等」展開批評，「經濟力量常常比道德觀念更有影響力，美國因為知識產權而獲得商業利益，國家政策則對世界不平等推波助瀾」。他還引用了另一位諾獎得主的話：「健康和技術的雙重進步是自19世紀以來經濟爆炸新增長的重要原因」。因此，可以說，滋生壟斷尋租的知識產權體制阻礙了人類的健康發展和經濟發展，在更為普遍的意義上創造了不平等。

比如，這次全國人大的決定稱，知識產權法院設立後，主要審理各類專利以及植物新品種、集成電路布圖設計、技術秘密等知識產權民事和行政案件。有參與審議的委員也稱，現在已解決了一審專利、植物新品種、集成電路等案件審理的專業化問題。但這裏的專業化更多是指法律程序上，並未深入到這些領域的知識產權糾紛審理判決後造成的社會影響，即在價值觀念上，知識產權尚有許多尚未達成共識的分歧。例如，植物新品種必然涉及現在的轉基因問題，而轉基因的專利保護對社會，尤其是農業帶來的衝擊，也是眾說紛紜。

另外，在中國這樣央地關係較為特殊的國家，如何防止各地設立知識產權法院後造成地方保護主義，從而造成國家層面的公共性與地方層面排他性的矛盾，也是必須考慮的問題。因此，各地法院的跨區域案件管轄，和知識產權上訴法院的設立，是下一步操作中的重點難點。

總而言之，在司法程序專業性提升的同時，中國關於知識產權的理念也必須更新，以實現知識產權體係創立的初衷，真正為國家的創新驅動發展戰略，為全社會的公共利益服務。（文/宋代倫）

針對中歐班列競爭日益加劇的現狀，中國鐵路總公司8月中旬召開了首次運輸協調會，會議頗有效率地推出了「六統一、兩保障」的原則，頒布了《中歐班列組織管理暫行辦法》，並簽署了《關於建立中歐班列國內運輸協調會備忘錄》。本周有內地媒體稱，第二次運輸協調會將於兩月後的10月中旬召開，而地點則將從重慶移至河南鄭州。

「中歐班列」是中國開往歐洲的快速貨物班列，適合裝運集裝箱的貨運編組列車。目前有渝新歐、蓉歐、漢新歐、鄭新歐、蘇滿歐等線路，國內段主要由「三個通道」、「五個口岸」構成。從2011年重慶開行至杜伊斯堡班列以來，截至2014年8月13日，中國各地共開行中歐班列249列，其中2014年共開行110列。

兩月內連開協調會，可見鐵總對機遇和挑戰並存的多條中歐班列之重視。綜合媒體報道，含着「金湯匙」誕生的中歐班列，成長中也遇到了不少煩惱。在貨源短缺、打價格戰、虧損嚴重等短期不足，以及線路重複、資源浪費、前景堪憂的遠期困境下，中歐班列如何「逆勢而上」改善運營，如何實現協同發展，共享資源、共同獲益，成為亟待解決的問題。

所謂「金湯匙」，就是習近平去年推出的絲綢之路經濟帶戰略。各省開通中歐班列，初衷便是對接這一國家西進戰略，從交通入手也抓住了絲路戰略的命門。絲綢之路源於東西方文化貿易交流，交通是其中最關鍵的連接因素。絲路經濟帶必須以新亞歐大陸橋為展開空間，需依托沿線交通基礎設施和中心城市。因此，對於經濟帶沿線的交通樞紐和城市來說，誰在經濟帶規劃成熟前搶占戰略地位，誰就可能在規劃中成為交通節點性城市，享受政策扶持，進而為本省產業升級和對外貿易謀取利益。這是各省擠破腦袋、不惜重金補貼打造中歐班列交通線的核心訴求。

一年來，陸續有渝新歐、漢新歐等多條線路開通，各地政府通過財政補貼、降低價格等途徑爭奪貨源。例如，重慶利用產業優勢，把本地筆記本電腦等電子產品通過中歐班列運往歐洲。但同時，重慶也不得不對筆記本企業的產品直接參照海運價格進行專項補貼，而鄭州除對班列公司補貼外，同時對國內貨源地到鄭州的鐵路和公路運輸費用進行全額補貼。

但是，陸路運輸成本過高問題，把很多企業擋在了班列門外，多條班列只能通過打價格戰的「自殺式」手段爭取貨源，而同質化競爭因素更加劇了班列運營長期虧損。長此以往，各條中歐班列必定掐架，損害了每家運營公司的利益，而且不利於中歐貿易和絲路建設。鐵總此時果斷介入，將「單打獨鬥」的班列進行優化組合，協調班列品牌、平台、線路、通關、價格等，對降低境內段成本，提高境外段話語權大有裨益。

從地域分布看，開通中歐班列的城市多居中西部地區，經濟水平遠落後於東部地區，對國家政策扶持的訴求極高。在西部大開發戰略實施多年、西部各省份經濟並未順利完成「彎道超車」的時候，東部躍進、中部崛起、東北振興等區域經濟戰略的漸次提出，使得西部大開發的政策紅利被攤薄殆盡。就在西部各省失落之際，新絲綢之路經濟帶被提到國家級戰略高度，對中西部省份無疑是塊「大蛋糕」，也給了各省從閉塞腹地變身為中國開放前沿的機會。

因此，中歐班列開通城市所在省份，正為融入絲綢之路經濟帶打得火熱。雖然目前國家尚未劃定絲路經濟帶國內段建設範圍，但已有近20省份參與競爭。除陝西、甘肅、青海、寧夏、新疆等西部五省市和重慶、四川、雲南、廣西等西部9省區外，一些原被排除在外的省份，比如河南、山東也紛紛表達了熱切的期望。經洽會、研討會、博覽會，包括開通中歐班列，均為各省自我宣傳之舉，更直接的輿論戰則在各省對絲路經濟帶起點的爭奪，以及各省黨政「一把手」對本省定位的闡述。「戰略支點、黃金段、新起點、核心區、橋頭堡」等詞匯，並未成功劃分出自己的勢力範圍，反而出現了「遍地開花」式的同質化競爭。

實際上，絲路經濟帶上發生的事情，也正在內地其他區域經濟規劃帶發生着。在中國治理層級中，「基層創新 中央重視」是一套治理創新的經典模式，省域層面改革也基本延續了這套模式，並進化為「頂層規劃 地方競爭 中央糾偏」的程式。這在各省參與國家戰略錦標賽和自貿區申報中體現得淋漓盡致，這套改革程式並非單次演進而是多次循環，改革實效正是在這種循環統籌調整中取得的。

據中國智庫6月28日發布的一份報告預計，新絲綢之路經濟帶需要35年才能初步建成。因此，各省絲路「錦標賽」要以「短期探索 長遠規劃」為藍本，在央地和省際多次互動協同中不斷推進。

對絲路經濟帶沿線各省而言，基於自身區位特點和產業優勢，進行相應的基礎設施、產業轉型、文化發掘等布局規劃，是對接絲路戰略的前期環節，也是持續挖掘政策潛力，助力本地發展的長久之策。長期建設中，國家戰略的統一規劃和布局則格外必要，要避免最後淪為「一帶各表」的零和博弈格局，否則，不但國家戰略規劃難以落實，沿線省份謀劃的戰略紅利也難以真正獲得。（文/辛忠）

中國創新的主力是誰？一家官方媒體給的答案是海歸。

近期，遇到長三角地區的幾位「千人計劃」專家，意氣奮發，紛紛對筆者表示回國這幾年感觸很深：1、國內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商業機會很多，尤其是高新技術產業；2、國內科研環境逐步改善，寬容失敗的風氣有慢慢形成的趨勢；3、各地對於「千人計劃」人才的尊重落到了實處，給予他們一定的空間；4、越來越多的「千人計劃」人才回來，感覺壓力不小，競爭來了。

同時，也見了一些地方官員，尤其是江蘇的地方官員，對於引進「千人計劃」非常有需求。盡管有部分人士質疑一些「千人計劃」人員作假或者是「水貨」，但是說實話，大部分「千人計劃」人員還是在引領着中國科研進步的。

何謂「千人計劃」呢？這得回到2008年。2001年，人事部、教育部、科技部、公安部、財政部等聯合印發《關於鼓勵海外留學人員以多種形式為國服務的若幹意見》，2007年教育部公布《關於進一步加強引進海外優秀留學人才工作的若幹意見》。而至2008年12月，更由中央層面出台了《中央人才工作協調小組關於實施海外高層次人才引進計劃的意見》，而這一通稱為中央「千人計劃」的人才計劃也成為我國目前最高層次的海外人才引進計劃。

「千人計劃」主要針對有海外背景的高層次人才，分為創業、創新兩大類，前者在於將先進的技術產業化，在地方的強力推動下以高科技企業為載體；後者則在於提升科教水平，人才多集中在高校和科研院所，擔任重要崗位，承擔諸多國家級科研項目。

目前，「千人計劃」分10批引進了4180余名高層次創新創業人才，世界知識產權組織2013年《全球創新指數報告》指出，龐大的海外留學生群體已經成為中國創新的主力軍。官方媒體也稱「千人計劃」人才成為國內創新的主體。記得哦，是主體，不是主體之一，可見這批人才的重要性。

隨着中國經濟的轉型，傳統的以土地資源、礦產資源、稅收資源等作為經濟驅動力的時代已經悄然過去，對於中國，尤其是東部地區，人才及其背後的科技創新力才是未來的核心驅動力。所以從這一點來說，「千人計劃」在各地的落地情況可以看做是地方先進制造業和現代服務業活力的指標之一，而這也是眾多省份轉型升級的目標。

並且，我們相信，未來以人才為驅動核心動力的模式會繼續持續下去。8月18日，中央財經領導小組第七次會議召開，研究實施創新驅動發展戰略。習近平強調要強化激勵，大力集聚創新人才。為了加快形成一支規模宏大、富有創新精神、敢於承擔風險的創新型人才隊伍，要重點在用好、吸引、培養上下功夫。

從目前政府力推國產化，可以預計，海歸將是主力之一，因為掌握了先進理念和技術的海歸顯然將是國產化的力量之一。所以未來，人才引進仍然是主要推動創新的方式之一。至少在目前來看，「千人計劃」是人才引進的核心載體。

1、各地引進「千人計劃」進展情況

全國到現在引進了4180名「千人計劃」人才，其中，北京、上海、江蘇分列前三，今天我們為大家統計了排名前三的人才數量，然後再看看其他省份的情況。

北京：截至2013年8月，北京已有902人入選國家「千人計劃」，在全國各省市中排名第一。而在昌平的小湯山鎮和北七家鎮，「未來科技城」更是努力成為創新人才密集區，其中一個科技城就已經累計引進162名「千人計劃」入選者（截至2014年5月），甚至超過許多省市的引進數量，而這些引進人員一方面契合了北京發展科技產業的雄心計劃，另一方面也展示了北京對科技人才的吸引力。而北京市自己也出台了海外人才聚集工程。

上海：截至2014年7月，上海已有國家「千人計劃」626人，在全國各省市中排名第二。千人計劃引進人才中，近48%分布在企業一線，而上海致力於打造國際金融中心，有相當一部分引進人才擔任金融機構管理人員或經營管理專業人員，這有助於改善上海缺乏高端金融人才和領軍人物的局面。而上海也已連續4年被評為「外籍人才眼中最具吸引力的中國城市」之一，且近兩年綜合指標排名第一。

江蘇：截至2013年11月，江蘇已有國家「千人計劃」480人，總數位居全國第三。因此可以說創業人才是江蘇省「千人計劃」的顯著特征。各地特色不同，江蘇紮根於其濃厚的創新創業氛圍，吸引創業者，發展新興產業。

浙江省，吸引千人計劃419人。

湖北省，吸引千人計劃達到223人。

陝西省，吸引千人計劃人數達116人。

四川省，吸引千人計劃144人。

中科院，566人。

深圳市，103人。

從以上不完全的統計數據可以看出，北京以及長三角的江蘇、浙江、上海以及珠三角的廣東的「千人計劃」人數就占據了已經引進的「千人計劃」人才中的一半。這也反映了這些地區的創新活力位於中國各地區前列。但是，從宣傳角度來說，廣東省對於「千人計劃」宣傳得很少，公開資料也相對較少，這點挺頗讓人意外（深圳除外）。

下面，我們以江蘇為例，看看這個省份的具體情況，可以看出江蘇等發達省份的創新創業情況的確走在各省前列。

通過對江蘇的「千人計劃」引進人才的類型分析發現，發達地區吸引的「千人計劃」人才中，創業人才很多。這與地方政府重視「技術產業化」、科研機構重視「世界級別的高水平論文」以及獲取國家級課題項目的思路有關。

以2011年國家第六批「千人計劃」來看，共有349人入選，創業類人才84人，創新類人才265人。其中，第六批中江蘇有39人入選，僅蘇州就有20人，並且實現了5個縣域的全覆蓋。而蘇州的全部「千人計劃」共50人，占到全省的30.7%。

「從2012年以前的數據看全國分布，創新類人數總量多過創業類，經濟發達地區集中得更多，呈現'一邊倒'的狀態，但如果細分看，發達地區的創業類居多一些，其他地區創新多一些」，上海大學一位研究人力資源的教授說。

以江蘇為例，目前江蘇有480人入選「千人計劃」，其中創業類204人，占全國創業類總數的29.7%。

以第六批「千人計劃」在江蘇的實踐看，39人中有創業人才27人，占創業類入選總數的32%。分地區看，蘇州20人入選，其中來自企業的18人（其中10人集中在工業園），科研機構2人；無錫市有5人，全部來自企業，常州、揚州、泰州市也是來自企業各1人。

蘇州在「千人計劃」中獲得創業類40名，占全國總數的11.5%，在全國地級市排名第一。

這反映了發達地區對創業類人才的吸引，也反映了發達地區創業環境的吸引力，也反映了「千人計劃」中部分人才對於創業的渴求。

2、「千人計劃」人才行業分布

「千人計劃」專家作用逐步顯現，推動基礎研究領域取得一批原創性成果，推動生命科學、離子體物理、量子通訊、鐵基超導等科研領域躋身世界一流水平，推動新材料、新能源、高端裝備制造等戰略新興產業產生了一批中國創造、中國設計，推動核技術、載人航天、載人深潛、北鬥導航、兵器工業等領域突破了一些技術瓶頸。

從中組部披露的信息看，「千人人才」計劃主要集中在重點高校和科研院所、國家級的高新技術企業、重點學科、國家重點實驗室以及企業院士、博士等各類人才工作站。

這些人才在科研、創業、管理等領域都取得了很大的成就，特別是在基礎研究領域，這些通過「千人計劃」回國的專家，都在各自領域擔當學科能手。通過統計這些專家的數據，我們也能了解到各省市的人才引進狀況與其區域發展之間的聯係。

而從專業領域的分布來看，自然科學或工程技術領域占絕大多數，人數較多的領域分別是電子信息、生物醫藥、先進制造技術、新材料、資源環境、節能與新能源等領域，而這也符合我國基礎學科發展和新興產業發展的目錄，亦屬於「十二五」戰略新興產業。

因此，借助海歸高科技人才實現重大領域突破，以提升科技水平，突破技術瓶頸的目的相當明顯，鑒於國內科研發展水平現狀，實施「千人計劃」相當必要。

下面，我們看下江蘇的「千人計劃」行業分布樣本。江蘇「雙創計劃」引進人才93%為自主創業或企業引進人才，引進人才大多數分布在新能源、新材料、生物醫藥、軟件服務外包、物聯網等重點發展的新興產業領域，成為了推動地方經濟轉型升級的生力軍。

截至2013年，江蘇「雙創計劃」（包含「千人計劃」）引進人才創辦企業1045家，其中134家創業企業被認定為國家高新技術企業，40多家創業企業銷售收入超億元。

「一些技術在國外也可以轉化，但在國內，轉化更快，地方提供的支持更多，只要你技術過硬，就不要擔心其他問題」，常州科教城一家從事激光研發的留美博士這樣說。

而引進人才的另一大作用是攻克了一批制約產業發展的關鍵技術，取得了一批具有標志意義的原始創新成果，並就此開發出了一批新產品，促進了地方自主創新能力的提升，「特別是一大批國家級以上的科技獎項的獲得。」

比如，南通中遠船務工程公司的海歸人才徐秀龍，其開發的海工產品的關鍵技術就獲得了國家科學進步一等獎，其應用更為企業提供了國際競爭力，為企業創新能力提升和轉型發展注入了動力。

對高校而言，引進的高層次人才帶動了學校人才隊伍建設，大幅提升學科建設水平和學校綜合實力，「特別是海外人才引進後在世界頂級學術期刊發表的論文，極大提升了學校的影響力和學術水平。」

最後要說一句，為何文章中多次提到江蘇呢？因為江蘇各地一直重視人才，所以才有了無錫的「530人才計劃」，而來自江蘇的李源潮在中組部期間則提出了「千人計劃」，是為背景。（文/識局智庫）（文章參考資料：21世紀經濟報道、中組部網站）

「風景這邊獨好」成句於1934年7月23日，出自毛澤東《清平樂·會昌》，會昌山在今江西贛州市下轄的會昌縣。

彼時，紅軍深陷國民黨「圍剿」之苦，各種紛繁複雜的情緒交織在41歲毛澤東的內心深處，雖有贛南大地的鬱鬱蔥蔥盡收眼底，但冷暖自知，日月換新天的大格局還在未來的某一處。

掀開曆史的帷幕，站在距上80年後的當下，自然與人文同在，「風景這邊獨好」附着了另外一層現實意義，蓬勃的綠色經濟與翻轉的舊貌成了贛南大地上另外一道別樣的風景。

曆史視野下的贛南往事

「贛南因為過去很紅，所以後來很窮」，這是大公網記者在瑞金市葉坪鄉黃沙村華屋聽聞的一句話，出自一當地老表之口。

華屋的曆史便是一部濃縮了的贛南曆史。因整個村莊原住民皆姓華，所以稱為華屋，距瑞金市區東南部15公裏處。華屋的土地上深藏着過多紅色的悲情，4個村民小組119戶中42戶為烈屬。

當時針撥回到八十年前，僅有的43戶家庭全部參加了革命。

放眼整個贛南，「紅色」的曆史基因讓其在960萬平方公裏的土地上卓爾不群。

毛澤東寫下「風景這邊獨好」同期，贛南93萬人參與戰事，占當地人口的三分之一，其中有名在冊的烈士近11萬，占全國總烈士數7.5%。以其後的長征總公裏數來量化的話，每公裏有三位贛南子弟犧牲。作為中央蘇區的核心區域，贛南可稱之為中共革命史上一座不朽的豐碑。

與巨大的犧牲相伴，贛南烈屬們同樣是夯實中共革命之道的基石，草鞋、銀元、糧食和忠貞之心合力鑄就了紅色之域。

然而，世事充滿了太多悖論，付出與收獲不一定總成正比。因為地理環境、資源稟賦和發展投入等主客觀因素制約，在近八十年的時光中，贛南長期積貧積弱，似是一片被遺忘的土地，甚至被稱為江西的「窮老大」，經濟長期落後於全國平均水平，特困區連片。

這或可稱為曆史前後的不連貫，紅色的土壤並未孕育出灼紅的經濟。

新常態牽引的國之大勢

從曆史回到現實，從一域放眼全局。

當下的中國大勢已非昔比，經濟總量躍居世界榜眼，民生保障覆蓋到大多數村落，全局一盤棋的發展幾無死角。

然而，高速發展的凱歌背後也是隱憂連連。對資源的過度透支，對生態的斷後式破壞，對數據的過度迷信等，有些是欲望使然，有些是制度陷阱。

大勢轉折點出現在十八大之後，新一屆中共領導集體更注重經濟發展和生態保護的協同性，不一味追求經濟的高速前進，甚至從制度上建立有效的保障，部分地區取消GDP考核，調檔轉方式。這種發展理念被習總定義為「新常態」，意即全社會適應中速發展（7.5%左右）。

於贛南而言，「新常態」便是「新機遇」，「綠色發展」和「紅色經濟」是贛南的立身之本，不上馬高耗能高污染的工業項目便是給了革命老區機會，在一定意義上也給贛南大地的鬱鬱蔥蔥上了一道保險，風景將長期獨好，這是國之大勢下的贛南機遇。

頂層設計下的贛南突圍

習總有言，原中央蘇區振興發展工作要抓好，這有政治意義。雙重含義蘊含其中，其一是經濟和民生層面，其二是習總天然遺傳的紅色基因讓其具有更多使命感和責任感。

早在十八大之前，習近平以副主席的身份參加了中華蘇維埃共和國成立八十周年座談會，在是次會議上，習總首次在中央層面提出大力弘揚蘇區精神，並強調要加大人力物力財力的投入，切實幫助老區加快發展進度。

2012年6月，《國務院關於支持贛南等原中央蘇區振興發展的若幹意見》（下稱《若幹意見》）出台，45條內容，中央為贛南'量身打造'扶持政策，以「國家行為」集中支持一個設區市，這在中共建政後的曆史上是首次。至此，贛南大地的綠色經濟騰飛由綠皮車一躍成了動車，頂層設計下的微觀執行加碼推進。

短短兩年，再回首贛南大地，舊貌新顏，從經濟增速到產業結構調整，從百姓托底致富到民生保障，從制度改善到幹部作風轉變，牽頂層設計而動全身。

其一經濟

若幹意見出台前的2011年，贛州地區生產總值1336億元，及至2013年增至1673億元，增比25%，總值位列江西省第二，年均增長兩位數以上。這組數據對於有「生態王國」「綠色寶庫」美譽的贛州來說，已殊為不易。

2012年，贛州市人均主要經濟指標僅有全國平均水平的30%-40%。時移世易，當下贛州人均生產總值破三千美元；固定資產投資連續兩年超千億，年均增長32%，增速居江西省第一；農民人均純收入年均增長13.3%，增速由江西省末位前移至首位。

贛州建成世界最大優質臍橙產業基地，通過穩步推進農村土地流轉試點，農業規模化種植難題得以破解，孵化出3000多家農業專業合作社。

作為「世界鎢都」「稀土王國」，贛州重點發展稀土和鎢新材料等特色優勢產業，規模以上工業主營業務收入一舉邁上2500億元台階。

南康家具、上猶油畫、瑞金旅遊、沙河生物制藥、崇義農產品及深加工等一係列經濟產業鏈如火如荼。

着力發展經濟的同時，贛南也立足「生態本位」，保護植被及水資源，大公網記者在橫跨上猶、崇義兩地的陡水湖實地探訪，兩岸植被茂密，湖水清轍見底，早前水面上的曆史負擔「水上餐館」已全部搬遷上岸。贛南加力發展生態農業、生態旅遊業、節能環保產業，將「綠色崛起」進行到底，此點與習總「新常態」的戰略理念疊加重合。

其二民生

60歲的馮祖明是崇義縣過埠鎮村名，現在是過埠鎮「夢想家園」社區的居民，當大公網記者走進馮老漢現在窗明幾淨的樓房住宿時，無法想象他前半生的「水上漂」歲月。據其口述，60年中他見證了七個生命消失在湍流中，其中有一人是馮老漢的大哥，訴說時馮老漢淚眼婆娑。

現如今，在《若幹意見》的強力支持下，「漁民上岸」工程讓馮老漢們擺脫了飄搖不定的水上生活。平整的陸地，政府統一蓋房，入住時馮老漢們只需繳納6萬即可，政府補貼4萬（特困戶和烈屬亦有特殊政策），周圍修建了教育、醫療等公共配套設施，義務教育免費，看病醫保，記者在現場還跟馮老漢開玩笑，你們提前過上了共產主義的生活，壓力全在大城市。

類似的案例在贛南大地上俯拾皆是，上文提到的瑞金市葉坪鄉黃沙村華屋土坯房改造、興國縣埠頭鄉楓林村銘恩社區、上猶縣水岩鄉古田村土坯房改造……行走在此間的農戶家中，牆壁上大都貼着習總的照片，記者猶疑地私下裏詢問了幾個老者，是不是政府讓統一張貼的，其中一位眯着眼說，一張八塊錢，我還講了半天的價，最後六塊錢成交的。言談間，老表們對政策的誇讚於口不絕。

不僅僅是民生的基礎保障，在興國縣埠頭鄉銘恩新村，記者還看到一套完善的留守兒童教育基地，有借閱室、自習室和與父母視頻通話的電腦室。

所見不足以概括全貌，但至少在有限的範圍內，當地政府盡力做到了權為民所用，平衡了各種民間訴求。

其三作風

紅色贛南的民風早在八十年前的風雲歲月中已豎起了標杆，但幹部作風經曆了歲月的轉遷，總能在百姓的心中落下陰影。這在權力頂層也心有所知，習總上任伊始就提出「八項規定」「反四風」整改措施，近兩年時間，雖無根治，但效顯其表。

贛南不例外，在作風建設上也下了極大的功夫，從一把手到基層農村幹部，全員出動。一場實實在在的「三送」工作，將「政策、溫暖、服務」送至最基層農戶，全區不留死角，與老表一對一的田頭街巷，在錘煉自身的同時接受來自底層的監督。

贛州9.3萬名黨員幹部與228萬戶群眾直接聯係，每一名幹部都有聯係戶。贛州市委書記在興國縣有十四個聯係戶，辦公和手機號碼貼在門口的牌子上，且與老表們建立了現代感十足的「微信群」，不準其它任何幹部加入，民意在任何時候都可以直通「一把手」。

「以前看到幹部繞着走，現在看到幹部直接迎上去握手言談。」一位銘恩村的老表告訴記者。在後續的追問下，老表又回答了這個以前的概念是十年。

瑞金市葉坪鄉黨委書記與記者握手再見時說了一句，「挺忙的，今天上午接了八十幾個電話。」

只有沉到一線，才能了解訴求，才能知道民怨的症結何在，居廟堂之高不會憂百姓之憂。同樣，下沉也不能是一陣風，只有持久才能真正沉入百姓的內心深處。

後來居上者的前進之策

在頂層設計的配合下，贛南在一定意義上實現了「彎道超車」，多個維度上從寂寂無聞到風生水起。

如何保持競爭優勢，如何卯足後勁，是當下的贛南父母官們需着力所在。

繼續擴大「政策紅利」應是首要的治經思路，《若幹意見》中有兩個時間節點值得關注，一是2015年，一是2020年。前一個時間節點要求解決突出的民生問題和突破制約發展的薄弱環節，後一個時間節點要求贛南實現整體跨越式發展，與全國同步實現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目標。在此期間，中央無疑將會持續拓寬對贛南的政策空間。

差異化發展之路為其二，「綠色崛起」是當下也是未來，潔淨的生態不僅惠於未來，也會在當下轉化為經濟產業鏈，譬如綠色生態旅遊和農產品深加工等。

最後即是地方幹部的精氣神和務實親民的作風，凡成事者，核心因素是人，有幹勁有態度不驕矜。作風問題是一個係統工程，或需要一代人的時間來整體扭轉，固要常抓不懈。

青山遮不住,畢竟東流去，贛江水滾滾而下，放眼未來，贛南大地上獨好的一定不僅僅是自然風景。(文/馬俊茂)

8月21日-22日，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對蒙古進行了為期兩天的國事訪問。此次訪問是中國國家主席時隔11年之後再次訪蒙，也是繼今年7月訪問韓國之後，習近平第二次單獨訪問一個國家，凸顯了中國當前對於蒙古這個周邊重要鄰國的特殊重視。習主席訪蒙期間簽訂的一係列經貿大單和合作協議，也將進一步促進中蒙區域經濟合作，為進一步實現互利共贏創造了條件。作為中蒙經濟合作的「橋頭堡」，習主席訪蒙對於正在經曆調整改革的內蒙經濟發展無疑是重大利好。但同時，當前內蒙經濟發展中依然存在諸多需要克服的嚴峻挑戰，經濟改革發展依然任重道遠。

區域合作提供助力

在8月18日習近平主席出訪蒙古前的中外媒體吹風會上，中國外交部部長助理劉建超表示，中蒙雙方將進一步明確礦產資源開發、基礎設施建設、金融合作「三位一體，統籌推進」的經貿合作思路，以互聯互通和礦能大項目合作為優先方向，推動兩國務實合作取得新突破。而從習主席此訪取得的具體成果看，互聯互通、礦產資源合作、推動地區經濟一體化也是三大重要方面。

加強互聯互通無疑是這次習主席訪蒙的最重要成果。長期以來，中蒙之間的互聯互通開展的並不理想。以鐵路運輸為例，在兩國長達4676公裏的邊境線上，只有二連浩特--蒙古紮門烏德一條鐵路。盡管雙方都有建設更多鐵路的意願，但由於在發展目標和具體利益上存在分歧，具體進展十分有限。而當前，在中國建設「絲綢之路經濟帶」的背景下，中蒙互聯互通迎來新的發展機遇。此次，在雙方領導人的共同推動下，兩國所簽署的26個協議中，有7個直接或間接與加強互聯互通有關。雙方在鐵路建設，中國對蒙古開放港口等領域達成新的共識，尊重並滿足了彼此利益訴求，中蒙兩國互聯互通有望駛上快車道。

礦產能源合作依然是中蒙合作的重要領域。近些年來，蒙古礦產能源對外出口持續走低，直至引發國內經濟波動，事實上與中國調整經濟結構，對能源礦石等原材料需求減少有着直接關係。此次雙方在礦產資源合作領域也取得了新的進展，中國石化將與蒙古簽訂燃氣項目和供應協議，包括建設兩座煤制氣工廠，預計將在2019年投產，其中95%的產量將通過管道運往中國。這一項目或將成為中蒙礦產能源合作新的動力源泉。

推進區域經濟合作一體化，推動周邊國家協同發展，構建與中國有利的周邊地緣經濟安全環境，是中蒙加強對蒙經貿合作的目標和意義所在。近年來，隨着中國經濟的迅猛發展，周邊國家對於中國發展的疑慮甚至恐懼也在不斷上升。這種情緒其實在蒙古也並不罕見。也許正是認識到了這一點，此次中蒙雙方簽訂的經貿合作協議，帶有濃厚的互利合作色彩，也再次表明了中國與周邊國家合作互利共贏的姿態。

目前，與蒙古國的經濟貿易合作，對於內蒙古自治區經濟起到重要的支撐和推動作用。內蒙古自治區的口岸數量已經達到16個，承擔了中蒙間90%以上的貨運量。內蒙古的二連浩特是中國對蒙古開放的最大公路、鐵路口岸，也已成為中蒙加強合作的重要平台。下一步隨着中蒙區域經濟合作進一步密切，內蒙古經濟發展也將迎來新的機遇期。

不容忽視的挑戰

事實上，近年來隨着中國經濟發展方式調整轉換，內蒙古的經濟發展情況一度並不樂觀，鄂爾多斯「鬼城」等經濟調整中的負面現象也被全國媒體高度關注，甚至引發了對於經濟發展方式的大討論。

結合8月初公布的2014年上半年經濟數據看，雖然內蒙經濟增長依然保持了7.6%的平穩數字，但是第三產業產值比重依然較小，經濟結構調整仍未到位。而隨着未來中國經濟進一步深化調整改革，內蒙經濟依然面臨一定的下行壓力，特別是仍有一係列結構性的矛盾和問題需要積極加以應對。

產能過剩和經濟結構調整是當前內蒙經濟發展中最為突出的問題。同蒙古一樣，內蒙古自治區的經濟發展也是典型的資源驅動。2002年至2011年間，在強勁的資源出口推動下，內蒙生產總值在10年內增長7.28倍，年均增長16.9%，比全國同期年均增長快7.2%。但2011年以來，隨着全球經濟下行和中國經濟換檔調整，內蒙資源出口也出現大幅滑坡，帶動各項經濟數據指標下降。2012年以來，內蒙經濟增長維持在7.5%左右，只有前幾年的一半，減速態勢之明顯可見一斑。目前來看，內蒙產能過剩的情況依然比較嚴重，特別是在鋼鐵、水泥、電解鋁、平板玻璃等高消耗、高排放行業尤為突出。在經濟結構調整方面，內蒙服務業增長速度低於全國平均水平，顯示經濟結構調整仍未到位。

居民收入差距大，勞動力供需矛盾突出，是內蒙在民生領域遇到的主要困難和挑戰。由於資源稟賦的差異，內蒙城鄉之間、地區之間收入差距較大，東西部城鎮居民收入比例接近1：2，而占全區農牧民人口60%以上的東部農牧民，純收入只有全區的一半。同時，隨着近些年來國家加大對「呼和浩特-包頭-鄂爾多斯」經濟區的投資，又一定程度上加劇了東西部收入的不平衡。就業問題也是當前內蒙面臨的一大考驗。由於淘汰過剩產能，大量廠礦關停並轉，導致內蒙勞動過度供給，失業率上升。而勞動力素質不高，結構性失業的問題突出，也為內蒙解決再就業問題造成不少困難。

經濟發展中的環境保護問題，是內蒙近年來遇到的一個新問題。由於內蒙古區位生態環境脆弱，加上開采礦產、設廠加工中出現的不合理行為，使得近年來內蒙環境保護問題突出。包括「綠色和平」在內的國際環保組織對此問題都高度關注，甚至曾就央企開發內蒙礦產資源中的污染問題專門發表過報告，並對其危害性進行披露分析。另外，內蒙的環保問題一定程度上也已成為政治問題，特別是在內蒙少數民族地區，環保問題容易引發民族情緒，成為影響社會穩定的一個重要因素。2011年內蒙發生的大規模群體性事件，實際上就與環境保護有一定關係。

對於內蒙而言，當前既是經濟發展的機遇期，也是前期積累的各項矛盾的發酵期。盡管從上半年的經濟相關統計數字看，內蒙經濟已經出現了趨穩回升的勢頭，但事實上，一些根本性的問題依然沒有得到很好解決，比如經濟結構調整的問題，再比如有效提升、平衡居民收入的問題。因此，如何把握好習主席訪蒙契機，繼續推動經濟轉型和可持續發展，更好地改善民生，是當前內蒙需要解決的重要問題。深化改革刻不容緩，發展依然在路上。（文/劉玥歸宿）

8月17日，台陸委會副主委張顯耀「被辭職」事件發生。作為目前馬英九團隊中最熟悉兩岸事務之一的張顯耀辭職，顯然對已經進入深水區的兩岸關係的進展是負面消息。然而，更不利的消息是，陸委會認為張顯耀有泄露情資之嫌，台灣媒體更是將其扣上「共諜」頭銜。有台灣評論界人士指出，這意味着馬英九任內的兩岸關係「也就這樣了……」。

實際上，自2008年馬英九上任後，兩岸關係進入快車道，各方面人員、資金、商品往來急劇頻繁，兩岸互信不斷加深，政商關係都有曆史性的進展。然而隨着2012年馬英九第二任期的到來，出於自身支持率的下降以及島內部分人士「反中」聲浪的四起，兩岸關係的進展速度遠沒有其第一任時快速。其中一個重要的佐證就是2012年後，兩岸省級交流的頻率已經明顯下降。

2008年馬英九上台之後，經過一年時間左右的試探和破冰，兩岸省級交流在2009年年初起迎來井噴期。僅2009年上半年，就至少有四個大陸省級代表團前往台灣進行商貿交流活動。據大公網記者不完全統計，馬英九第一任期內後三年至少有34團次的大陸省（直轄市、自治區）級參訪團到訪台灣，而第二任期至今兩年多有28團次的大陸省級參訪團到訪，雖然從數字上看二者差別不大，甚至從年均數字來看馬第二任期內大陸參訪團到訪台灣的頻次在增加，但考慮到2012年之前兩岸省級交流大多處於破冰階段，2012年後兩岸省級交流沒有出現大規模的增長，實際上某種意義上說已經算作是兩岸交流的「倒退」了。

誰最愛台灣

2008年之後，在超過六十次的大陸省級參訪團中，貢獻最大的為上海、福建、廣東、廣西等地。福建作為兩岸交流的橋頭堡，和台灣有着「人親、地親」的文化優勢，即使是在陳水扁時期或更早，閩台交流也從未間斷。上海和廣東作為中國最發達的兩個區域代表，也是台商最為「紮堆」的兩個區域，珠三角的加工制造業以及上三角的服務業是目前台商在大陸的最重要的兩個產業集群，上海高校和科研院所的台灣研究亦走在國內的前沿，滬粵兩地與台灣交流頻繁亦不足為奇。

有趣的是，兩岸省級互動開始以來，誰也沒想到首位赴台的大陸省長級官員這一標志性事件被廣西「燒了頭香」。2009年5月21日，廣西壯族自治區主席馬飆率領1500人的超級大團訪問台灣，拜訪台灣工業總會、台灣水泥和鴻海精密等企業和團體，並且舉辦了2009年桂台合作論壇，不僅創下了當時大陸來台人數最多的參訪團記錄，同時也是大陸首位由省長級官員率團訪台的經貿代表團。

此後，廣西代表團至今至少派出了6個省級的參訪團赴台進行商貿交流，幾乎平均一年一團，且規格都不小，至少由副書記帶隊參訪，頻度甚至超過福建，可以說是兩岸省級交流史上最「愛台灣」的省級代表團。

頻次上緊隨其後的是福建代表團，2009年2月，福建曾派出副省長帶隊的代表團赴台進行破冰，此後共派出四次代表團，其中兩次由省長帶隊，最近一次則由福建省委書記尤權率團，規格和數量都不低，體現了閩台兩地良好的互動。

有趣的是，除新疆西藏並未派出省級團隊訪問台灣外，作為直轄市的重慶也未派出過訪問團到訪台灣，倒是因為重慶在西南地區的重要位置以及其轄區內高新產業與台灣企業對接程度高，成為了台灣政商代表團經常到訪的地方。

破冰模式

大陸省級代表團赴台的一個特點是「破冰模式」，即首次的破冰參訪往往由副省級官員帶隊，隨即再由省長級官員帶隊進行第二次或第三次參訪。上海、福建、陝西、山東、甘肅、遼寧等省份都是通過此模式進行訪問，首次出訪的代表團均由副書記或副省長帶隊參加。

2009年2月8日，上海市副市長唐登傑率領上海政商界高層人士共13人抵台，成為二次江陳會後大陸首個重要地方高層訪台人士，在台期間唐登傑拜訪了統一、國泰金控、台塑集團和台灣工業總會等企業和單位。七個月後，即2009年9月，上海市委訪問團抵台，透過海基會向台灣八八風災再去捐款人民幣200萬。在兩次參訪團的破冰之下，2010年4月上海市長韓正抵台，成為首位訪台的大陸直轄市長，受到了吳伯雄、宋楚瑜等多位藍營高層的接待。

不過也有部分省份屬於例外，除之前提到的廣西之外，江蘇、湖北、浙江、廣東等省份則跳過了破冰模式，直接由省長或者省委書記帶隊，進行第一次的赴台參訪。廣西壯族自治區主席馬飆以廣西桂台經濟科技文化交流協會理事會主席的身份抵台，進行了超過1.7億美元的大采購，為台灣至少帶來60億台幣的收入。而在此之前，廣西並未派出代表團赴台，雙方高層的唯一會面是2006年10月時連戰對廣西的訪問。

破冰模式帶來的一個影響是，自2010年下半年起，兩岸省級交流切換至了「省長模式」。經過一年多時間的破冰，半年多時間有超過10位省長率團赴台交流。最忙的一段時間內，台灣同時有超過四個大陸省級參訪團到訪。甚至一家酒店內就住着三個大陸省級參訪團，兩岸省級交流進入最繁榮的時代。

先經後政

由於兩岸交流秉持着「先經後政」的交流方針，在所有大陸省級訪問團中，都秉持着「只談經濟，不談政治」的默契，幾乎全部以「商貿交流團」命名。在台灣的大陸參訪團的行為也基本上分兩種：富裕省份談采購，欠發達省份談招商。

因為「不談政治」，兩岸省級互動之間有一個「空窗期」，即2011年7月至2012年3月，這半年多時間幾乎沒有大陸省級參訪團抵達台灣，原因是「避免影響台灣選情」。2011年下半年起，台灣最高領導人選舉逐漸進入白熱化，大陸方面叫停了官方參訪團，即便是大學、科研單位的學術參訪團，也采取「零出整入」的方式，不以有組織的形態出現，避免影響到台灣方面的地區選舉。此外，在今年3月，台灣「太陽花」學運爆發之時，大陸官方代表團也有三個月停止了對台灣的訪問，直至五月事態平息之後，安徽、上海、湖北、江蘇和吉林五地參訪團幾乎同時赴台。其中江蘇代表團是確定因為「太陽花學運」而推遲的赴台計劃。

「不談政治」的默契也體現在大陸赴台參訪團的名單上。2005年連戰登陸訪問使得國共兩黨交流已經破冰，大陸省長級別官員訪台亦成常態，在已經完成了超過六十次訪問中，大陸參訪團幾乎全都以黨政官員正職或副職掛帥，只有2011年3月河北省政協主席、2012年3月河北組織部長及2014年8月山東統戰部部長三人為非黨委或政府負責人。

值得一提的是，在超過60次的省級參訪團中，還沒有出現過大陸人大領導與台灣各級政府議會之間的交流工作。兩岸議會在立法、監督、預算審查方面的交流還幾乎為零。兩岸交流一直缺乏「以經促政」的操作渠道，兩岸立法機構間的交流，或許是接下來可以具體突破的部分。（文/馬軍）

任學鋒 (資料圖)

本周（8.25-31）的地方人事動態異常活躍，多得讓人應接不暇。除多位省府副職升任省級黨委常委之外，更有遼寧、河北兩省紀委書記完成新舊交接，而周日（8月31日）的吉林省委書記、省長同時換班無疑更是吸引了所有人的眼球。

萬慶良「落馬」整兩個月之後，8月27日，官方宣布十八屆候補中委、天津副市長任學鋒獲中央批準南下廣東主政羊城，接任候補中委萬慶良被免去的廣東省委委員、常委和廣州市委書記職務。

籍貫為河北邢台的任學鋒（1965.10）曾任天津市政府駐港窗口公司香港津聯集團公司副董事長、董事長等職，2008年1月獲任天津副市長，分管商務、旅遊、口岸服務、外事、涉港澳台事務等領域工作，2012年11月入選十八屆中央候補委員。

任學鋒「空降」羊城補缺最惹人關注的，莫過於結束了廣州市委書記30多年來均由廣東本地官員選調的傳統。從1983年許士傑開始，包括謝非、黃華華、朱小丹、萬慶良等數任廣州「1號」在任職前均有在粵工作經曆。故而，冀籍的任學鋒自天津南下被認為體現了中央在人事安排上的新思維。

事實上，不僅在羊城，中央這種人事布局的新思維本周在龍城（山西省城太原市因與史上多位皇帝有過密切關係而別稱「龍城」）也有體現。8月29日，白雲、任潤厚同時被中紀委宣布「雙殺」當天，經太原市人大常委會第23次會議表決通過，汪凡接替柳遂記任太原市公安局長。

稍早前的8月24日，也就是山西平陸籍的太原前市委書記陳川平被中紀委「幹掉」第二天，太原市委召開常委會議宣布：免去柳遂記的市委常委、委員職務，並提名免去市公安局長職務，公安部治安管理局副局長汪凡「空降」接任市委常委、市公安局黨委書記，並提名為市公安局長。

8月29日的太原市人大常委會議走完任免程序後，汪凡成為27個省（區）中罕見的不由本省籍而由公安部「空降」的省城公安主官，這一「非典型」調整也被認為是中央對山西本地人事安排不信任的信號，不信任的來源或許是3年內太原市公安局連續3任公安局長都先後出現問題。

羊城、龍城之外，與任學鋒從省府副職（天津副市長）擢任省級黨委常委（廣東省委常委）這一躍升路徑類似，官方8月29日一次性宣布，山東副省長鄧向陽調任安徽省委常委、組織部長，補缺月初「轉戰」江蘇的王炯；北京副市長楊曉超升任北京市委常委，補缺「轉戰」駐國土資源部紀檢組長的趙鳳桐。

8月28日、29日，黑龍江、遼寧、河北先後宣布，候補中委林鐸（1956.3）卸任黑龍江省委常委、哈爾濱市委書記職務，調任遼寧省委常委、省紀委書記，接替屆齡的王俊蓮（女，1951.3）；冀籍的陳超英（1958.11）卸任遼寧省委常委、秘書長，回鄉任河北省委常委、省紀委書記，接替63歲臧勝業（1951.2）。

林鐸、陳超英、趙鳳桐三人「轉戰」紀檢係統的同時，也都延長了政治生命。

最後值得一提的是，本周人事動態高潮出現在周日，新華社8月31日宣布：「日前，中共中央決定：巴音朝魯同志任吉林省委書記；王儒林同志不再擔任吉林省委書記、常委、委員職務，另有任用；蔣超良同志任吉林省委委員、常委、副書記。」不過，王儒林離開吉林後「另有任用」的懸念也將留在下周揭曉。(文/王俊)

編者按：7月16日，大公網舉行"深化改革：從頂層設計到省級戰略暨首屆大公網《中國省級政經生態周報》研討會"，全國政協委員、香港新聞聯主席、《大公報》董事長兼社長姜在忠出席研討會並致辭，來自重慶、新疆、河南、北京等省區市的外宣部門領導，來自中國人民大學、中國社科院、清華大學等學術研究機構的專家學者分別在研討會上發言。其中，人民大學國際關係學院政治學係的王續添教授和經濟學院孫久文教授，分別圍繞中國省級治理、區域經濟等進行了精彩的發言。現將兩教授的現場發言摘編如下（稿件未經本人審閱），以饗讀者。

中國人民大學國際關係學院政治學係係主任王續添教授：

透視省情，助力改革——全面深化改革背景上的省級治理及其觀察

十八大以後，中國開啟了改革發展新的曆史時期。在全面改革的背景下，在整個國家的治理體係和治理結構當中，省級治理具有特殊性。這種特殊性表現在兩個方面：

1、制度層面，或者說治理結構層面。中國作為一個單一制大國，這種單一制又有自己的特殊性，它實際上是地方參與同中央集權相結合的單一制。更準確說是以地方參與為基礎，以中央集權為主導的單一制。這種單一制，有兩個基本制度屬性：一個是中央集權，這是最基本的，也是主導的，地方參與要服從和服務於中央集權;第二個方面，地方參與在這種制度安排當中又居於基礎性的地位，是不可或缺的，也是不可動搖的，中央集權必須建立在地方參與的基礎之上。這種統一與隸屬、主導與參與構成了現代中國單一制下中央與地方關係的基本屬性。這種制度安排，凸顯了中國的曆史傳統、現實的政治生態和時代的印記，它既實行中央集權，又賦予了地方參與的自主權;既堅持全國統一性，又包容地方多樣性;既集中統一，又因地制宜。兩個方面的兼顧和平衡，既是這種制度安排的優點，也是它的難點。

在實際的運行當中，任何一種制度安排都不會是原封不動地沒有任何變化，某種程度的變形走樣也是正常的。比如說新中國成立以來，在中央與地方關係的基本制度的運行中，改革開放之前大體上就是中央高度集權，這種情況多一些;改革開放以後，由於地方逐漸獲得了更多的自主權，地方主義或者是地方保護的情況，又比改革開放之前明顯了許多。實際上這兩種偏向，在制度實際運行中都是存在的，所以說如果觀察省級的治理，這個基本的制度框架、制度安排有一個實際的運行的情況，總體的把握就是一個基礎。

2、從省級治理的特殊性，從政策層面，或者從過程層面來看。簡單說可能有這樣幾點：在整個政策過程和治理過程中，省級治理毫無疑問是中間環節，也可以說省級是落實中央大政方針的第一個環節，也是中央政策地方具體化的第一步。第二，省級治理也是統籌兼顧與因地制宜的橋梁和紐帶。中央的大政方針，或者頂層設計，如何能夠在地方得到落實。中國是一個超大型的國家，我們包括港澳台有34個省級單位，統籌兼顧很重要。另一方面，因地制宜同樣重要，在這兩個方面起橋梁和紐帶作用的就是最高級的地方單位，即省級單位。

省級治理也是一致性施政和差異性施政的銜接和過渡，只是這一點和前面某種程度上是有同等的意義。任何一個國家中央政府都是一致性施政，而對地方而言，它要結合本地的情況，它在各地的施政是有差異的，它體現了一種差異性施政。從一致性施政到差異性施政這個銜接和過渡，毫無疑問在中國也體現在省級層面。

我們如果與整個國家治理相比較，省級治理無疑屬於中觀治理的範疇，但是如果從省級治理的空間和治理模式，尤其是與它下面各級的地方治理來說，它無疑又具有宏觀性。所以從經濟治理來講，省級屬於二級宏觀調控。從政治和社會治理來說，它影響也具有全局性，所以如果從省級治理的特殊性，從制度或者是治理結構，以及從治理過程兩個方面結合來看，在中國整個國家治理結構以縱向結構為主軸的治理體係當中，中央和省級的關係居於一個軸心或者是核心地位。

如何觀察中國省級治理?

《中國省級政經生態周報》盡管說創辦時間不長，但是實際上已經取得良好的效果。為了這份刊物能夠辦得更好，發揮更大的作用，我想就關於省級治理觀察的方法談兩個方面。

第一，從觀察的視角來講，應把握省級治理觀察的「根」、「情」、「勢」。這裏所謂的「根」就是曆史的根、制度的根、文化的根。一種觀察，或者是一種思考能夠影響他人，能夠發揮它應有的，或者預期的作用必須是有深度的。深度來自於何方?那就不能夠僅僅滿足於就事論事，這種分析必須有曆史的厚重。我們說今天的省級治理是如何來的?它的昨天過去是什麼?這種制度到底是一種什麼樣的制度?怎麼樣運行?這種制度背後的文化內涵又是什麼?所謂的「情」就是現實的情、國家的情、地方的情，也就是現實的情況，整個國家的情況，各地的情況，這也是觀察的基本點。所謂的「勢」，就是大勢、趨勢，這裏面主要把握三個方面，一是把握整個國家深化改革的大趨勢，在這種大趨勢下來觀察省級的制度;二是把握整個地方治理的新趨勢，包括省級以下各種地方治理的新趨勢。今天實際上地方治理有很多新的做法，創新，這越來越受到社會各界，也包括學界的高度關注;三是比較視角下的域外觀察。也就是說要把海外或者國外地方治理，尤其是最高級地方政府的治理方式和經驗作為我們觀察中國省級治理的一個比較和借助。

第二，觀察方法和取向的全面性。我認為不僅僅局限於省級的政經生態，它應該是一個綜合性的，包括文化、社會等等各個方面，都應該納入其中，或者是融入其中。

第三，客觀很重要。定位為高端或者作為學術智庫型的東西，客觀我覺得很重要。客觀才能夠起到這樣的作用，這也是我們大公報辦報秉持的基本理念，就是不戴有色眼鏡，你要冷眼旁觀。

第四，求是，也就是以事實說話。觀察必須來自於事實，也必須忠於事實。

中國人民大學經濟學院區域與城市經濟研究所所長孫久文教授：

新領導上台後中國區域經濟的變化

1，新一代領導人更加重視經濟區和經濟帶在國家經濟中的作用。比如京津冀協同發展、絲綢之路經濟帶、長江經濟帶。這些跨省域的經濟區和經濟帶，在國家設計中的作用日益凸顯。

2，出現多極多點支撐地區發展的態勢。以前中國經濟發展主要是沿海地區支撐，現在區域發展總體戰略實施了十幾年之後，中國出現了一種經濟支點向各地擴散的態勢。除了東部原有的三大支點之外，像中部的中原經濟區，以武漢為中心的長江中遊經濟區、成渝經濟區、西北關東天水經濟區等等，都逐漸成為中國經濟的支點。

3，一些地方規劃進入了國家戰略層面，這樣地方經濟發展能和國家宏觀經濟發展結合得更緊密。像國家級的一些新區，它作為國家戰略進行開發建設，既有地方的特點，同時又貫穿了中央對這個地區的精神。

全國政協委員、香港新聞聯主席、大公報董事長兼社長姜在忠（左11）在研討會開始前與出席會議的外宣部門領導、學術專家等合影留念。其中，左10為中國人民大學王續添教授、左9為中國人民大學孫久文教授、左8國家發改委國土開發與地區經濟研究所高國力副所長；左7為北京大學劉豔博士、左6為中國社科院張在成副研究員；右10為重慶市委宣傳部部委會成員、市外宣辦、網信辦劉曉年副主任，右9為大公網行政副總裁兼總編輯韓紅超，右8為河南省委外宣辦趙鋼副主任，右7為在新疆自治區黨委宣傳部掛職的中宣部左鋒副局長，右6為北京市外宣辦徐和建處長。

大公網7月22日訊（記者方樂迪）7月16日，大公網舉行「深化改革：從頂層設計到省級戰略暨首屆大公網《中國省級政經生態周報》研討會」，全國政協委員、香港新聞聯主席、《大公報》董事長兼社長姜在忠出席研討會並致辭，來自重慶、新疆、河南、北京等省區市的外宣部門領導，來自中國人民大學、中國社科院、清華大學等學術研究機構的專家學者分別在研討會上發言。研討會舉行前，姜在忠社長分別會見上述省區市的外宣部門領導。

姜在忠社長在研討會上致辭，首先介紹了大公全媒體格局，闡述了《大公報》作為香港與內地、中國與世界「超級聯絡人」在宣揚一國兩制、支持特區政府依法施政等方面的獨特作為。在談到本次研討會的時代背景時，姜在忠社長說，習近平總書記已經就深化改革做出頂層設計的整體部署，中央領導也多次強調各地在深化改革的過程中，要敢於開拓創新，敢於先行先試，要發揮主觀能動性。我們希望通過大公網《中國省級政經生態周報》推動各省市、各地方在改革的道路上大膽探索，大膽前行，從而推動我國經濟社會實現更大的發展。祖國的發展強大，也是香港繁榮穩定的基石。

在研討會舉行前，姜在忠社長分別會見了重慶市委宣傳部部委會成員、市外宣辦、網信辦劉曉年副主任，河南省委外宣辦趙鋼副主任，在新疆自治區黨委宣傳部掛職的中宣部左鋒副局長和北京市外宣辦徐和建處長，以及來自中國人民大學的王續添教授、孫久文教授和來自國家發改委國土開發與地區經濟研究所的高國力副所長等出席研討會的專家，向各位來賓介紹了當前香港的主要形勢、尤其是港府向全國人大提交政改報告的最新進展。

研討會上，與會的學術專家、宣傳部門領導就深化改革的頂層設計，就大公網《中國省級政經生態周報》這一產品在促進學術成果的轉化、促進內地各省市區政治經濟交流、促進中央大政方針在地方的落實等方面的作用，進行了真知灼見的發言。

《中國省級政經生態周報》是大公網於今年四月推出的一份研究型、智庫類報告，聚焦中國省市一級的政治經濟生態，關注中央政策在地方的落實、關注省份之間的政經發展，意在為關注中國政治經濟發展的政府部門領導、學術專家、商界人士提供一份專業的參考報告。該《周報》係國內首家聚焦省市區一級政治經濟生態的智庫型產品，首家提出「媒體智庫」這一概念並進行實體化運作的研究類報告。

研討會由大公網行政副總裁兼總編輯韓紅超主持，大公網副總編輯陳國棟介紹了《中國省級政經生態周報》的相關情況，共有包括學術專家、地方政府宣傳部門領導、知名企業家等各界代表人士近50人與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