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大層面解讀中國經濟新常態

  大公網評論員 宋代倫

  時間來到二月,絕大部分地方省市已召開了地方兩會,各地經濟數據也陸續公佈。稍早前1月20日,國家統計局公佈了2014年國民經濟數據,於是一年一度的國家與地方經濟數據的大討論開始了。在國家層面,輿論樂於將中國經濟與世界各國經濟情況進行比較,而在地方層面,則仍通過GDP增長率的變化來評判各省市的發展勢頭。

  與往年不同的是,此輪討論被套在了“新常態”這樣一個更宏大的詞彙下。2014年5月,習近平在河南考察首次提及“新常態”時,針對的是中國宏觀經濟層面,此後,該詞迅速衍生到各層級、各領域、各行業。因此,在地方兩會餘熱未散,全國兩會已提上日程期間,筆者試從三個層面,圍繞GDP這一核心經濟衡量指標,簡析中國的經濟“新常態”。

  2015,中國世紀元年?

  首先看國際層面的比較。國家統計局公佈2014年經濟數據後,輿論關注的焦點之一自然是GDP總量。中國GDP在2014年首次突破10萬億美元,而上一次美國完成這一指標不過是在2000年,並不遙遠。

圖1

圖2

  圖1各國的GDP走勢是按美元計價顯示,除美國GDP走勢相對平穩外,七國集團其他成員國的GDP走勢都經歷了大起大落,尤其在1980年代到21世紀初這段時期。箇中原因很多,首先,美元匯率對其他貨幣在不同時期的大幅波動。最著名的1985年《廣場協議》簽署後,美元對日元、馬克、法郎、英鎊等貨幣大幅貶值,導致以日本為首的發達國家GDP美元計價驟增,這使得日本經濟在1990年代中期達到巔峯後開始崩盤,至今仍未走出低谷。其次,七國集團也不同程度受到週期性經濟危機的影響,再次則是本國國內經濟持續衰退,如1990年代以來的日本與葉利欽時代的俄羅斯。但中國因為相對獨立的經濟和貨幣政策,受美國主導的經濟週期和匯率影響較小,加上中國特有的經濟發展模式,因此無論是以本幣還是美元計算,近二十年來中國的經濟總量始終保持高速增長。

圖3

  也正是這二十年,中國完成了經濟體量上的“大逆轉”。伴隨這樣的指數式增長,中國在1995、2000、2005、2006、2007和2010年連超加、意、法、英、德、日,成為現在媒體經常掛在嘴邊的“世界第二大經濟體”。換句話説,僅二十年的時間,中國就完成了對除美國外主要發達國家的逆襲。如果和金磚國家中人口、面積、獨立時間與中國相仿的印度相比,1990年前印度與中國的經濟總量和發展速度不相上下,但1990年之後差距就越來越大。2009年後,中國經濟體量開始超過其他金磚國家之和。從圖3還可以看出,十大經濟體中,其他國家佔全球GDP比重或穩定不變或下降,唯有中國,僅二十餘年就從幾乎微不足道轉為舉足輕重。

圖4

  因為中國眾多的人口,再高的GDP被人均後,仍然很低,甚至低於世界平均水平,這決定中國仍將長期是發展中國家。不過,上面《經濟學人》這張圖告訴我們,中國的人均雖然還很低,但正因為龐大的人口,人均每增長一點,體量就會急劇增加。去年從年終到年末,媒體持續關注的一件事就是,按照購買力平價,中國GDP在2014年已經超過美國。歲末年初之時,美國經濟學家J.斯蒂格利茨更是驚呼,2015年將是中國世紀元年。經濟總量崛起的同時,中國也在逐漸強化在世界舞台上話語權。從2001年與2014年的兩次APEC會議中方迥然不同的表現,可以清楚地看到這一變化。不妨做一個大膽預測,當中國經濟體量趕上美國 歐盟之時,中國的經濟話語權在世界上方能立於不敗之地。

  就在馬建堂公佈國家統計數據的後一天,商務部發言人沈丹陽在發佈會上表示,2014年中國對外投資規模首度超過同期吸引外資規模,僅次於美日,言下之意2014年成為中國資本淨輸出元年。這將對全球金融和經濟格局產生重大影響。有分析稱,未來中國資本“走出去”的力度將越來越大,中國作為資本淨輸出國將成為一種“新常態”。

  這種新常態,讓西方國家倍感壓力。依託高鐵、核電、碼頭等大型基建項目,中國在海外投資攻城略地,西方難免覺得中國在各領域搶了飯碗。在吸引外資方面,2014年中國也力壓美國,首次成為全球第一。如果説2001年加入世貿前“引進來”是主線,那麼從2015年開始,中國與世界的經濟聯繫將是“引進來”與“走出去”雙輪驅動,意義非凡。

三大層面解讀中國經濟新常態

  從新中國的經濟週期看“新常態”

  輿論在關注2014年GDP總量的同時,另一個關注點則是7.4%的GDP增速成為1990年以來的最低增速。媒體尤其是外媒紛紛解讀稱,中國的經濟衰退不可避免,甚至稱印度的發展勢頭將超過中國。

  不過,李克強總理在瑞士達沃斯論壇上的表述是,經濟新常態可用兩個“中高”概括:經濟由高速增長轉為中高速,發展由中低端邁向中高端水平。李克強還特別指出,現在中國經濟規模已居世界第二,基數增大,即使每年7%的增長,也比五年前增長10%的數量還要大。

  如果純以統計數據來看,我們不妨將一個經濟體的經濟增長分成五個檔位:第一是增長率為負,GDP絕對數字減少;第二是增長率為正,但增長數量逐漸下降;第三是增量保持穩定,這是理想狀態下的增長;第四是增量增加但增速保持穩定;第五是增量增加且增速也在增加,如圖5所示。

圖5

  如果我們以新中國從1952年開始官方的經濟數據來做較長時段的分析,那麼我們會看到,這五種經濟增長的狀態中國都經歷過。圖6紅線顯示新中國曆年的實際增速。我們清楚的看到,經濟波動的幅度越來越小,週期也逐漸拉長。如果以温鐵軍總結的八次危機理論看,新中國至今已經經歷了四次大規模引進外資引發的八次危機。其實即使不通過理論總結,但從圖6中我們也能清楚看到中國哪些時期經歷了經濟危機,並聯系其時代背景。

圖6

  毛澤東時代的經濟增速可謂大起大落,並在1960年代初、文化大革命開始和結束三個時期經歷了負增長,但幅度漸小。改革開放後中國告別了負增長,經濟檔位在2-5級間不斷換擋。1980年代初、1980年代末90年代初、1998年左右、2009年左右,中國同樣經歷了四次經濟降速,但這四次都不再是經濟的絕對倒退,而是在二、三級檔位間。

  1990年中國GDP實際增速僅為3.8%,是改革開放後最低值,增量甚至也低於1980年代許多年份。次年即1991年,中國的GDP總量超過兩萬億人民幣。也正是從那年開始,中國開始開放股票市場、期貨市場和房地產市場三大資本市場,人民幣開始真正貨幣化,農民工加速流向沿海鞏固出口導向型經濟模式,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逐漸確立。於是,投資、消費、出口這耳熟能詳的“三駕馬車”,開始帶領中國經濟總量長期處於第五級檔位。這一輪超高速增長持續到1997年結束。期間,中國GDP翻了近兩番,如果以名義增長算,這幾年間的增長速度達到驚人的23%。

  1998-2003年朱鎔基主持經濟工作時期,中國遭遇了亞洲金融危機的後續影響,並進行了大範圍的行政和經濟體制改革,這一時期的經濟增長回到三、四級檔位。2003年之後,伴隨各領域市場化、產業化加速,中國加入世貿組織,以及中央領導班子平穩換屆等因素疊加,中國經濟增長再次掛上第五級檔位,這一輪增長持續到2008年國際金融危機結束。2008年底到2010年底,中國推出刺激經濟的一攬子計劃,通稱“四萬億計劃”。這輪投資又帶動了2010、2011年兩年GDP的激增。但因為這輪投資較為集中,中央政府被動應付痕跡強,且四分之一用於汶川地震災後重建,因此到2012年這輪投資對GDP的拉動作用基本耗散完。

  2012年中國GDP增速再次回落到8%以內。到去年為止,中國經濟增長已連續三年維持在百分之七點幾。單從這點看,中國經濟確實在進入新常態。因為龐大的經濟基數,中國想要再維持之前兩輪第五級的檔位,肯定不現實,但中國要出現經濟崩潰也不太可能。因此,在可預見的未來,中國的經濟增長是在第二到四級檔位間。

  但中國的經濟增長軌跡究竟如何,取決於中國經濟結構怎麼調,轉型怎麼轉。經濟學家陳平分析稱,中國經濟的結構調整方向有三條,第一是讓市場主導三大產業結構,走美歐日等發達經濟體本土“去工業化”道路,市場自由化,大力發展服務業,放任房地產和金融泡沫擠出低端製造業,陳平認為這會使得中國經濟增速十年內迅速降到5%,換擋到第二級,走上許多發展中國家過早“去工業化”的老路,陷入“依賴經濟困境”。

  第二是以“一帶一路”等對外經濟外交戰略為依託,利用巨量外匯儲備,輸出過剩產能,調整經濟結構,如果能保證“一帶一路”戰略不被國際局勢突變打斷,中國將繼續保持二十年製造業繁榮,增長率可維持在5-7%,即在二到三級檔位間。

  第三是以中國國內為基礎,將政府長遠戰略規劃與市場調節相結合,調整中國不合理的生態佈局和產業城鄉佈局,結合國內國土改造,引導國內的長期投資,創造新一輪的增長空間,平衡國內投資與對外資本輸出。在進一步夯實國內基礎,完善資本空間佈局的同時,全面推進資本和設備輸出,就穩居世界制高點。這樣中國至少還能維持三十年高速增長,速度在8%左右,即在三到四級檔位間。這或是中國未來經濟增長較為理想的狀態。

  在評價中國的產業結構時,經常會落入一個誤區,即中國第三產業與消費佔比與發達國家相比還是太低,第二產業與投資還是過高。這種看法描述了事實,但首先中國經濟結構在不斷優化也是事實;其次,這種觀點沒有考慮到發達國家與中國處在不同的發展階段,過早去工業化與注重高端第三產業無法夯實實體經濟基礎、穩定就業,使作為後發國家的中國實現可持續發展;第三,生產創造需求,投資創造消費,當然現在更多是市場需求與消費意願引導生產與投資,但這個先後關係仍未根本改變。

  現階段,中國中西部地區還處於工業化未完成甚至是工業化初期階段,用好財政存量、創新融資渠道,以政府加市場雙調節的方式優化投資佈局、工業產業集羣化、縮小地域與城鄉的差距(即所謂“內需拉動”)是當下要務。在這個基礎上,順着“一帶一路”戰略擴大海外資本輸出,這樣就能穩定國內國際兩個大局,保持經濟“新常態”下的內外穩定。此外,在“第四次工業革命”的概念熱炒的當下,中國能否在新能源和資源再利用領域實現創新突破,也極大關乎未來的經濟增長空間。

三大層面解讀中國經濟新常態

  新常態下地方GDP的暗戰

  看完了中國的宏觀走勢,我們再來看看地方情況。雖然目前仍有三個省份地方兩會還未召開,但2月2日31個省市區的GDP數據已全數公佈,使得我們得以完整地進行橫向與縱向的比較。

  先來看看輿論最關心的增速。圖7以雷達圖形式顯示了2013、2014的增速和2014、2015的預期增速。一個最直觀的呈現,便是這四個圈在逐漸收縮。與各地2014年的目標相比,因為新常態的到來,31省份增速無一達標,最接近的則是重慶,其次是北京。與目標相比,落差最大的是山西(-4.1%),其次是遼寧(-3.2%)。如果與2013年增速相比,落差最大的仍是山西(-4%),雲南並列最大。看來,山西2014年政壇遭遇地震,經濟同樣如此,兩者具有高度正相關。

圖7

  包括山西在內,有七省市增速低於全國平均水平,其他分別是北京、河北、遼寧、吉林、黑龍江、上海,這是近年來相當罕見的情況。2013年,31省還無一低於全國平均水平。有意思的是,除上海外,其他六省市是連成一片,具有強烈的地域性。説2014年華北和東北經濟連片塌陷,一點不為過。

  新常態反映出的一個變化,自然是各省市不再把GDP和增速看的那麼重,這一方面體現在華北、東北這些省份勇於公佈並不出彩的數字,並着手調整自身不合理的產業結構;另一方面不少地方在做今年目標增速時也敢於放低身段,把數字定的較低,甚至會低於今年全國目標,這在以前是難以想象的。

  如果我們將各省的GDP加總,雖仍超出全國總量4.78萬億元,但差額相比之前三年均下降不少。差額的減少,一方面説明各地統計口徑與全國仍不一致,但另一方面讓我們看到,各地對GDP統計注水的現象有所緩解,重點就表現在上述七省低於全國平均水平,這是值得肯定的趨勢。

  所謂成也GDP,敗也GDP。雖然各地對GDP的態度在逐漸變化,但無論你重視不重視,分析經濟數量也好質量也罷,還是要回到GDP本身,奈何現在尚未有個系統化的更優指標衡量經濟基本情況,完全否定GDP的意義並不理性。因此各地GDP總量公佈後,各地圍繞GDP暗戰還是如期打響。

圖8

圖9

  圖8顯示了2014年各地GDP總量與增速的關係圖。如果做一條趨勢線我們發現,雖然地方GDP與增速仍有負相關,但已經相當微弱,分佈更像是個喇叭型:GDP總量低的增速可以很低,也可以很高,差距擴大,而總量高的目前看來增速仍保持中上水平,絕對增量驚人。而2013年(圖8),這種負相關性仍然較明顯,各省分佈較為集中。

  圖8還顯示,GDP的第一集團軍將後面的大部隊越甩越遠。第一集團軍裏的山東與後面大部隊領頭羊浙江的差距已將近兩萬億。而江蘇因為保持着高速增長,直追GDP老大廣東。照這個趨勢,不出三年廣東將交出GDP第一把交椅。不過廣東方面對此倒是很淡然,早在汪洋主政時期,汪洋就預料不出幾年江蘇將超廣東,但他表示廣東不想和江蘇打這個經濟仗,“你願意超就超吧,我們首先要把結構調整好”。江蘇也表示在抓轉型升級,沒考慮要超廣東。但事實是,江蘇確實在一路猛追,且在人均和縮小地域差距上做的更好。這場老大之爭,恐怕會成為未來幾年地方經濟競爭的焦點話題之一。

  縱觀已經公佈的地方政府工作報告,除了與新常態的大方向保持一致,並無更多亮點。唯一值得一提的是,上海率先取消了GDP目標,取而代之在報告中表述成“經濟平穩增長,結構繼續優化,質量效益進一步提高,全市一般公共預算收入與經濟保持同步增長”。雖然只是個數字上的取消,但卻是一大進步。當然,上海有勇於取消GDP目標的硬資本,大部分省份仍需要豎立一個目標努力完成資本積累,一下子都取消並不現實。但取消GDP目標的大趨勢不可避免。

  近年來上海的經濟增速持續較低,在四大直轄市中墊底,總量陸續被湖北、湖南、福建等超過。不過,上海的優勢和獨特地位仍然明顯。上海自貿區的逐漸完善與年初的外灘踩踏事件,使得上海未來的工作重心轉向創新驅動發展和超大城市的公共治理等方面。這些工作做好了,GDP的平穩增長是水到渠成的結果。

  在全國層面的分析中,我們談到了中國未來經濟增長的三條道路,並認為第三條道路是比較理想的道路,即在國土改造基礎上,加強向中西部的投資。從目前各省公佈的投資方向看,14個省的投資規模超15萬億,平均每省逾萬億。其中,中西部省份在基建、能源、生態等領域投資着墨頗多,這些均是中西部目前的短板。目前明確佈局“一帶一路”20個省份中,超過半數位於中西部欠發達地區。統籌國內國際兩個大局,首先要盤活中西部的投資佈局,完成廣大國土上的產業轉型升級。當然,這其中要避免當初“四萬億計劃”的後遺症,如地方債務的擴張與投資項目效果欠佳等。

  “穩增長,調結構,促改革,惠民生”,牢記這十二字大方針,各地該幹什麼其實都已經有自己的答案了。

三大層面解讀中國經濟新常態

  大公網評論員 宋代倫 

  時間來到二月,絕大部分地方省市已召開了地方兩會,各地經濟數據也陸續公佈。稍早前1月20日,國家統計局公佈了2014年國民經濟數據,於是一年一度的國家與地方經濟數據的大討論開始了。在國家層面,輿論樂於將中國經濟與世界各國經濟情況進行比較,而在地方層面,則仍通過GDP增長率的變化來評判各省市的發展勢頭。

  與往年不同的是,此輪討論被套在了“新常態”這樣一個更宏大的詞彙下。2014年5月,習近平在河南考察首次提及“新常態”時,針對的是中國宏觀經濟層面,此後,該詞迅速衍生到各層級、各領域、各行業。因此,在地方兩會餘熱未散,全國兩會已提上日程期間,筆者試從三個層面,圍繞GDP這一核心經濟衡量指標,簡析中國的經濟“新常態”。 

  2015,中國世紀元年?

  首先看國際層面的比較。國家統計局公佈2014年經濟數據後,輿論關注的焦點之一自然是GDP總量。中國GDP在2014年首次突破10萬億美元,而上一次美國完成這一指標不過是在2000年,並不遙遠。

圖1

圖2

  圖1各國的GDP走勢是按美元計價顯示,除美國GDP走勢相對平穩外,七國集團其他成員國的GDP走勢都經歷了大起大落,尤其在1980年代到21世紀初這段時期。箇中原因很多,首先,美元匯率對其他貨幣在不同時期的大幅波動。最著名的1985年《廣場協議》簽署後,美元對日元、馬克、法郎、英鎊等貨幣大幅貶值,導致以日本為首的發達國家GDP美元計價驟增,這使得日本經濟在1990年代中期達到巔峯後開始崩盤,至今仍未走出低谷。其次,七國集團也不同程度受到週期性經濟危機的影響,再次則是本國國內經濟持續衰退,如1990年代以來的日本與葉利欽時代的俄羅斯。但中國因為相對獨立的經濟和貨幣政策,受美國主導的經濟週期和匯率影響較小,加上中國特有的經濟發展模式,因此無論是以本幣還是美元計算,近二十年來中國的經濟總量始終保持高速增長。

圖3

  也正是這二十年,中國完成了經濟體量上的“大逆轉”。伴隨這樣的指數式增長,中國在1995、2000、2005、2006、2007和2010年連超加、意、法、英、德、日,成為現在媒體經常掛在嘴邊的“世界第二大經濟體”。換句話説,僅二十年的時間,中國就完成了對除美國外主要發達國家的逆襲。如果和金磚國家中人口、面積、獨立時間與中國相仿的印度相比,1990年前印度與中國的經濟總量和發展速度不相上下,但1990年之後差距就越來越大。2009年後,中國經濟體量開始超過其他金磚國家之和。從圖3還可以看出,十大經濟體中,其他國家佔全球GDP比重或穩定不變或下降,唯有中國,僅二十餘年就從幾乎微不足道轉為舉足輕重。

圖4

  因為中國眾多的人口,再高的GDP被人均後,仍然很低,甚至低於世界平均水平,這決定中國仍將長期是發展中國家。不過,上面《經濟學人》這張圖告訴我們,中國的人均雖然還很低,但正因為龐大的人口,人均每增長一點,體量就會急劇增加。去年從年終到年末,媒體持續關注的一件事就是,按照購買力平價,中國GDP在2014年已經超過美國。歲末年初之時,美國經濟學家J.斯蒂格利茨更是驚呼,2015年將是中國世紀元年。經濟總量崛起的同時,中國也在逐漸強化在世界舞台上話語權。從2001年與2014年的兩次APEC會議中方迥然不同的表現,可以清楚地看到這一變化。不妨做一個大膽預測,當中國經濟體量趕上美國 歐盟之時,中國的經濟話語權在世界上方能立於不敗之地。

  就在馬建堂公佈國家統計數據的後一天,商務部發言人沈丹陽在發佈會上表示,2014年中國對外投資規模首度超過同期吸引外資規模,僅次於美日,言下之意2014年成為中國資本淨輸出元年。這將對全球金融和經濟格局產生重大影響。有分析稱,未來中國資本“走出去”的力度將越來越大,中國作為資本淨輸出國將成為一種“新常態”。

  這種新常態,讓西方國家倍感壓力。依託高鐵、核電、碼頭等大型基建項目,中國在海外投資攻城略地,西方難免覺得中國在各領域搶了飯碗。在吸引外資方面,2014年中國也力壓美國,首次成為全球第一。如果説2001年加入世貿前“引進來”是主線,那麼從2015年開始,中國與世界的經濟聯繫將是“引進來”與“走出去”雙輪驅動,意義非凡。 

  從新中國的經濟週期看“新常態”

  輿論在關注2014年GDP總量的同時,另一個關注點則是7.4%的GDP增速成為1990年以來的最低增速。媒體尤其是外媒紛紛解讀稱,中國的經濟衰退不可避免,甚至稱印度的發展勢頭將超過中國。

  不過,李克強總理在瑞士達沃斯論壇上的表述是,經濟新常態可用兩個“中高”概括:經濟由高速增長轉為中高速,發展由中低端邁向中高端水平。李克強還特別指出,現在中國經濟規模已居世界第二,基數增大,即使每年7%的增長,也比五年前增長10%的數量還要大。

  如果純以統計數據來看,我們不妨將一個經濟體的經濟增長分成五個檔位:第一是增長率為負,GDP絕對數字減少;第二是增長率為正,但增長數量逐漸下降;第三是增量保持穩定,這是理想狀態下的增長;第四是增量增加但增速保持穩定;第五是增量增加且增速也在增加,如圖5所示。

圖5

  如果我們以新中國從1952年開始官方的經濟數據來做較長時段的分析,那麼我們會看到,這五種經濟增長的狀態中國都經歷過。圖6紅線顯示新中國曆年的實際增速。我們清楚的看到,經濟波動的幅度越來越小,週期也逐漸拉長。如果以温鐵軍總結的八次危機理論看,新中國至今已經經歷了四次大規模引進外資引發的八次危機。其實即使不通過理論總結,但從圖6中我們也能清楚看到中國哪些時期經歷了經濟危機,並聯系其時代背景。

圖6

  毛澤東時代的經濟增速可謂大起大落,並在1960年代初、文化大革命開始和結束三個時期經歷了負增長,但幅度漸小。改革開放後中國告別了負增長,經濟檔位在2-5級間不斷換擋。1980年代初、1980年代末90年代初、1998年左右、2009年左右,中國同樣經歷了四次經濟降速,但這四次都不再是經濟的絕對倒退,而是在二、三級檔位間。

  1990年中國GDP實際增速僅為3.8%,是改革開放後最低值,增量甚至也低於1980年代許多年份。次年即1991年,中國的GDP總量超過兩萬億人民幣。也正是從那年開始,中國開始開放股票市場、期貨市場和房地產市場三大資本市場,人民幣開始真正貨幣化,農民工加速流向沿海鞏固出口導向型經濟模式,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逐漸確立。於是,投資、消費、出口這耳熟能詳的“三駕馬車”,開始帶領中國經濟總量長期處於第五級檔位。這一輪超高速增長持續到1997年結束。期間,中國GDP翻了近兩番,如果以名義增長算,這幾年間的增長速度達到驚人的23%。

  1998-2003年朱鎔基主持經濟工作時期,中國遭遇了亞洲金融危機的後續影響,並進行了大範圍的行政和經濟體制改革,這一時期的經濟增長回到三、四級檔位。2003年之後,伴隨各領域市場化、產業化加速,中國加入世貿組織,以及中央領導班子平穩換屆等因素疊加,中國經濟增長再次掛上第五級檔位,這一輪增長持續到2008年國際金融危機結束。2008年底到2010年底,中國推出刺激經濟的一攬子計劃,通稱“四萬億計劃”。這輪投資又帶動了2010、2011年兩年GDP的激增。但因為這輪投資較為集中,中央政府被動應付痕跡強,且四分之一用於汶川地震災後重建,因此到2012年這輪投資對GDP的拉動作用基本耗散完。

  2012年中國GDP增速再次回落到8%以內。到去年為止,中國經濟增長已連續三年維持在百分之七點幾。單從這點看,中國經濟確實在進入新常態。因為龐大的經濟基數,中國想要再維持之前兩輪第五級的檔位,肯定不現實,但中國要出現經濟崩潰也不太可能。因此,在可預見的未來,中國的經濟增長是在第二到四級檔位間。

  但中國的經濟增長軌跡究竟如何,取決於中國經濟結構怎麼調,轉型怎麼轉。經濟學家陳平分析稱,中國經濟的結構調整方向有三條,第一是讓市場主導三大產業結構,走美歐日等發達經濟體本土“去工業化”道路,市場自由化,大力發展服務業,放任房地產和金融泡沫擠出低端製造業,陳平認為這會使得中國經濟增速十年內迅速降到5%,換擋到第二級,走上許多發展中國家過早“去工業化”的老路,陷入“依賴經濟困境”。

  第二是以“一帶一路”等對外經濟外交戰略為依託,利用巨量外匯儲備,輸出過剩產能,調整經濟結構,如果能保證“一帶一路”戰略不被國際局勢突變打斷,中國將繼續保持二十年製造業繁榮,增長率可維持在5-7%,即在二到三級檔位間。

  第三是以中國國內為基礎,將政府長遠戰略規劃與市場調節相結合,調整中國不合理的生態佈局和產業城鄉佈局,結合國內國土改造,引導國內的長期投資,創造新一輪的增長空間,平衡國內投資與對外資本輸出。在進一步夯實國內基礎,完善資本空間佈局的同時,全面推進資本和設備輸出,就穩居世界制高點。這樣中國至少還能維持三十年高速增長,速度在8%左右,即在三到四級檔位間。這或是中國未來經濟增長較為理想的狀態。

  在評價中國的產業結構時,經常會落入一個誤區,即中國第三產業與消費佔比與發達國家相比還是太低,第二產業與投資還是過高。這種看法描述了事實,但首先中國經濟結構在不斷優化也是事實;其次,這種觀點沒有考慮到發達國家與中國處在不同的發展階段,過早去工業化與注重高端第三產業無法夯實實體經濟基礎、穩定就業,使作為後發國家的中國實現可持續發展;第三,生產創造需求,投資創造消費,當然現在更多是市場需求與消費意願引導生產與投資,但這個先後關係仍未根本改變。

  現階段,中國中西部地區還處於工業化未完成甚至是工業化初期階段,用好財政存量、創新融資渠道,以政府加市場雙調節的方式優化投資佈局、工業產業集羣化、縮小地域與城鄉的差距(即所謂“內需拉動”)是當下要務。在這個基礎上,順着“一帶一路”戰略擴大海外資本輸出,這樣就能穩定國內國際兩個大局,保持經濟“新常態”下的內外穩定。此外,在“第四次工業革命”的概念熱炒的當下,中國能否在新能源和資源再利用領域實現創新突破,也極大關乎未來的經濟增長空間。 

  新常態下地方GDP的暗戰

  看完了中國的宏觀走勢,我們再來看看地方情況。雖然目前仍有三個省份地方兩會還未召開,但2月2日31個省市區的GDP數據已全數公佈,使得我們得以完整地進行橫向與縱向的比較。

  先來看看輿論最關心的增速。圖7以雷達圖形式顯示了2013、2014的增速和2014、2015的預期增速。一個最直觀的呈現,便是這四個圈在逐漸收縮。與各地2014年的目標相比,因為新常態的到來,31省份增速無一達標,最接近的則是重慶,其次是北京。與目標相比,落差最大的是山西(-4.1%),其次是遼寧(-3.2%)。如果與2013年增速相比,落差最大的仍是山西(-4%),雲南並列最大。看來,山西2014年政壇遭遇地震,經濟同樣如此,兩者具有高度正相關。

圖7

  包括山西在內,有七省市增速低於全國平均水平,其他分別是北京、河北、遼寧、吉林、黑龍江、上海,這是近年來相當罕見的情況。2013年,31省還無一低於全國平均水平。有意思的是,除上海外,其他六省市是連成一片,具有強烈的地域性。説2014年華北和東北經濟連片塌陷,一點不為過。

  新常態反映出的一個變化,自然是各省市不再把GDP和增速看的那麼重,這一方面體現在華北、東北這些省份勇於公佈並不出彩的數字,並着手調整自身不合理的產業結構;另一方面不少地方在做今年目標增速時也敢於放低身段,把數字定的較低,甚至會低於今年全國目標,這在以前是難以想象的。

  如果我們將各省的GDP加總,雖仍超出全國總量4.78萬億元,但差額相比之前三年均下降不少。差額的減少,一方面説明各地統計口徑與全國仍不一致,但另一方面讓我們看到,各地對GDP統計注水的現象有所緩解,重點就表現在上述七省低於全國平均水平,這是值得肯定的趨勢。

  所謂成也GDP,敗也GDP。雖然各地對GDP的態度在逐漸變化,但無論你重視不重視,分析經濟數量也好質量也罷,還是要回到GDP本身,奈何現在尚未有個系統化的更優指標衡量經濟基本情況,完全否定GDP的意義並不理性。因此各地GDP總量公佈後,各地圍繞GDP暗戰還是如期打響。

圖8

圖9

  圖8顯示了2014年各地GDP總量與增速的關係圖。如果做一條趨勢線我們發現,雖然地方GDP與增速仍有負相關,但已經相當微弱,分佈更像是個喇叭型:GDP總量低的增速可以很低,也可以很高,差距擴大,而總量高的目前看來增速仍保持中上水平,絕對增量驚人。而2013年(圖8),這種負相關性仍然較明顯,各省分佈較為集中。

  圖8還顯示,GDP的第一集團軍將後面的大部隊越甩越遠。第一集團軍裏的山東與後面大部隊領頭羊浙江的差距已將近兩萬億。而江蘇因為保持着高速增長,直追GDP老大廣東。照這個趨勢,不出三年廣東將交出GDP第一把交椅。不過廣東方面對此倒是很淡然,早在汪洋主政時期,汪洋就預料不出幾年江蘇將超廣東,但他表示廣東不想和江蘇打這個經濟仗,“你願意超就超吧,我們首先要把結構調整好”。江蘇也表示在抓轉型升級,沒考慮要超廣東。但事實是,江蘇確實在一路猛追,且在人均和縮小地域差距上做的更好。這場老大之爭,恐怕會成為未來幾年地方經濟競爭的焦點話題之一。

  縱觀已經公佈的地方政府工作報告,除了與新常態的大方向保持一致,並無更多亮點。唯一值得一提的是,上海率先取消了GDP目標,取而代之在報告中表述成“經濟平穩增長,結構繼續優化,質量效益進一步提高,全市一般公共預算收入與經濟保持同步增長”。雖然只是個數字上的取消,但卻是一大進步。當然,上海有勇於取消GDP目標的硬資本,大部分省份仍需要豎立一個目標努力完成資本積累,一下子都取消並不現實。但取消GDP目標的大趨勢不可避免。

  近年來上海的經濟增速持續較低,在四大直轄市中墊底,總量陸續被湖北、湖南、福建等超過。不過,上海的優勢和獨特地位仍然明顯。上海自貿區的逐漸完善與年初的外灘踩踏事件,使得上海未來的工作重心轉向創新驅動發展和超大城市的公共治理等方面。這些工作做好了,GDP的平穩增長是水到渠成的結果。

  在全國層面的分析中,我們談到了中國未來經濟增長的三條道路,並認為第三條道路是比較理想的道路,即在國土改造基礎上,加強向中西部的投資。從目前各省公佈的投資方向看,14個省的投資規模超15萬億,平均每省逾萬億。其中,中西部省份在基建、能源、生態等領域投資着墨頗多,這些均是中西部目前的短板。目前明確佈局“一帶一路”20個省份中,超過半數位於中西部欠發達地區。統籌國內國際兩個大局,首先要盤活中西部的投資佈局,完成廣大國土上的產業轉型升級。當然,這其中要避免當初“四萬億計劃”的後遺症,如地方債務的擴張與投資項目效果欠佳等。

  “穩增長,調結構,促改革,惠民生”,牢記這十二字大方針,各地該幹什麼其實都已經有自己的答案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