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中全會前排兵佈陣之“一箭雙鵰”

  導讀:從五中全會往前推進一年,省級地方高官的調整大多集中在欠發達地區,這一方面是因為全面脱貧五年“衝刺期”在即,將精英人才資源向此傾斜,讓底層民眾感受政策甘霖,有助以治理績效贏取民心,進一步鞏固執政合法性;另一方面,讓一批政壇“潛力股”下到艱苦地區磨礪鍛鍊,豐富履歷,顯然有苦其心志、勞其筋骨、再降諸大任之意。可以説,這種排兵佈陣頗有“一箭雙鵰”之妙。

  大公網評論員 鄭曼玲

  十八大前後,省級地方黨政“一把手”曾進行過一輪密集的人事調整。此後雖然省級地方官員人事變動不斷,但涉及黨政“一把手”的調整並不多。不過,從去年下半年至今,省部級高官調整頻次明顯加快。

  梳理公開資料可見,一年多來,省級黨委、政府一把手出現人事調整的十個省市區,除了天津之外,其它均屬欠發達地區。當中包括,遼寧--近兩年中國政壇的“黑馬”李希,2014年剛剛由上海市委副書記調任遼寧省長,躋身正部級,一年之後又再升省委書記,執掌GDP位居全國第七的工業大省。陳求發從湖南省政協主席任上調往遼寧,接替李希出任省長。

  吉林--曾是自治區外唯一的少數民族省長、又是目前現任省級黨委中唯一少數民族書記的巴音朝魯,去年9月升任吉林省委書記,他也是近些年來為數不多的擔任過一省黨委、政府、人大、政協四套班子“一把手”的官員。從他手中接過省長一職的是在國有大銀行深耕多年的金融專才蔣超良。

  河北--十八大後現任省委書記“首虎”周本順在北戴河會議前被拿下之後,時任貴州省委書記趙克志緊急補位主持河北大局。

  貴州--趙克志外調河北之後,履歷完整、經驗豐富、仕途被看好的陳敏爾快速上位,並且書記、省長“一肩挑”長達3個月,直至最近國家衞計委副主任孫志剛空降至黔出任新科“代省長”。

  海南--去年底,前任省長蔣定之“因身體原因”回老家江蘇任職後,曾在福建沿海工作長達38年的國家海洋局局長劉賜貴空降海南接掌省長一職。

  山西--山西發生坍塌式腐敗後,“負有領導責任”的袁純清調任中央農村工作領導小組副組長,時任吉林省委書記的王儒林空降山西,擔任山西省委書記,被賦予整頓山西吏治、提振山西經濟的重任。

  安徽--年滿65週歲的張寶順成為今年第二位離開省級黨委書記團隊的高級官員,而兩年多前從中央“空降”安徽的王學軍,則升任安徽省委書記。曾任陝西省委常委、組織部部長的李錦斌接棒出任省長。

  雲南--去年底,原省委書記秦光榮調往全國人大任職,李紀恆卸任省長職務升任省委書記,全國總工會黨組書記陳豪則空降出任省長。

  新疆--努爾·白克力罕有地以少數民族高官身份入主國家發改委出任國家能源局局長,時任自治區人大常委會主任雪克來提·扎克爾補位成為自治區政府主席。

  在這當中,有不少主官組合都像貴州新班子一樣,由來自沿海發達地區的官員和有中央部委工作經驗的官員搭檔組成。譬如,曾在上海任職的李希及有國防科工系統背景的陳求發;曾在浙江創下不俗政績的巴音朝魯和從國有大銀行華麗轉身的蔣超良等。

  尤其是在主抓經濟工作的省級政府班子的人事調整中,注重將國家部委官員派往欠發達省市區任職鍛鍊的趨勢非常明顯,除了上文提到的陳求發、蔣超良、劉賜貴、陳豪之外,還包括赴任黑龍江省副省長的國防科工局副局長鬍亞楓,赴任江西省委常委、常務副省長的工信部副部長毛偉明,赴任河南省副省長、公安廳廳長的公安部交管局局長許甘露,赴任甘肅省委常委、副省長的商務部部長助理李榮燦,赴任青海省副省長的工信部總工程師王黎明,赴任寧夏回族自治區政府副主席的農業部黨組成員、人事勞動司司長曾一春,以及赴任廣西壯族自治區黨委常委、自治區政府常務副主席的中央財經領導小組辦公室副主任、中央農村工作領導小組辦公室副主任、國務院扶貧開發領導小組副組長唐仁健等。

  這批“空降”官員能給這些欠發達地區帶來什麼,目前尚未見到明顯成效。但一般而言,來自沿海發達地區的官員,大多視野開闊、敢想敢幹,交流到欠發達省份,能夠帶來新思路、新方法,彌補內地幹部在對外開放和經濟發展上的不足,改變當地官員羣體安於現狀的“守攤子”思維,促進幹部隊伍新陳代謝,防止思想老化和僵化。而從中央下派的幹部,除了對中央政策精神領悟更透徹、執行更徹底、運用更靈活外,還大多具備幹勁足、學歷高、專業性強等特點。尤其作為“京官”過去在中央工作中積累的人脈,往往成為地方難得的資源,一些資金、項目也便跟隨而來。

  例如2009年,三星電子對外宣佈,將在中國建立一個以研發生產世界先進的20納米閃存芯片為主的半導體工廠。消息傳出,北京、重慶、蘇州等十多座城市都伸出了橄欖枝。2010年7月,工信部副部長婁勤儉出任陝西省常務副省長後,2010年12月,項目花落西安。成為陝西省長後,婁勤儉又推動工信部與陝西省共建西安郵電大學,根據協議,工信部將支持該校承擔國家相關科技項目。

  以執政績效支撐合法性基礎

  要深究這種將實幹型人才資源向欠發達地區傾斜的用意,就必須理解這種排兵佈陣之外的現實背景。

  在官方媒體的報道中,習近平被認為是具有“扶貧情懷”的大國領袖,23年前在福建寧德擔任地委書記時,他就寫出了人生第一本個人著作--《擺脱貧困》。中共十八大後,他又多次深入貧困地區調研考察,足跡遍及河北阜平、甘肅定西、湖南湘西、山東臨沂、新疆喀什、陝西延安、雲南昭通、貴州遵義等地,並提出了未來5年將使中國現有標準下7000多萬貧困人口全部脱貧的施政目標。

  這種“扶貧情懷”很大程度上緣於其年輕時的知青經歷。10月16日,他在京出席2015減貧與發展高層論壇時特別回憶了這段日子,稱自己未滿16歲便下鄉當了7年農民,對那時中國農村的貧困狀況留下了刻骨銘心的記憶,以至於在此後40多年裏,始終將扶貧作為“花的精力最多”的一個重要內容。

  更重要的是,這種“扶貧情懷”也顯示其對“載舟覆舟”的千古警思、以及中共執政架構面臨的風險和危機具備較為清醒的認識。解決底層民眾的温飽問題,帶領他們同步進入小康社會,一方面可以淡化“紅二代”執掌江山之後客觀帶來的階層隔閡,爭取最大羣體的擁護和支持,另一方面無疑也可為其十年執政週期添上一筆可觀的政績。

  前不久,王岐山在會見一些外國政要和知名學者時,首次公開論及中國共產黨的執政合法性,稱其“源自於歷史,是人心向背決定的,是人民的選擇。”這雖然算是中共話語體系上的重大突破,但同時也表明了,這個話題在中共最高層領導中並非禁忌。

  可以説,中共執政合法性的主要來源已經經歷了從以意識形態為主向以領袖魅力為主轉變、又由以領袖魅力為主向以統治績效為主轉變的演變歷程。當前,中共執政合法性主要來源於統治績效,以此支撐着整個執政體系的合法性基礎。能否讓金字塔底層感受到政策甘霖,是體現執政績效、維護政權穩定的根本保障。這也便是習團隊接班以後,始終採用頂層設計、中層限權、底層讓利的治理模式的用意所在。

  而當下,“十三五”規劃出台在即,扶貧開發是其中重要內容。在餘下的5年“衝刺期”裏,中國能否如期完成扶貧任務令人關注。在此關頭,安排一批敢幹事、能幹事的經濟能人向扶貧一線集聚,顯然希望通過“精英扶貧”模式釋放紅利提供“增量”,贏得這些地區的“民心所向”。

  以艱苦磨礪提升“後備軍”競爭力

  當然,這個也並非在五中全會前密集調兵遣將的全部用意。應該看到,這對於豐富“後備軍”資歷、為下一步乃至十九大鋪排佈局,無疑也是內涵深遠的一着棋。

  在連續幾年的反腐大浪淘沙之下,各地方原本的政治生態被打破,一些窩案、串案連發的地區,更是暴露了許多大小老虎上下勾結的問題。此時五湖四海啟用人才,可以瓦解地方主義下的“山頭與圈子”,避免形成新的“幫派”、“團伙”或其它形式的利益共同體,與中央抗衡。

  另一方面,地方治理人才匱乏,正是這些後起之秀大顯身手之時。倘若能在艱苦地區沉下心靜下氣,這段基層鍛鍊的實踐經驗就將成為其政治履歷上的亮點,為其今後在競爭突圍中添加砝碼。

  “宰相必起於州郡,猛將必發於行伍”。中國現行體制下的政治精英選拔模式認為,從政者青年時期有過在最基層從事艱苦工作和勞動的經歷,有利於瞭解社會民生,磨鍊意志,砥礪節操,對其一生的成長和進步有着重要作用。事實上,歷屆國家領導人多有在艱苦地區磨鍊的體驗。而今將這些有能力有幹勁的年輕幹部“下放”到欠發達地區,顯然是希望以此豐富其工作履歷,拓展後備幹部培養鏈和成長通道。

  當然,除了這些在艱苦地區接受磨礪洗禮的“潛力股”外,也有一些有淵源、信得過的放心幹部已然在經濟重鎮長袖善舞,或是上調中央、提前卡位、靜候機會。不同跑道,同一終點。不過,這場競賽的結果如何,目前並未完全明朗,誰有先發優勢,誰能後發制人,不到最後衝刺階段,依然存有各種變數。

沿海經驗+部委資源——精英扶貧的貴州標本解析

陳敏爾,雖然處事作風低調,卻已備受外界注目。

作為“學者型官員”的典型,孫志剛從政經歷頗為豐富。

  大公網評論員 鄭曼玲

  五中全會召開前夕,中共中央在人事佈局上的一舉一動皆吸引外界關注,貴州省新科“代省長”孫志剛的空降便成為最新的亮點。

  曾師從中國著名經濟學家董輔礽的孫志剛為典型的“學者型官員”,從政經歷頗為豐富,曾在武漢、宜昌等地工作,並曾任湖北省委常委、秘書長和安徽省委常委、常務副省長等職。在安徽工作期間,孫志剛因為抓醫改政績突出,獲得了中央高層的關注。隨後便於2010年底,上調中央進入部委工作,擔任國家發改委副主任、黨組成員兼國務院醫改辦主任,2013年任國家衞生和計劃生育委員會副主任、黨組副書記兼國務院醫改辦主任,進入正部級官員的隊伍。

  而孫志剛此番履新,也意味着已經在書記、省長崗位上“一肩挑”長達三個月的陳敏爾,可以卸下政府事務,更專注於宏觀把控和路線指導,正式開啟其“貴州一哥”時期。

  被視為中國政壇新生代“潛力股”的陳敏爾,雖然處事作風低調,卻已備受外界注目。最是為人熟知的,是這個“60後”官員,從出生、學習到工作,都帶有濃厚的“之江標記”,曾在浙江工作長達30年,從一個師範專科學校的宣傳部幹事,成長為省委常委、宣傳部長、常務副省長,直至2012年調任貴州。

  正是在其主持浙江宣傳工作期間,《浙江日報》開闢了“之江新語”專欄,成為展示早期習近平執政觀點論述的窗口。2012年,在省級黨政主官(省部級正職)佔絕大多數的十八屆中央委員羣體中,時任貴州省委副書記的陳敏爾罕見地以省部級副職身份“入圍”,就被看作是他在政壇中上升空間廣闊的信號之一。

  將這樣一位來自東部沿海地區的前途看漲的政務官和一位來自中央部委的成熟老練的事務官搭檔起來組建班子,主政西南偏遠省份貴州,顯然別有用意。因為,雖然貴州份屬欠發達地區,在全國經濟格局中不顯山不露水,但在中共歷史上卻具有特殊的地位。

  80年前,中共中央政治局在貴州召開了遵義會議,成為中共歷史上一個生死攸關的轉折點,貴州也因此被視為中國革命的“福地”和“聖地”。也因為如此,不少中共高層在上任之後都會到此“朝聖”,汲取經驗教訓。1991年和1996年,時任中共中央委員會總書記江澤民曾兩次視察遵義會議紀念館,他親筆書錄的毛澤東《憶秦娥·婁山關》中的着名詞句,至今仍懸掛在遵義會議陳列館的顯要位置。而對於曾在此地歷練3年的胡錦濤而言,貴州更具有特殊的意義。2012年12月,剛剛卸任中共中央總書記的他罕見地到訪貴州視察遵義。

  就在今年6月,習近平在十八大後首次考察貴州,第一站也選擇去了遵義。他還在貴州召開了部分省區市黨委主要負責人座談會,聽取對“十三五”時期扶貧開發工作和經濟社會發展的意見和建議。涉及武陵山、烏蒙山、滇桂黔集中連片特困地區的湖北、湖南、廣西、重慶、四川、雲南等省區的一把手均參加會議併發言彙報。

  今年是“十二五”規劃的收官之年,也是“十三五”規劃的謀篇佈局之時。至今習近平在地方考察時只召開過兩次多省市黨委負責人座談會,除了貴州這一次,另一次便是5月份在浙江考察時,召集華東7省市書記舉行的座談。兩次座談會,一東一西,14省份黨委“一把手”參加,涉及全國近一半省份。這個一方面凸顯了浙江及貴州在東西部各領風騷的“江湖地位”,另一方面,也可解讀為,在習近平及其團隊眼中,扶貧開發、改變老區落後面貌與增強後勁、扭轉中國經濟頹勢,具有同等重要的緊迫性和重要性。

  而他在貴州座談會上部署扶貧工作時,特別提出要選派“思想好、作風正、能力強、願意為羣眾服務的優秀年輕幹部”到貧困地區工作。這一席話,或許也可以為一年來中央在地方人事格局上的“排兵佈陣”作出註解。

五中全會前瞻:“京城十二開”或將上演

  今次五中全會的遞補席次就落到了排名第四至第六位的劉曉凱(圖左)、陳志榮(圖中)、金振吉(圖右)三人。有趣的是,三人現在均任省委常委,且均是少數民族。

  大公網評論員、大公報總社主筆 馬浩亮

  當地時間10月21日,習近平和夫人彭麗媛訪問帝國理工學院,他還為該校校長打傘,黑色的傘上印有醒目的“5.11”字樣。

  習總之傘的有趣預示

  這真是一個有趣的預示:因為即將在下週一開幕的十八屆五中全會上,兩大主題就與“5”和“11”有關。所謂“5”,就是要審議習近平時代的第一個五年規劃“十三五規劃”;所謂“11”,就是此次全會要追認開除11位中央委員會成員的黨籍。

  截至目前,2012年產生的十八屆中央委員會已經有18名成員落馬,包括7名中央委員和11名候補委員。按照黨內法規,對這些人開除黨籍的處分,由中央紀委常委會(軍方由中央軍委紀委)研究並報中央政治局作出決定,再經中央委員會全體會議予以追認。

  2014年10月十八屆四中全會,確認將李東生、蔣潔敏、楊金山等3名中央委員和王永春、李春城、萬慶良等3名中央候補委員開除黨籍。

  一年以來,又陸續有3名中央委員令計劃、周本順、楊棟樑,以及8名中央候補委員陳川平、朱明國、王敏、楊衞澤、範長祕、仇和、潘逸陽、餘遠輝被政治局開除黨籍。目前尚未有作出處分決定的只有中央委員、福建省省長蘇樹林。假若他要在五中全會前夕被開除出黨,那麼五中全會將會上演空前的“京城十二開”,風頭簡直要蓋過“金陵十二釵”了。

  “3 8”的反腐警示線

  不過,“3 8”的組合已經創下了中共黨史上一次性開除中央委員會成員人數最多的記錄。這條醒目的“三八線”,是重拳反腐的強有力體現,是一條極具震懾力的高壓線、警示線。

  按照慣例,十八屆五中全會在確認11位腐敗官員開除黨籍的處分之後,將遞補3位中央候補委員為中央委員,填補令計劃、周本順、楊棟樑落馬留下的空缺。

  去年四中全會遞補了中央候補委員中排名前三的國家統計局局長馬建堂,國家宗教局局長王作安,陝西省委常委、組織部部長毛萬春為中央委員,補齊了因蔣潔敏、李東生、楊金山落馬帶來的缺額。

  所以,今次五中全會的遞補席次就落到了排名第四至第六位的劉曉凱、陳志榮、金振吉三人。有趣的是,三人現在均任省委常委,且均是少數民族。劉曉凱(苗族)現任貴州省委常委、統戰部部長,陳志榮(黎族)現任海南省委常委、政法委書記,金振吉(朝鮮族)現任吉林省委常委、政法委書記。

  遞補中委的助推效應

  中共設置候補委員制度的初衷,是建黨初期為了避免因中央委員犧牲、脱黨、失聯等原因導致法定人數不足進而影響中央全會及時召開的問題。如今,隨着黨內政治生態的機制化,這種問題其實幾乎不可能發生。中央候補委員更多的意義是為了擴大中央委員會的代表性和覆蓋面。因此,每屆中央候補委員除了安排地方省市和中央部委副職人員之外,還會照顧到各大央企、高校、科研機構、少數民族等諸方面代表。能被選拔為中央候補委員,本身是一種組織上的政治信任和認可。

  從建國到改革開放之前,中共有關遞補機制多有變化。自1983年中共十二屆二中全會重啟遞補程序以來,至2014年十八屆四中全會,30多年間,通過中央全會遞補中央委員共有19次,總計32位中央候補委員得以遞補。其中,克尤木·巴吾東曾在十三屆九中全會遞補為中央委員,十四大又當選為中央候補委員,十四屆七中全會再度遞補為中央委員,是唯一兩度遞補的官員。

  對於這些中央候補委員而言,遞補之後並不意味着必然會帶來黨政官職的晉升,其個人級別也並不因此而發生變化。但一旦遞補為中央委員,就可以在中央全會上擁有選舉權、被選舉權和表決權,而在候補時期則只有發言權。因而對官員仕途還是有不可忽視的助推作用。

  在十二屆至十七屆遞補的29人(不計十八屆)裏,遞補之後在下一次黨代會繼續當選為中央委員的有楊泰芳、賈志傑、馬啟智、孫文盛、黃智權、艾斯海提o克里木拜、王正偉、楊傳堂、王新憲、王學軍、王建平等11人,另有3人在下一次黨代會上當選為中紀委委員。而遞補之後擔任更高級別職務、或是雖平級卻調任更重要崗位的有14人。譬如,楊泰芳後來由郵電部副部長升為部長,馬啟智由寧夏自治區黨委副書記升為政府主席,黃智權由江西省委副書記、常務副省長升為省長,賈志傑由甘肅省省長調任湖北省省長再升省委書記。

  而在2004年9月十六屆四中全會上,時任寧夏回族自治區黨委常委、政府副主席王正偉遞補為中央委員,後來升任自治區政府主席,如今擔任全國政協副主席、國家民委主任、中央統戰部副部長、中央新疆領導小組辦公室主任多個要職。他是“遞補”羣體中迄今唯一躋身國家領導人者。

  十八屆的三位“遞補”者中,馬建堂在遞補之後不久升任國家行政學院黨委書記,成為正部長級幹部。王作安、毛萬春仍然擔任原有職務。

  少數民族時隔11年再獲遞補“門票”

  十八屆五中全會將是改革開放以來第20次遞補中央委員。值得注意的是,本次獲遞補“門票”的劉曉凱、陳志榮、金振吉3人都是少數民族。但這並非第一次同時遞補如此多少數民族官員。1992年10月十三屆九中全會遞補的4人中,就有西藏自治區黨委副書記丹增(藏族),海南省委常委、副省長王越豐(黎族),新疆維吾爾自治區黨委常委克尤木·巴吾東(維族)3位少數民族,僅有的1位漢族也來自少數民族地區,即廣西壯族自治區黨委副書記李振潛。

  事實上,從十三屆至十六屆中央委員會,候補委員的第一位全部是少數民族幹部。而自十二屆恢復遞補制度至十六屆,連續五屆的遞補名單中,都有少數民族,並且從十二屆到十五屆,遞補委員中少數民族還都佔半數及以上。克尤木o巴吾東更是兩次遞補。這從另一個側面也印證了設置中央候補委員在增強民族代表性方面的作用。截至十八屆五中全會之前,30年來共有12位少數民族幹部遞補,分佈在7個民族。其中,藏族、回族各3人,黎族2人,傣族、哈薩克族、維族、苗族各1人。

  遞補者劉曉凱:與三任書記同列

  不過,從2004年王正偉之後,已經有十餘年未再有少數民族官員遞補。十八屆五中全會將接續少數民族官員的“遞補”史。

  目前排在第一順位的劉曉凱將會令苗族人士增至2人。劉曉凱此番如轉正,將成為十八屆中央委員會中第11位“60後”中委,不過當中另一位“60後”中委蘇樹林實際上離出局只剩時間問題。劉曉凱也將成中委裏唯一的省委統戰部部長,這雖不是有心插柳,但可算為當前中央力推的“大統戰”格局增色。作為貴州省委常委的劉曉凱,將與自己共事過的三任省委書記栗戰書、趙克志、陳敏爾同列中委。

  遞補者陳志榮:“傳奇”仕途

  陳志榮今次若遞補之後,將令“遞補”羣體的黎族人士達到3人,使得這一政治影響力並不甚高的少數民族與回、藏兩大民族相埒。陳志榮與之前的兩位黎族前輩,1992年十三屆九中全會遞補的王越豐和1993年十四屆二中全會遞補的王學萍,都擔任過海南省副省長,而陳志榮、王越豐又都隨後調任省委常委、政法委書記,亦算巧合。

  陳志榮近幾年的仕途相當“傳奇”。2012年7月,已55歲的他由海南省人大常委會教科文衞工作委員會主任晉升副省長。環顧全國,擔任副省長者,市委書記、市長升任者有之,省政府委廳主管升任者有之,中央部門空降者有之,但由省人大一個專門委員會主任晉升者,陳志榮可能是絕無僅有。這還不止,晉升副部級之後4個月,陳志榮又在十八大上當選中央候補委員,2015年4月又進入省委常委行列,如今半年之後,又獲得了遞補為中央委員的“門票”。

  遞補者金振吉:朝鮮族首例

  而現任吉林省委常委、政法委書記金振吉則是第一個“遞補”的朝鮮族官員,並令朝鮮族成為第8個擁有“遞補”成員的少數民族。在2014年8月原吉林省委書記王儒林調任山西之前,吉林省委常委班子曾出現“四世同堂”:省委書記王儒林與省委常委馬俊清、金振吉、高廣濱4人恰是從1987年到2000年前後連續4任共青團吉林省委書記,後任者都當過前任的副手。這也是中國政壇獨一無二的一景。

  且王儒林、馬俊清、金振吉都當過副省長;王儒林、金振吉都當過政法委書記,又曾分別當過延邊州委書記、副書記;王儒林、高廣濱都當過通化市委書記、長春市委書記;馬俊清、高廣濱都當過松原市市長;王儒林、馬俊清分別當過四平市委副書記、書記。如此高的重合度,更屬相當罕見。

  附表:改革開放以來歷次中央全會遞補全紀錄

那些改寫歷史的五中全會人事

  中共十七屆五中全會決定,增補習近平為中央軍事委員會副主席。圖為2011年3月,時任中央軍委主席胡錦濤,出席十一屆全國人大四次會議解放軍代表團全體會議,時任中央軍委副主席習近平出席會議。

  大公網評論員、大公報總社主筆 馬浩亮

  中共十八屆五中全會下週一就將拉開大幕。不過這並不是歷史上第18次五中全會。因為中共乃是從六屆中央才有了首次五中全會,而文革中的九屆、十屆沒有完善規範的制度,也未舉行五中全會。所以,今次將是中共第11次舉行五中全會。

  雖然每屆中央的人事事項主要安排在一中全會,但五中全會也常常成為人事調整的常用“窗口”。不少重要人事議題經由五中全會落定之後,不僅影響了中共組織結構體制,而且不誇張地説,更深刻影響了中國歷史的進程。

  六屆五中:創設書記處、毛澤東正式“入局”

  對中國政情感興趣的觀察者都明白,政治局和書記處是中共權力架構中最為重要的兩個組織。政治局及其常委會管決策,書記處管執行。而“中央書記處”這一組織方式正是肇始自五中全會。

  1934年1月,六屆五中全會在江西瑞金召開,這是歷史上第一次五中全會,也是建國前僅有的一次,亦是迄今為止唯一不是在北京舉行的五中全會。這次會議上,博古取代被捕叛變的向忠發,正式擔任了總書記。全會決定設立中央書記處,博古、張聞天、周恩來、項英4人擔任書記,但此時的書記處實際上相當於政治局常委會。這種制度一直延續到1956年中共八大。因此,在1949年建國時,毛澤東、朱德、劉少奇、周恩來、任弼時曾被稱為“開國五大書記”,其實就是五大常委。這與現在中央書記處作為政治局辦事機構的性質有很大不同。因而,從六屆五中全會開始,中央書記處這一機構進入中共最高權力序列。

  也是在六屆五中全會上,改組了政治局,毛澤東由候補委員成為委員,這是他第一次成為政治局委員。不過,雖然身為中華蘇維埃共和國主席,但毛澤東被排斥在核心圈之外,他也沒有出席此次全會,代表王明主持工作的博古還本想在會上批毛,並把毛的政治局候補委員給免掉。但共產國際沒有批准,電令蘇區中央局:“對毛澤東,必須持極其寬容的態度,並給以同志式的勸導,使之完全能夠在中央委員會或中央局的領導下主持領導工作。”結果,毛不僅沒出局,反而在缺席的情況下成為政治局正式委員,不過排名靠後。

  六屆五中全會還改選李維漢擔任中央黨務委員會書記,這是當時的紀律檢查機關。

  七屆五中全會:林彪鄧小平入局

  七屆五中全會與六屆五中全會相隔了21年多。21年間,中國發生了前所未有的翻天覆地的變化:紅軍長征、抗日戰爭、國共內戰、新中國成立、兩岸分隔、抗美援朝……。

  1955年4月,七屆五中全會在中南海西樓召開。此前一個月召開的中共全國代表會議通過了《關於中華人民共和國發展國民經濟的第一個五年計劃草案的決議》、《關於高崗、饒漱石反黨聯盟的決議》、《關於成立黨的中央和地方監察委員會的決議》,選出了以董必武為書記的中央監察委員會。七屆五中全會批准了這幾項事宜。

  從法理來説,黨的全國代表會議等同於全國代表大會,權力本應在中央全會之上,由中央全會批准黨代會的工作,是有違權力邏輯的。這幾項文件都具有重要歷史地位。《關於第一個五年計劃草案的決議》開創了五年計劃制度;《關於高崗、饒漱石反黨聯盟的決議》宣判了已經自殺的高崗“政治死刑”,首開建國後黨內高層權力鬥爭先河。中央監察委員會制度是黨領導體制的又一次改革,取代了1949年成立的由朱德任書記的中央紀律檢查委員會。

  在人事方面,七屆五中全會補選林彪、鄧小平為政治局委員,這兩位中國歷史上的風雲人物自此進入政治局。林彪當時深居簡出,常年養病,遠離一線工作,但仍擔任中共中央軍委委員、國務院副總理、國防委員會副主席。他的“入局”,已經隱含了以後政治上崛起的先聲。

  而在1952年與高崗、饒漱石、習仲勛、鄧子恢一道“五馬進京”的鄧小平,此時已經是高層核心人物,身兼中共中央秘書長、中央組織部部長、中共中央軍委委員、國務院副總理、國防委員會副主席、全國政協常委等多重要職,在黨中央是大管家,在政府是周恩來的主要助手,又是重新設立的中共中央軍委12人之一(12人除毛澤東、鄧小平外,就是後來的十大元帥),足見當時毛對鄧的器重。

  八屆五中全會:林彪“入常”

  1956年中共八大改組了領導體制,重新設立中央政治局常委會,設立中央委員會主席、副主席、總書記,書記處變成政治局之下處理日常事務的機構。主席毛澤東,副主席劉少奇、周恩來、朱德、陳雲,總書記鄧小平6人組成政治局常委會,確立了第一代領導集體。

  1958年5月在中南海懷仁堂舉行的八屆五中全會有着特殊背景。在此之前,周恩來、陳雲採取措施試圖糾正盲目冒進的“大躍進”,但在1958年1月南寧會議上,遭到毛澤東嚴厲批評,“紅色掌櫃”陳雲此後靠邊站。八屆五中全會增選林彪為中央委員會副主席、政治局常委,排名第六,列總書記鄧小平之前。並增選上海市委第一書記柯慶施,四川省委第一書記李井泉,中央書記處書記、國務院副總理兼農林辦公室主任譚震林3人為政治局委員,增選副總理兼國家計委主任李富春、副總理兼財政部部長李先念為書記處書記。柯慶施、李井泉都是為大躍進鼓吹造勢的“功臣”。

  可以看出,八屆五中全會主要人事調整集中在財經領域。此後,由於譚震林、李富春、李先念等人都進入書記處,經濟工作的主持權實際已轉到總書記鄧小平身上。毛澤東1959年曾説自己與鄧小平是主帥、副帥。這改變了以往由周恩來、陳雲主導經濟的格局。

  八屆五中全會還有一項重要決定,即決定出版《紅旗》雜誌,由陳伯達任總編輯,後來的確成為文革中呼風喚雨的一面“紅旗”。

  十一屆五中全會:胡、趙入常,書記處恢復

  文革爆發之後,正常的政治運行陷入癱瘓,中央全會制度名存實亡,九屆、十屆時全會次數寥寥無幾,都未舉行五中全會。直至1980年2月十一屆五中全會召開,此時距離1958年八屆五中全會已過去了22年,超過了六屆、七屆五中全會21年的時間差。

  十一屆五中全會是1978年三中全會之後,又一次深度調整高層權力格局的會議。此時文革結束已經有三年半的時間,“實踐派”與“凡是派”經過了幾個回合的交鋒,高下已見分曉,是時候做出正式組織調整了。

  “全會經過充分的討論,決定增加中央政治局常委的人數,並且選舉胡耀邦、趙紫陽兩同志為中央政治局常委。全會經過充分的討論,決定恢復黨的第八次代表大會所決定並在十年間證明是必要和有效的制度,設立中央書記處作為中央政治局和它的常務委員會領導下的經常工作機構,並且選舉胡耀邦同志為中央委員會總書記,選舉萬里、王任重、方毅、谷牧、宋任窮、餘秋裏、楊得志、胡喬木、胡耀邦、姚依林、彭衝等十一位同志為中央書記處書記。”

  這次全會事實上宣告了華國鋒領導地位的終結,胡耀邦、趙紫陽成為黨中央、國務院工作的實際主持者。華國鋒的主要班底也集體“出局”--“根據黨內外廣大羣眾的意見,決定批准汪東興、紀登奎、吳德、陳錫聯四位同志的辭職請求”。

  十一屆五中全會討論了黨章修改案,廢止幹部職務實際上存在的終身制,併為劉少奇平反。這些都對1980年代前期的政治走勢產生了不小的影響。

  十二屆五中全會:新老交替,喬石李鵬入局

  1985年9月24日舉行的十二屆五中全會,是歷史上規模最大的一次五中全會。全會之前,剛剛舉行了中共全國代表會議,對中央委員會、中央顧問委員會、中央紀律檢查委員會“三委”成員進行了大規模調整。因此,除了出席全會的中央委員202人、中央候補委員128人,還有列席會議的中顧委委員172人、中紀委委員127人以及經過全國代表會議從“三委”退下來的老同志。

  這次全會的主要任務,就是在全國代表會議的基礎上“進一步實現中央領導機構成員新老交替”。全會增選田紀雲、喬石、李鵬、吳學謙、胡啟立、姚依林為政治局委員,增選喬石、田紀雲、李鵬、郝建秀、王兆國為書記處書記。全會根據習仲勛、谷牧、姚依林的請求,同意他們不再擔任書記處書記。這次全會還批准了中顧問常委、副主任及中紀委常委、第二書記、常務書記、書記的增選調整結果。

  十二屆五中全會公報指出:“全會認為,經過部分調整和增選後的中央政治局、中央書記處將更富有朝氣和活力,對於……更加有力地推進我國的全面改革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事業,必將產生深遠的影響。”後來也確實如此:增選的6名政治局委員中,喬石、李鵬、胡啟立、姚依林4人後來都晉升政治局常委。而喬、李都是中共第三代領導集體的主要成員。

  十三屆五中全會:鄧小平全退,江澤民執掌軍委

  1989年11月十三屆五中全會,在領導層代際交替上具有標誌性的程序意義。全會討論並通過了《中國共產黨十三屆五中全會關於同意鄧小平同志辭去中共中央軍事委員會主席職務的決定》,作為第二代領導集體核心的鄧小平“從領導崗位上完全退下來”。

  全會確立了新的軍隊領導層,江澤民為中共中央軍委主席,楊尚昆為軍委第一副主席,劉華清為軍委副主席,楊尚昆胞弟楊白冰為軍委秘書長,並決定增補楊白冰為中央書記處書記。江澤民身兼總書記、中央軍委主席二職;楊尚昆身兼中央政治局委員、國家主席、中央軍委第一副主席。

  而在十四大之後至今,總書記、國家主席、軍委主席三職合一成標配,不再有江、楊那種總書記、主席分任的情況,中央軍委未再有“第一副主席”的設置,也不再設秘書長。

  十四屆五中全會:4人進軍委、審查陳希同

  1995年9月十三屆五中全會通過了九五計劃文件,從此,歷屆五中全會都安排有五年規劃的固定議題。

  而此次五中全會在人事方面的動作同樣集中在軍隊領域。增補中央軍委委員、總參謀長張萬年,中央軍委委員、國務委員兼國防部部長遲浩田2人為軍委副主席;總後勤部部長王克,中共中央辦公廳副主任兼總政治部副主任、黨委副書記王瑞林2人為軍委委員。張萬年原本在軍委委員中排名遲浩田之後,此番增補軍委副主席之後,躍居遲前。兩年之後的中共十五大,張、遲連任軍委副主席,成為軍委主席江澤民的左膀右臂。王瑞林是鄧辦主任,其擔任軍委委員之後,仍然擔任中辦副主任,一直到1997年鄧小平去世。

  十四屆五中全會在反腐史上也有標誌意義。全會審議通過了中紀委《關於陳希同同志問題的審查報告》,決定撤銷其中央政治局委員、中央委員的職務。陳希同成為第一位因腐敗被全會處分的政治局委員。但全會尚未開除其黨籍,仍稱“同志”,還決定“繼續進行審查”。這與現在待審查完畢、開除黨籍再提交中央全會追認的做法不同。

  十五、十六兩屆五中全會:專注五年計劃

  2000年十五屆五中全會和2005年的十六屆五中全會,分別通過了十五計劃和十一五規劃,在人事方面沒有大動作。十五屆五中全會撤銷了國防科工委副主任徐鵬航中央候補委員職務,給予其留黨察看二年處分,這種處理方式後來在於幼軍案中沿用。

  十七屆五中全會:習近平增補軍委副主席

  2010年10月十七屆五中全會主題是十二五規劃,但18日閉幕當天,“十二五”被一條人事消息“搶頭條”:習近平增補為中央軍委副主席。這是繼1989年十三屆、1995年十四屆之後,第三度在五中全會上調整軍委領導班子。

  30年前的中央軍委辦公廳秘書,在經過了在經歷了正定縣武裝部第一政委、寧德軍分區黨委第一書記、福州軍分區黨委第一書記、福建省高炮預備役師第一政委、南京軍區國防動員委員會副主任、福建省國防動員委員會主任、浙江省國防動員委員會主任、浙江省軍區黨委第一書記、上海警備區黨委第一書記等層層歷練之後,,重返軍委,不過身份已是最高統帥部的一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