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年1月27日
特別策劃

徐星:我的「文革」編年史 

    
 狂熱的忠字舞改變了國民性格。
導語

    十年浩劫,在無數中國人心中刻下了深深的印跡。每一個親曆者都擁有自己對「文革」的記憶。這份記憶沉澱四十年後,終至發酵,許多人需要甚至必須再次面對。陳毅之子陳小魯、宋任窮之女宋彬彬等人選擇了公開道歉的方式,作家徐星則希望通過影像的力量,來尋找、重構那一段個人命運與時代背景深深交織的曆史。他以第一人稱的視角拍攝的紀錄片《我的「文革」編年史》,在民間播放後引起了強烈反響。這部尚未能夠公開播映的影片,究竟為觀眾講述了怎樣的故事?

責編:雨田
01
流浪乞討的北京少年 欲偷走恩人的手表

    青島,一處光線幽暗的二層四合小院中,身高一米八八、穿着黑色皮夾克的徐星站在二樓樓梯口,一言不發。良久,一個五十多歲的中年人進了院,一步一抬頭拾級而上。他有些緊張地從徐星身旁擠過,走到門口掏出鑰匙,邊開門邊看着步步逼近的徐星,終於忍不住問道:「你找誰?」他的聲音幾乎有些顫抖。而徐星面無表情地走近,吐出固體般的兩個字:「找你。」
    ……
    1970年的一天,青島的海灘上杳無人跡。晨起練武的年輕機械工王太和像往常一樣習慣性地向大海投去一瞥,一個失魂落魄的少年坐在海邊的礁石上,面對着大海出神。他身旁立着的碩大背包,給那孤獨的背影蒙上仆仆風塵。
    少年正是徐星(徐鵬鵬),那年14歲,帶着一個朋友給他的20斤全國糧票換來的四塊五毛錢,離開了因為「反動老子」的落難而不像家的家,流浪到了青島。十多天後,他發現自己陷入了困境,不知道下一站會是哪裏。王太和聽完徐星現場編造的、一句實話也沒有的故事,沒有絲毫的好奇,只是面無表情地說「跟我走吧」。
    「文革」中,逃荒的人比比皆是,為何王太和單單幫助了徐星?「我一看他就像個落難的,不是逃荒的。逃荒的最多幫他一頓吃的,太多了,也幫不過來。」幾天沒有吃飯的徐星不僅飽飽地吃了一頓,還獲得了一個臨時的居所。然而第二天一早醒來,早已打算不辭而別的徐星卻動了邪念……
    時光匆匆,一晃近三十多年過去了。
    王太和從徐星身旁擠過,掏出鑰匙打開了一扇低矮的小木門。徐星快步跟進去。就在這一瞬間,王太和臉上現出了恍然大悟的表情,「是你啊!」他認出了當年那個流浪的少年,他甚至還叫他「徐鵬鵬」。濃濃的青島口音,更加重了這份久別重逢的驚喜之情。徐星也終於收起頑皮,露出從心底發出的微笑。
    和三十多年前相比,王太和的生活狀態並沒有發生大的改變。甚至比之當年還有不足。那時,他還有一塊大多數人都不可能擁有的手表——少年徐星一覺醒來看到桌上隔着的手表,打起了它的主意。——「那是一塊相當好的表,在當時肯定能賣不少錢吧?」,在王太和狹窄幽暗的小屋中,徐星的道歉令王太和有些愕然。直到今天,他才第一次知道徐星起了偷表開溜的念頭,而他自己則差點做了東郭先生。
    「我那時心裏沒有一絲感激,因為幾年的流浪路上,我早已習慣了這般無恥。」但是,「三十七年以來,每當我回想起你的時候,都會有一種感動,有一種歉疚,三十七年來,我不敢來見你,因為至今我仍沒混出個頭臉來,無所報答。」

 
   面對不速之客,王太和的背影顯得有些不知所措。但是很快他就發現,雖然事隔三十多年,對眼前這個「陌生人」的回憶卻依然清晰。
 
 
 
 
 
   重回當年那片海灘,王太和繪聲繪聲地描述着當年那個老成的少年「徐鵬鵬」。徐星對「偷表念頭」的道歉,若引起了王太和一點心中芥蒂的話,此刻已蕩然無存。
02
匿名情書被女孩「告發」 筆跡查出「反革命」   

    2007年的一天,北京國際機場,女主人公遠遠走來。徐星迎上前去,接過她拉在身後的手提箱,另一只手牽住女主人公的手,兩人並肩向外走去。
    他們並非情侶,甚至可以說兩人之間有着深深的積怨。
    時間回到1972年,「文化大革命」進行得如火如荼,在北京的各個中學裏,到處都是鬥志高昂的「革命小將」,他們「積極造反,組織批鬥」。然而16歲的少年徐星卻並沒有像大多數同齡人那樣投入到「火熱的戰鬥」中去,因為他覺得困惑,面對充斥滿眼的集體狂熱和暴力,這個冷靜的少年從心底深處感到深深的不理解甚至懷疑。但在那個年代,有這樣的想法都是反動,更遑論對他人訴說。少年人的煩惱無處傾訴,只能說給傾慕的人聽。徐星在苦悶和疑惑中給一位同校女孩寫了一封信。這是一封沒有署名的情書。
    接到這封充滿對現實的懷疑和詰問的情書之後,女孩再也無法平靜,並非起於少女情竇初開的羞澀,而是因通篇的「反動語言」而感到不安——這簡直是一個「定時炸彈」。思來想去,在和最為親密一位女同學商量之後,女主人公決定將信交給最令她們信賴的班主任老師。令她們意想不到的是,公安出身的班主任老師感覺事態嚴重,他利用自己的專業優勢,通過筆跡追查出了此信的作者:徐星。16歲的徐星鋃鐺入獄,罪名是現行反革命。
    ——面對鏡頭娓娓訴說的女主人公,在講到這裏的時候,情緒開始有些激動。直到今天,她無法理解自己當年的行為,那是真正意義上的「告發」,但真的真的,不是出於她的本心。那樣嚴重的後果是一個十多歲的女孩子完全無法預知的。影片裏,徐星則回憶道,他接受了殘酷的現實,從自己的記憶中「徹底刪除」掉曾經愛慕的女主人公。
    許多年過去,「徹底刪除」的仇恨早已煙消雲散,兩人再次的相見也證明了關於那件事情的記憶根本無從刪除。機場上手牽手的一幕,是三十多年後的釋然的瞬間。終究,他原諒了她。女主人公即將離去,徐星送到機場,分別的場景令人唏噓。轉過身,她拖着一只旅行箱慢慢地消失在走廊盡頭的孤單背影,仿佛留下一個寓意:無論去到多遠,關於「文革」的記憶終將如影相隨。


   
廣場上的瘋狂。到處都是鬥志高昂的「革命小將」。面對充斥滿眼的集體狂熱和暴力,徐星從心底深處感到深深的不理解甚至懷疑。 


  
「情書告發案」的女主人公為了紀錄片的拍攝,特意從國外飛回了北京。徐星熱情地迎接她的歸來,牽着她的手,鼓勵她勇敢面對。
03
更多人對暴力傷害的回憶
卞仲耘事件:「人類曆史上空前的暴行」

    卞仲耘事件在「文革」初期造成了巨大影響。
    1966年5月8日,北京師範大學女子附中內,一群十幾歲的學生殘暴地毆打一位女教師,最終致其死亡。這位老師就是「文革」爆發後北京市第一個被紅衛兵打死的中學老師卞仲耘。一組顯得過於安靜的照片出現在屏幕上。照片中,卞仲耘的遺體僵硬地躺在冰冷的地板上,渾身上下一絲不掛,只在下身被人放了一塊板磚擋住私處,身體四周都是血跡。在她的臉部可以看到清晰的瘀傷和腫痕。無論看過多少次文字描述的卞仲耘事件,都不及這一張張照片給人的強烈震撼。不過曆史被時光衝刷,黑白照片上再也看不到鮮血的顏色,今天這些照片難以激起旁觀者對暴行的憤怒,但卻讓人感受到曆史深處那深深的憂傷。
    那些鮮血,只停留在當事人的記憶裏,永不褪色。
    徐星走訪了卞仲耘的愛人王晶垚王老先生。在一處非常普通的居民樓裏,卞仲耘的家和千千萬萬普通的家庭一樣,充滿生活的氣息。誰能想到這樣一個普通的家庭,經曆過那樣的驚心動魄?坐在從南窗透進的陽光之下,老先生看上去清健消瘦。說起那段徹底改變了他和他的家庭的曆史,一開始他很平靜,語速不快,話也不多。
    老先生說,那一天他專程去了王府井,用盡所有積蓄買了一部120相機,「我要記錄曆史,這是人類曆史上空前的暴行。」這句話之後,特寫鏡頭長久停留在王老先生的臉上,他不再說話,但眼睛卻一眨一眨。那漫長的一刻,他在用眼神述說。那眼神中包含的東西太多太多。

重慶兩兄弟:武鬥流彈奪去媽媽的生命

    集體暴力果真具有如此的魅力?為了更多地了解,徐星來到了重慶……
    山城重慶的空氣濕漉漉的,全中國唯一一座紅衛兵公墓也被罩上了一層朦朧的水汽。壓抑沉悶的天氣裏,兩兄弟站在媽媽的墓前沉默不語。「文革」中,兩兄弟的媽媽在街頭被武鬥雙方的流彈擊中,死在當街。個頭稍矮的哥哥邊說邊比劃:子彈從媽媽的左肋射入並穿透身體,媽媽連眼睛也來不及閉上就倒地死去。當時十來歲的他撕掉身上的衣服,試圖堵住母親流血的傷口卻徒勞無用。而此時,無數流彈還在小哥倆頭上肆無忌憚地來回穿梭……路邊民居裏的跑來一位好心的農民,將小哥倆拉入屋後的院落,幫他們躲過了一劫。
    兄弟倆帶着徐星尋訪當年的房屋和彈痕,巧遇一位坐在家門口吃面的老漢。老漢的坐姿像極了坐在童車裏的孩子,緊緊貼住胸口的小桌上,一大碗面冒着騰騰熱氣。兩句話問過之後,一個在影視劇裏本該石破天驚的「秘密」就揭曉了:老漢就是當年的救命恩人。
    然而這畢竟不是電影,而是現實的生活,再大的風浪也不過是平淡一生中的某些短暫瞬間。兄弟倆稍有激動,老漢則平靜得仿佛那是別人的故事。他擺弄着手邊的筷子,用濃重的重慶腔說道:「原來那兩個娃兒就是你們嗦。」從頭到尾,老漢絲毫沒有流露出哪怕一點點應該屬於「恩人」的表情。

  
 
    1966年卞仲耘在批鬥中被打死。次日,卞的丈夫王晶堯用盡所有積蓄買了部120相機,拍下了妻子布滿傷痕的遺體。四十年後面對鏡頭,王先生說:我要記錄曆史,這是人類曆史上空前的暴行。
 
 
 


 
 
 
    兩兄弟站在媽媽的墓前沉默無語。四十多年前的一場「文革」武鬥,令一些無辜百姓命喪黃泉,兩兄弟的媽媽正是其中之一。
04
《知青之歌》表達的傷感 判了作者死刑 

    1975年,「文革」即將進入尾聲,19歲的徐星來到陝北延安志丹縣插隊。在志丹縣的山溝裏,徐星目睹了大自然的美麗和神奇,也承受了那個貧乏時代的考驗。在寒冷的高原上,土豆是主要的農作物,如果有一頓面條或者饅頭,那肯定是節日或者過年。除了寒冷,就是饑餓。在更多的時間裏,年輕的徐星端在手上的是一碗土豆。回想起那個時候,徐星仍然記憶深刻:「天哪,那兒真苦,沒完沒了地吃土豆,沒別的可吃。我把一生的土豆都吃完了,至今都沒法再吃了。」
    兩年後,徐星當兵離開了這裏。再次回到當年做知青的地方,樸實善良的鄉親們熱情地接待他,大家都記得當年這個勇敢的小夥子曾憑着自己不錯的水性兩次救人的事。
    知青群體在「文革」中的故事數不勝數,徐星走訪的任毅,則是其中最為離奇的之一。他的故事的關鍵詞是:知青之歌、死刑。
    1969年,任毅寫出《知青之歌》(原名《可愛的家鄉》)之後,歌曲很快在知青間流傳開來。「藍藍的天上,白雲在飛翔,美麗的揚子江畔是可愛的南京古城,我的家鄉。啊……長虹般的大橋直插雲霄,橫跨長江,威武的鍾山虎踞在我的家鄉。」不知還有多少人記得這支歌的旋律,平心而論,這是一首優秀的歌曲,旋律優美略帶哀傷。
    可這哀傷幾乎要了任毅的命。「歌寫出後,之所以如此受歡迎,是因為它以憂鬱的曲風表達了當時知青們心中的傷感和無奈。」一位退休法官回憶到,「然而,這種情緒在當時是絕對不允許公開表現的,只允許歌頌領袖,歌頌『上山下鄉』,甚至只允許表達歡樂。」於是,依據江青等「對黑歌進行批判」的指示,張春橋指示,批捕任毅。1970年5月24日,經過所謂「群眾討論」的形式,南京市公檢法軍事管制委員會作出《關於現行反革命犯任毅的結案處理報告》。認定任毅編寫反動黑歌《可愛的家鄉》,流傳甚廣,危害極大,嚴重破壞知識青年上山下鄉運動,罪大惡極。與任毅一起處理的24名反革命犯也均被判處死刑。
    直到今天,任毅講述這段往事時仍然心有余悸。任毅坦言,看到那些執行死刑的場景,當時被嚇得尿褲子了。許多年之後,他才知道自己當時僥幸逃脫死刑改判10年的原因:許世友將軍看到這個案子,說了一句,不應該以一首歌就判人死刑。 

 
    三十多年後,徐星回到當年插隊的村子,和鄉親們在一起。上了年紀的村民都還記得這個勇敢救人的小夥。物是人是,唯一失去的,仿佛只有青春。

 
 
    因為譜寫了傳唱大江南北的《知青之歌》,任毅被判處死刑,多次經曆「即審即斃」的公判大會。圖為今天的任毅正在講述那段驚心動魄的曆史。
    「文革」結束距今已近四十年,親曆過那一段曆史、對其有完整記憶的人,如今最小的都已過「知天命」的年紀。2013年6月,濟南退休教師劉伯勤公開登出廣告,向在「文革」中受到自己批鬥、抄家和騷擾的眾多師生、鄰裏道歉,拉開了「文革」道歉的序幕。其後陳毅之子陳小魯、宋任窮之女宋彬彬等人,接連發出了自己的聲音。前日,陳小魯在私人聚會時更表示,「文革」的曆史「不能忘記」。
    忘記曆史就等於背叛。但是沒有經曆過「文革」的年輕人呢?或許有一天,無數個體的記憶終將重建國族的記憶,讓每個人都「不再忘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