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導讀:

習近平在鄧小平誕辰110周年座談會上以近萬字來緬懷鄧小平的一生,這是「雙平」以中共和國家的名義在當下的交匯,但我願意相信二者在個人理念和心靈上有更多交匯點,在許多重要的節點上前者的過往行為一直在砥礪後者。本文用八個關鍵字串聯起二者的治國理念,用曆史照映現實,以現實展望未來,疑今者,察之古。[評論]

大公網評論員馬俊茂

基辛格定律顯示,世界範圍內每隔百年會出現一個新的全球大國;中國古代史中也有一個相對的規律,每隔三百年左右便會完成一次朝代的輪替;思維跳躍至中共建政後的內地,隔三十年出現一個強人似乎也成了一條政治定律。

1949、1978、2012三個時間節點,三個分水嶺,將中國當代史劃歸成三段承變相濟的曆史片段,每一段時間軸背後總有一個強人主導着芸芸蒼生的命運。這期間曾經上演了太多的悲喜劇,有鬥爭有犧牲,有饑餓有亢奮,有絕望也有希望。但曆史的車輪最終回歸正位,雖非人盡皆喜,然未來可期。

一個「平」字將後兩個曆史片段的主導者串在了一起,當然這是外在的偶然,內裏卻是由二人強烈的擔當意識和理念與行動的統一前後銜接。

鄧小平一路鏟暗礁過險灘,撥正了中國巨輪的航線,習近平布巨陣攏民心,乘風破浪濟滄海。

習近平在鄧小平誕辰110周年座談會上以近萬字來緬懷鄧小平的一生,這是「雙平」以中共和國家的名義在當下的交匯,但我願意相信二者在個人理念和心靈上有更多交匯點,在許多重要的節點上前者的過往行為一直在砥礪後者。本文用八個關鍵字串聯起二者的治國理念,用曆史照映現實,以現實展望未來,疑今者,察之古。


大陸學者蕭功秦將鄧小平定義為中國新權威主義的1.0版,而習近平則是2.0版本,而又將新權威主義者稱之為鐵腕改革派,這在內地的學術圈和輿論場中引起了頗多共鳴。所謂鐵腕必須要用強權,而中共最高決策層是一種集體領導的制度設計,九龍治水,核心決策的最後出口務必是政治局常委會。這導致了在「常人政治」時代的決策效率會相對較低,尤其在事關國家前途命運的重大改革面前。

「雙平」在一定意義上克服了這種制度上的掣肘,將權力自下而上集中起來再反輻射。鄧小平的合法性來自於「三起三落」的革命、建設經曆,而習近平在傳承革命、建設及改革遺產的同時,將自己的道德權威和「小組治國」的理念發揮到了極致。

「雙平」在「強」字上的體現主要在如下幾個維度。

其一強改革

鄧小平在「第三起」之後,已經看清了建國前三十年起起伏伏的各種弊端,尤其是十年動亂造成的全方位損失。痛下決心排除各種艱難險阻,在十一屆三中全會上扭轉了局面,開啟了全面的改革開放政策。彼時,在中國的政治場域中還暗中湧動着各種膠着的反對勢力,尤其是左的保守勢力還存有余威,將改革污名化的舉動和輿論屢有顯現。鄧小平說服老人,啟用更多有改革精神的年輕人,強力推進。自1983年起全國GDP以兩位數的增速強勢崛起,但八十年代末期的政治風波之後極左回潮,改革有止步不前的趨勢。88歲高齡的鄧小平以普通黨員的身份再次出山,借南巡的機會放話,誰不改革誰下台,力挽狂瀾,在最後的時機扶了第三代領導集體一馬,改革也由此強勢推進。

習近平在改革上的強勢主要體現在設立兩個改革小組,一是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領導小組,另一個是中央軍委深化國防和軍隊改革領導小組,身兼兩小組組長,統籌經濟、文化、社會、法制、黨建、紀檢以及軍隊等全方位改革,至今,深改組已召開四次會議,在習近平的強力督導下,已出台多個領域的改革指導意見。

其二強人事

經過十年動亂,鄧小平更加看重組織內人的因素,如果沒有合適的人在合適的崗位上,各種政策的執行將會大打折扣。十一屆三中全會之後鄧小平着重提拔和培養兩類人才,一是具有改革精神的人,二是部署未來,大力培養年輕人。鄧小平曾言,要大膽提拔,讓年輕人幹,不敢接受年輕人是膽子太小。因為他在人事方面的強力布局,在一定程度上穩定了改革的局面。第三代、第四代領導人及一大批高級幹部都是鄧小平一手提拔並着力培養起來的。

習近平在用人方面更是「舉賢不避親」,強者自信,自十八後,一大批來自上海、浙江及福建等東南沿海的高級幹部奉調入京,這些人此前都與習近平有或多或少的工作交集,與鄧小平文革後啟動有改革精神的年輕人一樣,習近平啟用的這些人才,長期處於改革開放的前沿陣地,無疑也同樣具備了一定的改革精神。

其三強治軍

鄧小平一生戎馬倥傯,毛澤東評價他為「上馬擊狂胡,下馬草軍書」的雙料人才,自革命之始便與軍隊須臾不可分離,所以,他更清楚如何掌軍如何治軍。文革後的共產黨基本上完成了從革命黨到執政黨的初步轉變,身為軍隊最高統帥的鄧小平對如何治軍也有了自己的認知和實際行動。1985年由其主導裁軍百萬,走精兵路線,力主武器裝備的更新升級,將國防現代化向前邁進一步。

習近平有別於前任,在接過總書記一職的同時也接掌了軍權。上任二十天後赴二炮視察,一年時間裏足跡遍布七大軍區。十八大後至2014年建軍節大面積調整軍隊將領,增加軍費加強研發,整治軍風,抓軍貪,尤其以拿下徐才厚為契機,進一步樹立了軍威。

其四強反腐

隨着改革開放的深入和推進,各種利益集團和權力尋租的現象也逐漸顯現,鄧小平也敏銳地察覺到了這個問題。早在1982年時就提出現在大家耳熟能詳的詞「老虎」「大老虎」,後來更有多條關於反腐的言論被傳頌,「該受懲罰的,不管是誰,一律受懲罰」;「整個改革開放過程中都要反對腐敗」;「越是高級幹部,他們的違法事件越要抓緊查處」等。縣委書記索賄被槍斃,建國後首次判兩高幹子弟死刑(陳小蒙,原上海市委宣傳部常務副部長陳其五之子;胡曉陽,時任上海市委第二書記胡立教之子)等舉措曾令外媒刮目相看。

「習式反腐」更是當下人們最為津津樂道的話題之一,自十八大之後有四十多名省部級及以上的高級幹部被拉下馬,「小老虎」「蒼蠅」更是不計其數,最為超出預期的是周永康和徐才厚的接連被查。這種力度在中共的治貪史上都是鮮見的,而且還在持續不斷地深入,與制度建設配合,由指標轉入治本。

其五強外交

一提到鄧小平的外交政策,大家首先想到的便是「韜光養晦」,但是這種策略是在初始強硬的基礎上轉變而來的。在中蘇交惡的大背景下,中越關係逐漸降入冰點,1978年底中共已決定發起懲越作戰。翌年,中美建交,鄧小平隨即訪美,在回國途經日本時,鄧小平言稱,有必要對越南加以制裁;為了懲罰侵略者,冒危險也要采取行動,最後在2月中旬解放軍果斷對越南施以懲罰性打擊。

在十二大的開幕詞中,鄧小平如是談國家利益:任何外國不要指望中國做他們的附庸,不要指望中國會吞下損害我國利益的苦果。這是一種強硬的宣誓,在外交層面不可能長久地韜光。

習近平的外交策略更是強硬有加,隨着國家整體實力的提升,由韜光養晦轉變成了有限進取,尤其是在東海與日本,在南海與越南菲律賓等有爭議海域上表現出了前所未有的強硬,這種強硬背後更是劍指美國的「重返亞太」戰略,而在西北方則積極爭取中亞和俄羅斯的支持。習近平在今年3月出訪法國時的一段論述意味深長:拿破侖說過,中國是一頭沉睡的獅子,當這頭睡獅醒來時,世界都會為之發抖。中國這頭獅子已經醒了,但這是一只和平的、可親的、文明的獅子。和平是前提,但核心是這頭獅子已經醒了。

強權是手段,破題維新是目的。

「雙平」的改革破題皆發軔於一場有曆史意義的會議,鄧小平時代的十一屆三中全會,習近平時代的十八屆三中全會,時隔35年,不同的背景,同樣的方式,確定了變化的路徑。

十一屆三中全會結束了階級鬥爭的混亂無序,開啟了經濟建設的大幕,自此,經濟除了在非正常狀況下的波動,總體上持續強勁發展,這種速度遠遠超出了民眾的想象力,真切地體現到了百姓生活方式的變化上。與此同時,也出現了太多不隨民願的現實狀況,國企的利益集團化,行政人員的官僚化,民眾財富的兩極分化和腐敗高發態勢,這些都是傳到習近平手裏需破解的難題。

十八屆三中全會接續鄧小平改革開放的意願,繼續深化改革,化解上述問題。是次會議上開出了一個改革大單,總共設計15個領域的60項具體改革,聚焦五大體制改革。會後即有成效,存在了56年的勞教制度應聲終結,未來更多困擾發展的體制機制障礙無疑將會被一一鏟除。

鄧小平最後一次出現在上海是1994年,他到了一酒店43層看上海夜景,當時頗有感觸地說「上海變了」,早在1990年,鄧小平提出了「開發開放浦東」的意見,要求一年一個樣,三年大變樣,並指示由李鵬親抓此事。這是一個具體的縮影,放大了就是整個中國八九十年代的整體變化,鄧小平那句「上海變了」可以替換成「中國變了」。而更早前由深圳擴展而來的特區經濟更進一步加固了對外開放的格局,城市面貌和基礎建設的變化甚至快過了影像記錄的速度。

習近平時代的變化更升層級,已並非是形而下的物質層面,而是公民的幸福感和對公平正義的追求。上任伊始就強力整治官場作風,八項規定、反四風為官員套上了緊箍咒,當初甚至有些存有僥幸心理的官員認為這又是一陣風,過去就過去了,但未曾想,這次來了真的。這種治吏背後也是有實實在在的變化,官場作風至少比此前風清氣正,底層的百姓都有所感知。

官風、軍風、文風、會風、民風皆有所變。偌大的中國,這種變化背後的阻力沒有強人強權的推動,將會被各種僵化的利益堡壘束住手腳。

不謀全局者,不足謀一域;不謀萬世者,不足謀一時。這種變化發生之後,民眾的期許或許在於用良性制度來加固,這或是習近平未來所要着力所在。

鄧小平說自己是「實事求是派」,以「實」字來詮釋改革開放的成功:不是靠本本,而是靠實踐,靠實事求是。

習近平在講話中反複強調實事求是的重要性,要求不好大喜功、不做表面文章、不搞花架子。

所謂「實」者亦即言行合一,理論和實踐的統一,這在中共的執政傳統中被稱為一個革命和建設取勝的重要法寶。實事求是也是毛澤東為中央黨校題寫的校訓,刻在了校門口的花崗岩上,所有進出此地的中共各級幹部都能表面感知。

鄧小平和習近平都屢屢提及「實」字的重要性,也意味着二人切中了官場作風的脈搏。形式主義從改革開放至今,似有愈演愈烈的趨勢,在網絡和報端常常都能見到各級官員的各種花架子,這也是習近平「反四風」的現實依據。

實幹興邦,倘若能徹底扭轉形式主義的官場積弊,「雙平」求實的初衷便於國有幸。

在紀念鄧小平誕辰110周年座談會上,習近平這樣評價鄧小平:堅決頂住否定毛澤東同志和毛澤東思想的錯誤思潮。這是一個雙重的認同,既肯定了鄧小平又肯定了毛澤東。

在改革開放之後,談論關於走什麼道路,基本上繞不開如何評價毛澤東的命題。根據領導人對毛澤東的評價可以基本判斷出路線的固守與變化。

鄧小平與習近平都對毛澤東文革前的功績給予了高度的評價,而對文革中的毛澤東則予以曆史的批判。功績永遠是第一位的,錯誤是其次。

堅持對毛澤東的肯定表明了二者對社會主義道路和共產黨的高度認同,亦即對鄧小平在1979年初提出的「四項基本原則」的堅持。

鄧小平同時高舉改革開放與堅持社會主義兩面旗幟,在保證政治基礎的同時,擴大市場開放。

習近平反複強調「三個自信」——道路自信、理論自信、制度自信,在俄羅斯提出「鞋子論」,這都是對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高度認同和堅守。

守道有責,因為資本主義世界圈的經濟困境和失序民主,在一定意義上更增加了習近平的道路自信,未來這定是不容任何挑戰的底線。

鄧小平在1980年著名的《黨和國家領導制度的改革》講話中提到,要通過改革,處理好法治和人治的關係,處理好黨和政府的關係。而更早前1978年的中央工作會議上提出了中國法制發展的基本要求,即有法可依,有法必依,執法必嚴,違法必究。這十六字方針一直貫穿了整個改革開放至今的三十多年曆史,被稱為法制建設的指導方針。

黨只管黨內的紀律、不幹預國家和政府的法律範圍、要保證司法部門獨立辦案、黨要依憲辦事依法辦事,這些都是鄧小平在改革進程中屢屢提及的「法言論」。但隨着改革開放的快速推進,各種背離法律的現象逐漸增多,這在一定意義上失信於民。

時間淌過了三十多年之後,鄧小平關於法的言論與習近平不謀而合。

十八大過去20天之後的12月4日,習近平參加紀念現行憲法實施三十周年大會,在是次會議上他稱要保證憲法全面有效實施,憲法的生命在於實施,憲法的權威也在於實施。這在當時被媒體和輿論解讀為觀察習近平法治觀的第一依據。

之後陸續推進的司法改革一一印證了媒體此前的猜測,逐漸向法治現代化過渡,這種改革也接續了鄧小平的法治觀。

法取信於民,法還公於民,一個良好的法治環境是改革和發展必備的前提。

鄧小平在1982年提出了「精簡機構是一場革命」的論斷,並係統性地提出了精簡的方法和步驟。

文革結束後行政部門機構臃腫重疊、職責不清,鄧小平稱這種狀況是不可能得到民眾讚同的,他以不能容忍的態度強力推進了當時的「去冗行動」,涉及到了方方面面的幾百萬人,包括上文中提到的裁軍百萬。

習近平的改革日程中也有更多的篇幅是留給簡政提效的,十八屆三中全會中最引人關注的變化是將市場的作用放到了決定性的角色上,這一措辭變化的背後便是限制政府的權力。包括在是次會議上提出的60項改革舉措,大多都是盯緊政府之手。

同樣的道理,對習近平來說,簡政放權也是一場革命,只有在政府之手上做了減法,在市場和社會層面才有加法。

機構的臃腫和權力的冗余既嚴重阻礙了行政效率,又是滋生腐敗的制度漏洞。

1978年10月鄧小平出訪日本,在日期間,鄧小平見識了「日本速度」,坐了新幹線,參觀了現代化的工廠,這次訪日之旅給他強烈的震撼,將學師的急切心態表露無遺。

在之後的一次講話中他形象地描述了科技的力量,現代科學技術發展很快,現在的一年抵得上過去古老社會幾十年、上百年甚至更長的時間。

「科學技術是第一生產力」,這個永恒的論斷是鄧小平在更早的1975年提出來的,這或許跟他在前一年的美國之行和16歲時的留學經曆有密不可分的關係。

1978年6月鄧小平在清華大學演講時提到,我讚成留學生數量增大,要成千成萬地派,不是只派十個八個,花多少錢都值得。由此,鄧小平開啟了中國近當代史上的第三次出國留學潮,這最原始的動力或許來自於對新技術的渴望。

而在距今4天前的8月18日召開的中央財經領導小組第七次會議上,習近平表示創新始終是推動一個國家向前發展的重要力量,並闡述了實施創新驅動發展戰略的基本要求。強調要攻克一批關鍵核心技術,趕超甚至引領步伐。

此前,習近平關於新技術的言論不勝枚舉,甚至,中央政治局集體學習把課堂搬到中關村,在現場聆聽幾位IT大佬講述新科技新知識。

形格勢禁,看清了世界發展大趨勢,積極而為,這種求新占道的渴望在鄧小平和習近平身上如出一轍。

不傾斜、均等、安靜、和好、普通,這些都是對「平」的釋義。

二者這種外在的偶然性關聯卻能表現出同一種施政的風格——近民。

有沒有忘記「小平您好」的著名標語,這是一句平凡的問候,背後似乎有一種雙向的情感認同。

鄧小平的前半生革命生涯需要更多時間在基層在農間,也正是在爭取到了更多百姓的支持後,才在內戰中勝出,甚至其協同指揮的淮海戰役被稱為人民群眾用小車推出來的巨大勝利。

鄧小平早年在留法期間,曾在鋼鐵廠和橡膠廠做過工,而且還掌握了鉗工技術,一線的工作經曆無疑讓其擁有了一份最原始的貧民底色,這種底色或許會伴其一生。所以才有後來「脫離了群眾,任何英雄也辦不成事情」等群眾觀。

習近平雖出生高幹家庭,但由於曆史的各種原因,在青少年時期還是經曆了不少磨難。在人生最為關鍵的成長期一直與梁家河的老百姓同甘共苦,甚至還有在建造沼氣池時被噴糞的經曆。

後來的從政經曆也是從基層一級一級磨礪,這其中也少不了跟百姓打交道,這些人生的經曆定會在塑造其群眾觀時起到無形的作用。

成為國家最高統領後,他更是以行動彰顯身上的底層情懷,在慶豐包子鋪,在北京的街頭胡同,都有他與民同坐同行的畫面。

君如舟,民如水,水能載舟亦能覆舟,這是顛撲不破的真理,只有你走到了民眾的心裏,才不會被曆史遺忘。

「雙平」是一個牽強的詞匯,組合起來完全是因了一個曆史的偶然,如果鄧希賢不改名,更無從談起,但二人治國理念的傳承與相通,相似的曆史擔當意識則是基於一種共同的信仰,這種共同點或在習近平未來的執政歲月中還會被逐漸放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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