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個世界會好嗎? 這句發問始自「千年未有之變局」的時代。山河破碎風飄絮,中國的知識階層,自覺承擔起對「立國之道」的孜孜探索。毛澤東與梁漱溟,一位是政壇領袖,一位是文化大儒,兩位同庚名人幾近跨越世紀的交往中,一以貫之的是嚐試對「中國向何處去」作出回答,或交流,或探討,或衝突,甚或反目。(編輯制作:雨田)

 

「大教授」與「小職員」

      民國甫造,在《民國報》工作的梁漱溟,以青年記者的身份,多次接近並采訪時任第一屆教育總長的蔡元培。1917年,蔡元培出任北大校長,梁漱溟拿着自己的論著《究元決疑論》登門求教,受到對方賞識。梁漱溟因故被聘到北京大學主講「印度哲學」。當時,北大提倡「思想自由,兼容並包」,學術空氣異常濃厚,新、舊思想衝撞交鋒。梁漱溟在北大發起了「東方學及孔子哲學」的研究,頗受學生歡迎,聽課者多達二百余人,與陳獨秀、胡適之、李大釗等人,成為北大閃亮的教授群星。

      1918年8月,還是青年學生的毛澤東從湖南來到北京。北大倫理學教授楊昌濟安頓好「身無半文」的毛澤東,並為找了一份臨時工作:到北京大學圖書館做助理員,月薪八元。毛澤東負責管理15種中外報紙,主要工作是登記來此讀報人員的姓名。由於閱覽室的門正對着教室門,毛澤東坐在自己的辦公桌前就可以聽到教室裏老師講課。求知若渴的他在這裏如魚得水,還參加了哲學會和新聞學會。

故人相識不相知

      梁漱溟有一位本家兄長名叫梁煥奎,家在湖南湘潭,是當地著名的開明紳士。為了支持維新,培育人才,他曾資助過包括楊昌濟在內的一批湖南青年赴日留學,因此被楊昌濟尊稱為「恩師」。1917年,為躲避戰亂,梁煥奎來到北京,借住在梁漱溟家中。由於楊昌濟經常去探望梁煥奎,遂與梁漱溟結識。二人一見如故,志同道合,交誼日篤,成為忘年之交。
      因楊是長者,梁漱溟常主動到北京地安門鼓樓大街豆腐池胡同楊家登門拜訪。後來,每每梁漱溟晚間到楊昌濟家,常有一位高個子的湖南青年前來應門,彼此相視點頭,寒暄幾句,並不互報姓名。進客廳自與楊昌濟交談,青年從不加入。梁漱溟私忖,這青年或許是楊昌濟先生的湖南親友或同鄉,卻也從未打問。直至楊先生無意間道出,這青年是他在湖南第一師範的學生,有才有為,到北京求師問道也者。楊先生曾將這位青年的名字告訴梁,但梁並沒有記住。
      不久楊昌濟病故。因為身後蕭條,蔡校長便出面發動,希望大家資助辦喪事,凡楊先生的好友都酌情出資,梁是其中之一。這位湖南青年,是具體承辦喪事的人。這位青年就是毛澤東,後來成了楊昌濟的女婿。所以,當20 年後梁漱溟赴延安拜訪毛澤東時,毛澤東第一句話就說:「梁先生,我們早就見過面了,您還記不記得?」 

 

「到延安去!」

    「七七」事變爆發,日寇的鐵蹄開始向整個中華大地踐踏,也踏碎了正在致力於「鄉村建設」的梁漱溟的好夢。在親眼目睹了人民流離失所、爭相逃難,而國民黨軍隊節節敗退的的慘象後,梁漱溟決定訪問延安。
      毛澤東親自接待了梁漱溟。由於是「老熟人」,兩人自然拉近了距離,話題引入到抗戰的前途和中國未來之命運上來。兩人談得很多,越談越使梁興奮,感到中國有希望,「由悲觀變為樂觀了」。使梁漱溟佩服得五體投地的,是毛的「論持久戰」思想。梁漱溟後來回憶說:「這篇文章那時還沒有發表。他就是以這篇文章內容來說給我的。說中國一定勝利。我聽他的談話,把我心中的煩悶一掃而光。」
      這次訪問延安,梁漱溟和毛澤東談話共八次,其中兩次是通宵達旦。當然,談話中兩人意見也存在分歧。如針對如何建設新中國,毛澤東指出梁漱溟推崇的改良道路解決不了中國的問題。兩人為此激烈爭辯,從前一天傍晚到次日天已大亮之時。末了,毛意味深長地對梁說:「梁先生是有心之人,我們今天的爭論可不必先做結論,姑且存留下回分解吧。」

「中南海」的座上客

      1950年1月,梁漱溟應毛澤東、周恩來之邀,離開重慶,經由武漢到達北京。當時毛澤東、周恩來都在莫斯科。3 月10 日,毛澤東和周恩來由莫斯科返抵北京,許多人到火車站迎接。統戰部把梁漱溟排在迎候隊伍中民主黨派、無黨派民主人士裏的頭一個。毛澤東立刻發現了他,大聲說:「梁先生,您也到了北京,我們又見面了!您身體可好?家眷都來了嗎?改日來我家做客,長談,再來一個通宵也成!」
      到北京後,毛澤東多次請梁漱溟到自己家裏做客,還專門派車接他,招待吃飯。由於梁漱溟吃素,毛澤東說:「我們也統統吃素,因為今天是統一戰線嘛!」毛澤東邀請梁漱溟到政府裏擔任職位,遭拒後,毛澤東仍然照顧着梁漱溟的工作和生活,並經常就國事問題征詢他的意見。梁漱溟一時成為毛澤東的座上客。

「看看解放區的農村」

      在毛澤東看來,梁漱溟是中國農村建設的專家。因此,毛澤東建議他到農村實地考察一番,看看農村的變化,也提一提意見。毛澤東說:「梁先生從前在山東、河南搞過鄉村建設,你可以去看看那些地方解放後有何變化,舊地重返,會有得益的。然後你再去東北老解放區看看,比較比較。」
      梁漱溟接受了毛澤東的建議,於1950年4月至9月間,先後參觀考察了河南、山東、平原三省農村及東北廣大地區的城市、農村。梁漱溟所到之處,受到很高的禮遇和盛情的接待。河南的吳芝圃,山東的譚啟龍,東北的高崗、林楓等領導人都親自出面會見,並征求他對城市、農村工作的意見。
      通過農村實地考察,梁漱溟發現新中國的農村確實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農民有了土地,生產熱情很高,糧食產量提高,許多地方還建立了互助組,農村幹部也都一心為群眾服務。農村的社會風氣也非常好,舊社會的黃賭毒等現象基本絕跡。對於共產黨的農村建設取得的成就,梁漱溟表示了認可。

 

「主席,有沒有雅量?」

  毛澤東與梁漱溟幾十年的交往,因一次會議上的公開衝突而「叫停」。1953年9月,在全國政協常委會議的小組討論會上,梁漱溟指出:「我們的建國運動如果忽略或遺漏了中國人民的大多數——農民,那是不相宜的。」這一被稱為「工人生活在九天之上農民生活在九地之下」、要求行「仁政」的發言,引起了毛澤東的不滿:有人不同意我們的總路線,認為農民生活太苦,要求照顧農民。這大概是孔孟之徒施仁政的意思吧。然須知有大仁政和小仁政者,照顧農民是小仁政,發展重工業、打美帝是大仁政。施小仁政而不施大仁政,便是幫助了美國人。毛澤東還說,有人竟班門弄斧,似乎我們共產黨搞了幾十年農民運動,還不了解農民,笑話!
      矛盾越來越激化,可梁漱溟還是沒有認輸服軟。登台發言時依舊「氣勢甚勝」,而且引發了「看一看毛澤東有沒有雅量」的更大衝突,甚至還講出:「我倒要看看自我批評到底是真是假!主席您有這個雅量,我就更加尊重您;若您真沒有這個雅量,我將失掉對您的尊重。」 對此,毛澤東的回答是:「您要的這個雅量,我大概是不會給的!」
      這場衝突後,梁漱溟從毛澤東的座上賓變成了「反面教員」。【詳細

消失的「鄉土中國」

      共和國建立後,毛澤東思考着從新民主主義向社會主義過渡,思考着怎樣建設一個純粹的社會主義國家。於是在一係列重要決策中,特別是在他構思所謂社會主義總路線時,嚴重犧牲農民的利益,將一個原本完整的鄉土中國人為地分隔為城鄉二元社會,因而引起梁漱溟的不滿。
      在1949年之前的很多年間,梁漱溟身體力行,辭去北大教職,走出城市,步入鄉村,在偏遠落後的農村實地進行鄉村建設事業,根據實地考察經驗,梁漱溟認為,近代以來中國農業的破產、農村的衰落、農民流離失所,主要原因是西方工業化對中國的侵襲,而中國的應對只是采取了一種消極的工業化,以犧牲農業、農村和農民去發展畸形的工業化和城市化,這是一條不通的路。中國現代化的正確選擇決不應該是犧牲農村、農民和農業而發展畸形的城市、畸形的工業,而應該借鑒西方的科學技術和組織起來的團體力量,重建鄉土社會,走上農業、工業共同發展、共同繁榮、均衡持續的現代化道路。【詳細

鄉村建設的「梁氏模式」

      梁漱溟在從事鄉村建設早期就指出,鄉村建設的關鍵在於重建鄉土中國誠信體係,使鄉下人有所信仰、有所信賴、有所信托,此乃未來中國建築新政治的基礎。從西方引進的選舉制度,選舉人地位似較被選舉人為高,與鄉土中國習慣上因某人之道高德重而公請其主持之意大相懸殊,這是政治層面農村破產的一大原因。鄉土中國的真意是以鄉紳的個人感召力去治理鄉村,而這些鄉紳的來源不是政府通過贖買的方式讓那些大學生或城裏人到鄉下當村官、鄉官,站在指導者的立場上去規劃鄉村、領導鄉村、建設鄉村。
      從經濟層面說,梁漱溟認為,鄉土中國的重建,一定要重建鄉土中國的人際關係,重建中國傳統社會的鄉規民約,用道德的力量去整合鄉村,而不是用鬥爭、用分化的手段去均貧富,去劫富濟貧。地主是農村社會的楷模,是農村居民信仰崇拜的對象。土地改革改變了農村社會的生產關係,後來的合作化運動等一係列折騰更是嚴重挫傷了農民的積極性。所以,梁漱溟認為,中國農村的複興決不是通過分化、鬥爭的方式重新建構農村的產權關係,而是尊重農村產權形成的曆史事實,尊重農村居民擁有土地的權力。【詳細

 

毛澤東:我是農民的兒子

      1941年6月3日,陝甘寧邊區政府召開縣長聯席會議,討論征糧問題。突然天降大雨,電閃雷鳴,會議室也遭雷擊。參加會議的延川縣代縣長李彩雲被雷電擊死,一位農民的一頭驢也被雷電擊斃。事後,這位農民便說,老天爺不睜眼,咋不打死毛澤東?保衛部門要把這件事當作反革命事件來追查,被毛澤東制止了。毛澤東陷入深思:一個農民為什麼會說出這樣的話來,反映我們工作中到底存在什麼問題?後來發現是由於征糧過多,農民負擔太重所致,於是很快糾正過來。毛澤東對農民的重視與體恤,與在大會上為千萬農民「仗義執言」的梁漱溟並無區別。
      毛澤東出身於農民家庭,對農民在農村的境況和遭遇有切身的感受,而且也最同情和理解他們。他認為: 「中國曆代的農民, 在封建的經濟剝削和封建的政治壓迫之下, 過着貧窮困苦的奴隸式的生活。農民被束縛於封建制度之下,沒有人身自由。地主對農民有隨意打罵甚至處死之權。農民是沒有任何政治權利的。地主階級這樣殘酷地剝削和壓迫所造成的農民極端的貧苦和落後, 就是中國幾千年在經濟上和社會生活上停滯不前的基本原因。」

爭議關鍵詞:「地主階級」

      毛澤東與梁漱溟爭論的關鍵就在一個詞:「地主階級」。這是二人根本的不同:
      毛站在農民階級的立場上分析問題、解決問題,而梁則以「士」的立場看待中國農村;毛認為中國已淪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在農村已形成農民與地主兩大階級的對立與鬥爭,而梁則認為中國農村無階級對立,更無階級剝削和階級鬥爭;毛主張從廢除封建地主占有制的土改鬥爭入手,用暴力革命推翻封建地主階級,而梁則主張走鄉村建設的改良之路。
      歸根結底,在農村中是否存在巨大的階級分化,對於「階級矛盾和鬥爭」的不同認識和態度,正是二人鄉村建設思想根源上的最大差別。
      在經典馬克思主義的敘述裏,中國傳統社會是封建社會也是階級社會,地主階級是剝削階級。但是,今天的中國經濟史研究中,已經普遍支持梁漱溟的觀點,中國傳統社會是一個自耕農為主的社會,因為沒有長子繼承權,土地和財產的集中程度並不高,並沒有很大的階級分化。而梁漱溟也一再表述他的鄉村建設理論和實踐就是要為了讓共產黨不能成功,因為共產黨的階級鬥爭理論破壞了鄉村的統一性。

「這個世界會好嗎?」

      晚年,梁漱溟到韶山參觀。一見毛澤東故居地道的農舍房子,想起毛澤東世代為農的家庭背景,這位老人的心情猶如打翻了五味瓶。一種發自肺腑的內疚第一次衝擊着梁漱溟的心。梁漱溟突然感到自己首先沒有一種讓別人批評的雅量,他意味深長的說:「我不應該傷了他的感情,這是我的不對。他的話有些與事實不太相合,正像我的發言也有與事實不符之處,這些都是難免的,可以理解的。" 

      由於對中國社會結構和中西方文化的認識不同,毛澤東與梁漱溟不認同對方的方式和道路,但兩人對中國社會的改造,基本上都遵循着這樣一種思維模式——從鄉村入手, 最後解決整個中國的問題。青山東流去,畢竟遮不住,毛、梁之間的恩怨情仇已融入曆史的滾滾洪流,但兩者的共通之處,即對億萬農民的重視和致力於中國鄉村建設,對今天頗具啟示,可茲當政者借鑒。或許,解決了這一問題,也就回答了梁漱溟父親梁濟自殺前問兒子的問題——

    「這個世界會好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