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年1月21日
特別策劃

「紅衛兵」誕生記 

    
 "紅衛兵"最早由北京高幹子弟發起。
導語

    1月12日,開國上將宋任窮之女宋彬彬等人集體在北京向「文革」中受傷害師生公開道歉,在此之前,陳毅之子陳小魯已經在微博上刊出「道歉信」,為組織批鬥校領導鄭重道歉。作為曾經橫掃神州的紅衛兵運動學生領袖,宋彬彬與陳小魯的「紅二代」身份引人注目。事實上,最早的紅衛兵組織正是誕生於這批高幹子弟中。與後來的「造反派」相區別,他們稱自己為「老紅衛兵」。
    年輕的中學生們意氣風發,為迎接階級鬥爭暴風雨的來臨,他們決定像蘇聯衛國戰爭時期的「青年近衛軍」小組那樣組織起來。在確定名稱時,有人提議叫「向日葵」,有人提議叫「火車頭」,大多數人讚同——「紅衛兵」。

責編:雨田
01
「紅衛兵」如何「破土而出」? 
一份思想匯報引發的大討論   

   1965年11月10日,上海《文匯報》發表了姚文元的《評新編曆史劇<海瑞罷官>》一文,由此引發了圍繞《海瑞罷官》在全國展開的大批判運動。1966年5月,清華附中學生也圍繞《海瑞罷官》問題展開討論,高中生卜大華所在班的班長向校方寫了一份思想匯報,卜大華與另一位學生幹部在前面加了個「編者按」,提出要「突出政治」,結果引起了全校的大討論。學校領導對他們這種無限上綱的作法提出了批評意見,要求他們服從校方意見,並當心1957年反右派的教訓。然而, 卜大華等同學堅持己見,與校方發生爭執,矛盾越演越烈,他們深信自己的意見是正確的,而且會得到中央的支持。

保衛毛主席的「紅色衛兵」

   對《海瑞罷官》的討論很快發展為批判「三家村」的運動。學校的政治課、牆報都逐漸換上了這些「大批判」。高二學生即後來成為著名作家的張承志,在批判《三家村》的時候,就和同組的一個同學寫了一份大字報,署名是「紅衛兵」,意為保衛毛主席的「紅色衛兵」。這個名稱令卜大華覺得「十分貼切」,他說:「今後凡是和我們意見相同的小字報不如都署名紅衛兵。」這個意見得到大家的一致讚同。

   1966年5月29日傍晚,卜大華、駱小海等十多名清華附中學生聚集在北京西郊圓明園舊址廢墟上開會。他們認為當時的局勢已是山雨欲來風滿樓,為了迎接階級鬥爭暴風雨的來臨,有必要像蘇聯衛國戰爭時期的「青年近衛軍」小組那樣組織起來。在確定名稱時,有人提議叫「向日葵」,有人提議叫「火車頭」,大多數人讚同「紅衛兵」。5月29日由此被視為「紅衛兵」組織的成立日。(卜大華:《一個紅衛兵發起者的自述》)


   清華附中紅衛兵部分發起人,左起:宋柏林、王銘、駱小海、張曉賓、鄺桃生、袁東平、卜大華、閻陽生。
 
   1966年清華附中紅衛兵在圓明園舉幟造反。
02
「紅衛兵」如何作為政治運動走向瘋狂? 
「造反有理」與毛澤東的肯定   

    6月24日清華附中貼出了紅衛兵小將們首篇戰鬥宣言:《無產階級的革命造反精神萬歲》大字報。據清華附中當時的工作組長回憶,這是紅衛兵們從1966年6月5日《人民日報》上一篇並不太引人注意的短文《漢弗萊的哀歎》中,找到了一段黑體字,即毛主席在延安慶祝斯大林誕辰60周年大會上的一段講話:「馬克思主義的道理千條萬緒,歸根到底就是一句話,造反有理。根據這個道理,於是就反抗,就鬥爭,就幹社會主義。」經他們修改後,把「造反有理」的大字報張貼出來。10天以後,紅衛兵寫了《再論無產階級造反精神萬歲》,27日,又貼出《三論無產階級造反精神萬歲》,這就是當時流傳甚廣,影響極大的「三論」 。
    7月28日,清華大學附中的紅衛兵組織把他們寫的大字報《革命的造反精神萬歲》托江青轉給毛澤東。8月1日,毛澤東給他們回信,認為他們的大字報寫得對,「說明對一切剝削壓迫工人、農民、革命知識分子和革命黨派的地主階級、資產階級、帝國主義、修正主義和他們的走狗,表示憤怒和聲討, 說明對反動派造反有理, 我們向你們表示熱烈的支持。」兩日後,中央文革小組顧問王任重把卜大華等紅衛兵召到釣魚台,給他們看了毛澤東的複信,這使他們萬分驚喜,「想想看,一個不容置疑的絕對權威,一位萬眾仰望的至高無上的領袖,對我們的行為連說了三個『熱烈支持』,這還得了嗎?我們當時的情緒大概只能用緊跟毛主席上刀山下火海在所不辭來形容了。」
    經過黨中央和毛澤東的認可,「紅衛兵」即成為最有光彩的稱號,名目繁多的組織紛紛放棄原來的名稱,統統歸之於「紅衛兵」 這個名稱。

主席接見後的「一路狂飆」

    在毛澤東主持召開的中共八屆十一中全會上,一項十分重要的內容就是肯定紅衛兵組織:「一大批本來不出名的革命青年成了勇敢的闖將。」8月18日,清華附中七八百人,半夜2點鍾從學校發車,去天安門參加慶祝「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勝利大會」。毛澤東身穿綠軍裝, 戴上紅衛兵袖章, 登上天安門城樓, 首次接見紅衛兵。小將們說:「我們要永遠造反,造反到底。」毛說:「我堅決支持你們」。
    清華大學附屬中學的駱小海、宋伯林、韓平是最先見到毛澤東的。當毛澤東坐在天安門城樓休息室的時候,他們走近毛澤東大聲地說:「毛主席好!」北京四中學生孔丹、李克津等人在和毛主席握手時,激動得一句話也說不出來。北京師大女附中學生宋彬彬向毛澤東獻了紅衛兵袖章。毛澤東問她叫什麼名字,她回答:「宋彬彬」。毛又問:「是文質彬彬的彬嗎?」她說是。毛說:「要武嘛」。
    林彪在講話中對紅衛兵們說:「我們堅決支持你們敢闖、敢幹、敢革命、敢造反的無產階級革命精神。」「這次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最高司令是我們的毛主席。」第二天毛澤東戴上「紅衛兵」袖章的照片登在所有大報的頭條,這是紅衛兵運動走向瘋狂走向全國的起點。成千成萬的群眾組織開始湧現,而紅衛兵走出學校,一個橫掃「四舊」,揪鬥領導幹部的風潮在全國刮了起來。

  
    清華附中紅衛兵才子駱小海執筆,發表文章《無產階級的革命造反精神萬歲》。8月1日毛澤東複信清華附中紅衛兵。這封信很快傳遍全國,引起強烈震動。此後紅衛兵不但在北京各中學得到迅速發展,而且在全國各高校、機關也發展壯大。
 
 
 
 
 
 
    1966年8月18日,毛澤東首次在天安門接見了紅衛兵,由此掀開了紅衛兵運動,文革初期,毛澤東8次接見紅衛兵,接見人數超過了1200萬。
03
紅小將們的「革命之火」為何能被迅速點燃?
身份特征:清一色的革軍革幹子弟

    初生牛犢不怕虎?為什麼這些十余歲的中學生們可以讓「紅衛兵」作為一個組織,進而作為一場政治運動迅速在全國開展起來?如果對這些紅小將的家庭背景做一分析,就會發現這些早期紅衛兵成員是清一色的紅五類, 所謂紅五類指革命軍人子弟、革命幹部子弟、革命烈士子弟、工人子弟和貧下中農子弟。而名義的紅五類,實際上是紅三類,工人農民子弟在早期紅衛兵裏的數量是少之又少。紅衛兵的頭頭則是清一色的革軍革幹子弟,其中不乏父母在北京城裏也堪稱高級幹部的高幹子弟。
    清華附中紅衛兵領袖卜大華、鄺桃生和駱小海,兩人出身中層幹部,一位是革命軍人;北大附中「紅旗戰鬥小組」的代表彭小蒙,其父親彭炎時任中國紅十字會副會長,是黨內有名的文化人,其母阮波是著名作家;他們利用家庭地位高、消息靈通和社會聯係廣的優勢,更容易「團結」或者「聚集」政治力量,如清華附中的王銘,其小學和初中在育才學校和四中,他的同學都是幹部子弟,很多是高幹子弟,如在六十年代初期開始到文化大革命中都非常活躍的孔丹、秦曉、王尚榮等人。六月八日,四中等校的幹部子弟支援清華附中的活動,當然都與他有關。
    7月29日,北航附中的部分紅衛兵貼出了「血統論」的對聯,上聯為「老子英雄兒好漢」,下聯為「老子反動兒混蛋」,橫批為「基本如此」,並針對這副對聯進行大辯論。「血統論」一下子被老紅衛兵和他們的父母所接受。對於老紅衛兵來說,高貴的「紅色貴族」血統使他們有了高人一等的優越感,有了當年他們的前輩鬥地主、資本家時的革命幹勁;對於他們的父母來說,把地富反壞右、知識分子及子女作為革命對象,總比自己(走資派)作為革命對象要好得多。

教育背景:「階級鬥爭」的狂熱引導

    1962年起,隨着經濟形勢的好轉,政治空氣越來越濃。毛澤東越來越多地談論階級鬥爭。在北戴河會議上,毛澤東發出了著名的號召——「階級鬥爭」,繼而開始了社教(社會主義教育)和四清運動。同年7月5日毛澤東與侄兒毛遠新的談話更是主要涉及教育革命和教育改革。他說,「階級鬥爭。是你們一門主課」,「教改的問題主要是教員問題,教員就那麼多本事,離開講稿什麼也不行」。從根本上為教育革命注入了新的政治內容,規定了方向。
    卜大華說:「我們是新中國的同齡人,是和年輕的共和國一同成長的。我們所受的教育,無論來自家庭的還是社會的,都使我們特別容易接受黨的一切宣傳,包括正確的和後來被證明是『左』的東西。對內『四清』,對外反修防修,這一切都對我們正在形成的世界觀產生了極其深刻的影響。64年提出培養千百萬無產階級革命事業的接班人,更使我激動不已,政治熱情和革命責任感空前高漲,報紙上和社會上所開展的一切討論都引起我們極大的興趣。可以說『階級鬥爭』的觀念已深深地注入了我們的頭腦。

 
 
    作為老紅衛兵的「領袖」人物之一,開國上將宋任窮之女宋彬彬為毛澤東佩戴「紅衛兵」的袖章。
 
 
 
 
 
 
    由於特定的曆史條件, 階級鬥爭和世界革命將新中國第一代青少年過早地投身到政治社會化的啟蒙中,從而使青少年的政治熱情在「兩個階級、兩條道路」矛盾和鬥爭的認識影響下被引上歧途, 蛻變為一種盲目、偏激、具有破壞性的力量。
04
無產階級的「子弟」制造了怎樣的悲劇? 
「破四舊」:紅衛兵的面目愈發變得猙獰

    無產階級的「子弟」有了最大的權勢毛澤東撐腰,當然要把一切非他們意的「子弟」,思想、行為都打翻在地。
    一批紅衛兵貼出通令, 要求汽車行人一律靠左走, 紅燈代表通行, 綠燈代表停止。因為在紅衛兵眼裏「左」與「紅」代表革命, 它們的反面「右」 與「綠」自然就代表了反革命:「不可設想,在一個無產階級國土上紅燈能成為停止前進的信號」。這事後來還是周恩來出面解釋做說服工作漸漸平息了下去。這種以改革為目標的行動其實搞了才幾天,抄家遊行就開始了。8月23日《人民日報》發表社論「好得很」,說明了北京紅衛兵「破四舊」戰績,包括槍支268支,子彈11056發,黃金103131兩,白銀345212兩,現金55459919元,文物玉器613618件。
    毫無疑義,這些「戰果」是紅衛兵在中央文革鼓動下對人民的非法掠奪。「破四舊」當時在紅衛兵心裏是建立一個純清社會的努力, 而非法掠奪卻使紅衛兵的面目開始變得猙獰起來。(何為:《紅衛兵運動的源流》)

「大批鬥」:人性底線的堤壩潰敗的開始

    1966年8月5日下午,北京師大女附中紅衛兵鬥爭了學校的5位負責人。黨總支書記、副校長卞仲耘首當其衝。成群的學生湧來,聚集在台下。在狂熱的批判中有人喊道:去木工房拿棍子。結果即有女學生跑向學校木工房,拿來了待修的破課桌木腿,那上面還有沒拔除的釘子。更有人跑向開水房去取熱水,打算澆燙這些「黑幫」——當代教育史上殘忍的一幕就這樣開始了。
    紅衛兵們草草「批判」了幾句,就將被鬥者從高台上拉下來「遊街」,強迫他們一邊走一邊敲打被硬塞到手裏的鐵簸箕,反複地說:「我是牛鬼蛇神。」 一路上亂棍如雨。大約到下午5時,受毆打最重的卞仲耘終於失去知覺,倒在了學生宿舍的台階上。批鬥會尾聲,有校工將載着卞仲耘身軀的手推車推到學校北門附近,紅衛兵說就這樣把卞仲耘推出學校「影響不好」,於是就將大字報覆蓋了她,還在上面壓了一把掃帚。醫生在晚上7時左右趕來,但這時的卞仲耘已經死亡多時了。
    據統計,「八一八」大會前北京被紅衛兵打死的教師有二人,「八一八」大會後,紅衛兵竟打死了1000多人。(錢江:《卞仲耘:紅衛兵運動第一個殉難者》)

   
   1967年廣東高州帥堂中學在「破四舊、立四新」中焚燒「封資修」書籍等物資。

 
 
 
    
卞仲耘,這位不久前還受學生尊敬的副校長,被紅衛兵們毆打致死,時年五十歲。她已經在這所中學工作了十七年,還是四個孩子的母親。
05
「老紅衛兵」如何退出曆史舞台? 
「糾察隊」的江河日下與「造反派」紅衛兵的興起

    8月25日,三十一所中學紅衛兵頭頭在北師大女附中召開會議,成立了西城區紅衛兵糾察隊,成為了第一個跨單位的社會性紅衛兵組織。周恩來支持紅衛兵西城區糾察隊(簡稱「西糾」),曾派國務院秘書長周榮鑫和糾察隊聯係,指導他們的活動,動員他們盡力把混亂的局勢穩定下來。本來老紅衛兵是動亂之根源,讓老紅衛兵去穩定社會秩序,不啻於讓狼去看護羊群。首都隨後又成立了「東糾」(東城區)、「海糾」(海澱區)。這些老紅衛兵高喊「紅色恐怖萬歲」的口號,把矛頭指向了「黑五類」及普通幹部、群眾,不斷制造流血事件。據1966年9月5日的中央文革《簡報》中「紅衛兵戰果累累」一文披露,到8月底止北京市有上千人被打死。
    當紅衛兵在做着為叢驅雀,為淵驅魚,搬起石頭砸自己的腳的蠢事的時候, 首都真正的造反派紅衛兵組織——北京紅衛兵第三司令部成立了。「三司」的矛頭一直指向劉少奇,自然而然地得到了中央文革的全力支持,在很短的時間內就發展成一個數萬人的大組織。十一月以後文革重心漸漸轉向工廠和農村。這時候原來意義的紅衛兵再不成為文革的主要力量,取代了紅衛兵的是各式各樣的群眾組織。鑒於許多群眾組織采用了紅衛兵三個字作為他們組織名稱的一個部分,原先的紅衛兵把自己稱為老紅衛兵。這時所謂江河日下, 他們再沒有能力組織大型集會,標語、傳單貼了出去也沒有任何反響。(何為:《紅衛兵運動的源流》)

「聯動」把矛頭對準了「中央文革」

    1966年11月27日,包括牛皖平、於增壽、卜大華、宮小吉等骨幹分子在內的一些中學生在北大附中秘密發起「首都中學紅衛兵聯合行動委員會」,該名稱意為「東糾」、「西糾」和「海糾」的聯合。這時候, 反對中央文革的大字報時有所見, 甚至批評林彪、毛澤東的大字報和講話也出現了,貼出了「『中央文革』某些人不要太狂了!」「聯動敲響了『中央文革』的喪鍾」的標語,震撼了江青一夥。毛澤東沒有想到,這些老紅衛兵並不是要造「走資派」的反,反而成為了「走資派」(他們的父母)的工具。

    進入1967 年,上面的態度發生了逆轉,1 月號紅旗雜志社論明確把以高幹子弟為主的「聯動」定為反動組織,演出了一幕一幕武鬥和抓人的事件。「聯動」設在北京101中學、北京工業學院附中、北京石油學院附中、北師大附中、人大附中、十一學校等校園內的據點先後被摧毀,在軍隊的配合下,清華大學「井岡山紅衛兵」把一些紅衛兵頭目非法捕走。1 月25 日下午,公安部與「三司」紅衛兵配合,調集了三萬多名人員,武力拔掉了「聯動」的最後一個據點———八一學校。後來中央釋放了以「聯動」名義被抓坐牢的紅衛兵,陳伯達警告這些紅衛兵,不要依仗高幹特權而脫離群眾,搞打砸搶。5月29日,以聯動為核心,在天安門廣場召開了「紅衛兵萬歲」的紅衛兵一周年紀念會,聯動也從此結束了活動。(蕭淩:《清華附中與紅衛兵運動》)

   
   《首都紅衛兵》,係首都大專院校紅衛兵革命造反總司令部(首都第三司令部)的文革造反報。
 
 


 
   
    帶毛主席頭像的北京「聯動」全無敵戰鬥隊袖套。「聯動」的活動嚴重幹擾了毛澤東打倒走資派的戰略部署,被定性為「反革命組織」。

    「聯動」結束活動不久,無論是「奉旨造反」、「越旨造反」還是「趁機造反」,各種派別的紅衛兵們一律被鎮壓清算,什麼反都不能再造了。毛主席一揮手,不論是失勢的高幹子弟、「黑五類」子弟、還是平民子弟,都隨着上山下鄉的浪潮,離開了被砸爛的校園,遠遠地去了「廣闊天地」。
    以高幹子女為中堅力量的「老紅衛兵」,沿着「紅衛兵」→「三糾」(西糾、東糾、海澱糾察隊)→「聯動」(聯合行動委員會)的軌跡發展和消亡,其作為一支政治力量表演和造勢的時間不過半年。但由於他們是中國「紅衛兵運動」的真正發起者,受到「最高領袖」的首肯和支持,千千萬萬學生起來效仿,進而在現代中國掀起了一場巨大的政治運動,可以說,是他們,點燃了「文化大革命」的熊熊大火。這恐怕是這批年輕狂熱的中學生自己都始料未及的。正如卜大華所說——「我決想不到這三個字以後會風靡全國,震驚世界,演出那樣複雜紛紜的活劇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