兩會言論破陣·醫患之爭
導語

    在中國古代,知識分子的理想是「不為良相,則為良醫」。即使當代中國,醫護人員也曾被尊稱為「白衣天使」。然而,近年一連串的惡性襲醫事件讓醫患關係一再成為討論的焦點:浙江溫嶺殺醫,齊齊哈爾醫生被高中生用鐵棒打死……3月5日,廣東潮州又發生辱醫事件,因病人搶救無效死亡,家屬糾集了100多人,押着醫生遊行。

    一次次血淋淋的殘酷現實背後,是誰把溫情脈脈的醫患雙方推向了持刀相見的境地? 

責編:雨田
從「希波克拉底誓言」說起
    「吾將盡吾之能力與智慧,以己之才幫助病患,戒用醫術對任何人等以毒害和妄為。」
    這條以希波克拉底名字命名的誓言,在醫學界流傳了2000多年。希波克拉底是古希臘最負盛名的醫生,被後人尊稱為西方「醫學之父」。其將向醫學界的行業道德規範書寫下來,成為「希波克拉底誓言」,內容包括要求醫生為病人的福利着想;恪守醫生的職責;清清白白行醫,不受賄賂,杜絕一切墮落害人行為,等等。至今,幾乎所有國家醫學院的學生,入學的第一課就要學「希波克拉底誓言」,而且要求正式宣誓。
    中國醫學院的學生同樣對「希波克拉底誓言」耳熟能詳。在古代,醫學界派別林立,門戶各異,但都遵循「醫乃仁術」的主導思想,非常注重醫德。「救死扶傷」與「懸壺濟世」,成為東西方共通的職業準則,這也使得醫生這個行業備受尊敬,以至於現在很多上年紀的人都尊稱醫生為「老師」,不難看出,多數百姓對於醫生有着特殊感情。
「白衣天使」變成「白眼狼」
    然而,醫生的形象卻從未像今天這樣歧義橫生,種種「劣跡」暴露了醫德的淪落,人們開始將「白衣天使」改稱為「白眼狼」。
    「謀財」:在市場經濟條件下,少數醫生在金錢的誘惑和利益的驅動下忽視了職業道德,見利忘義。一方面,醫生收受紅包,已是「心照不宣」的事實。紅包也有行情,根據城市經濟情況、醫院等級、手術大小、患者經濟情況綜合決定紅包大小。「一般的小醫院主刀大夫給300元,最多不超過500元,麻醉師的紅包價是200元,手術助手也得『意思意思』。」另一方面,在中國「以藥養醫」的體制下,醫院醫生吃回扣屢見不鮮,中間的差價全由患者買單。2011年11月,央視記者在調查時隨機選取的20種常用藥品中,幾乎所有藥品從出廠到醫院的中間利潤都超過了500%。其中一種常用藥出廠價為7元,中標價56元,7元錢中,藥廠掙1塊錢左右,此外,從7元到56元差價的49元被分攤給醫藥代表、醫藥公司、醫院和醫生。
    「害命」:比追逐利益更令人心寒和恐懼的是部分醫生對生命的輕視,頻頻爆出的醫療事故固然與醫生職業水平高低有關,但更多是責任心的缺失。「病人手術一年以後感覺身體不適,到醫院一檢查竟然發現體內殘留手術刀」、「醫生手術誤將少女卵巢切除」,其他類似的新聞也是層出不窮,諸如手術過後將紗布、剪刀等物體留在病人體內、在患者左右腳分別輸A、B型血等事故,不禁讓患者感到不寒而栗。
 
    考取醫師執業資格證書的醫務工作者舉起右拳宣讀「希波克拉底誓言」,鄭重宣誓忠於衛生事業,全心全意為百姓健康服務。
 
 
 
 
 
    患者術後感到不適,透視竟然發現體內殘留了一把手術用的剪刀。
    看病難,看病貴,加上醫生形象的一落千丈,患者很容易將不滿情緒宣泄和釋放,從言語暴力,到肢體衝突再到惡性傷人,醫患關係已經完全異化,變成了一個無藥可救的絕症。2014年2月17日,黑龍江省齊齊哈爾市北鋼醫院的殺醫事件震驚了社會,一名僅19歲的高中生,由於對治療結果不滿意,產生報複心理,將一根50厘米的鐵棍對準了自己曾經的主治大夫。這距2013年10月發生的浙江溫嶺殺醫事件不過半年。據中國醫院協會等機構的調查統計,2012年12月至2013年7月間,中國醫院場所暴力傷醫事件逐年遞增,每年每所醫院發生的平均數從2008年的20.6次上升到2012年的27.3次。另據人民日報發布的《聚焦•醫生執業狀況調查》顯示,近十年間,醫患暴力衝突呈井噴式爆發。
    在醫患糾紛中滋生了職業牟利集團「醫鬧」。這些醫鬧組織,有一套完整的組織流程,如在醫院焚燒紙錢、擺設靈堂、擺放花圈、違規停屍、拉橫幅、張貼標語或者大字報、散發傳單等。待家屬與醫院達成賠償協議之後,從中獲取一定的報酬。職業醫鬧的出現,進一步反映了醫患關係的尷尬與無解。
    從醫患糾紛頻發造成的傷害已是多數醫者難以承受之重。哈醫大一院一位參與搶救的外科醫生寫道:「我麻木地在走廊穿行……面對大多無助而信任的眼神,我努力控制情緒,盡量表現得和藹而專業。但內心的恐懼卻一直在滋長。滿醫院的患者和家屬,仿佛每個人都身藏凶器,可以隨時置我於死地。身上揣的柳葉刀,不到拇指大小。如果真的遇到襲擊,如何抵抗?」
    一些醫護人員因此放棄了本已規劃清晰的職業醫生夢,轉而從事其他行業。年輕一代也開始重新審視這一職業。表現最為突出的是,中國已經出現「醫不過二代」現象——據媒體公布的最新醫師執業狀況調查,中國78%的醫生不希望子女從醫。
    更有甚者,因為醫患關係的緊張,出於對自身安全考慮,許多醫生越發保守,一定程度上降低了治病救人的效率。一些醫護人員坦承,醫患關係惡化和頻發的暴力事件讓醫生心理負擔很大,變得更加小心謹慎,對一些年齡大、手術風險大的患者有時更願意推薦保守治療。
    在2012年3月哈爾濱殺醫案發生後,有人將原因歸於醫生不會溝通,有人認為錯必先在醫生,還有一些人甚至叫好。一項令人震驚的調查結果是65%的網民對醫生被殺表示高興。網友「顏是顏色的顏」批評溫嶺醫生的舉標語行為:「黑吃黑、收紅包暗箱操作、視人命如草芥的時候,這些所謂有德的醫生又在哪裏呢?只不過觸及了自己的利益,醫生就全體出動反抗。」
    耳鼻咽喉科主治醫師王文斌對記者說,他永遠也忘不了,當大家心急如焚地守候在急診室門外時,一位圍觀的老奶奶卻說,醫生態度不好,就應該被捅。還有人說,現在的醫院就知道賺錢,肯定是醫生把人家逼得沒有辦法,人家才會殺人。一位患者甚至說,殺死一個醫生,下次來看病,服務態度肯定更好了。將刀捅向醫生的可能只是偏執扭曲的極少數,對醫生抱有敵意的卻是大多數。
 
    嶺殺醫事件發生後,數百名醫護人員聚集在溫嶺市人民醫院廣場內,悼念遇襲身亡的醫生王雲傑,並抗議「醫鬧暴力」。


 
    為避免在醫患糾紛中受到傷害,連續數日醫生護士全體戴着鋼盔上班。


 
    某青年在醫院就醫意外死亡導致醫患矛盾激化,家屬大鬧醫院,並在醫院正門前擺放花圈。
毛澤東時期的赤腳醫生:農村人生命的守護者
    赤腳醫生是文革時期活躍在農村的醫療人員,放下藥箱下地,背起藥箱出診,靠生產隊的工分生活。赤腳醫生常常就拎着一個裝有幾片普通藥片、一支針筒、幾塊紗布和一個聽診器的藥箱,走村串戶給人看病。農民們生了病,隨叫隨到,不分時間地點天氣。盡管他們無法治療什麼大病,但通過一些簡單的科學治療和土法醫療,他們仍能治好一些疑難病症,所以在那個時候,他們被認為是農村人生命的守護者。
    村民對赤腳醫生十分尊重,醫生在村裏的地位很高,甚至要超過村幹部,那時候,誰家來了客人請赤腳醫生去作陪,客人和主人都會覺得是很榮耀的。這樣的尊敬並非敬畏,是一種值得托付的信賴。
非典時期醫患關係:雙方休戚與共並肩作戰
    在北京清華醫院副院長王仲的辦公桌上,擺放着一張「寶貝了十年」的照片。這是13名「非典」病愈者與北京協和醫院醫護人員的合影,攝於2003年9月。照片上每個人都戴着口罩,口罩後,笑臉燦爛。照片下方粘着一張心形卡片,13名病愈者在其上寫下「救命之恩,永生不忘」,並鄭重簽名。「非典期間給人一個最為深刻的感受,就是那場災難面前的醫患關係,透明、信任、忠誠、堅定。」 王仲說。
    北京急救中心急救醫生賈大成在《追憶非典點滴》一文中,回憶了如下難忘一幕:當時一位老人發燒兩天,咳嗽、呼吸困難,「疑似非典」。他隨幾個同事全副武裝後,立即登上危重症搶救車。 「我隨手摘掉了『猴帽兒』(一種罩住頭部只露雙眼的防護帽),護士一見,連忙小聲、急速叫我:『賈大夫,賈大夫……』我說:『戴着帽子沒法量血壓』。」經檢查,病人被排除了非典嫌疑,在采取搶救措施後,病人的呼吸困難基本消失,並被安全送往醫院。「臨別時,3位家屬站成一排,給我和護士鞠了3個躬。」賈大成深情寫道,「我真的非常懷念『非典』時期的醫患關係。」
 
    這些一邊荷鋤扶犁一邊治病救人的赤腳醫生,承載着中國農村最基礎的醫療工作。
 
 
    2003年,北京協和醫院13名非典病愈者與醫護人員的合影。
    「20多年前第一次穿上白大褂時,我的內心無比自豪,可現在我穿上白大褂卻沒有一點安全感。現在的醫患關係究竟怎麼了?」 健康所係,性命相托。按理說醫患關係應是最可信賴的關係之一,但在醫療技術越來越先進的今天,醫患關係為何反而變得如此脆弱甚至可怕?新疆社會科學院副研究員吐爾文江坦言,暴力襲醫的背後,是患者對醫生愈來愈多的不信任。
    「出來混,遲早是要還的」。十多年來,醫療行業中某些不規範,甚至違法行為造成的惡果,現在正在由眾多無辜的醫生和患者來共同品嚐,並且引發了行業性的職業公信力危機。中國科學院心理所社會與經濟行為研究中心研究員、博士生導師王二平說:「失去患者的信任,正是以往很多行為的『因』釀就的『果』。最簡單的例子,醫療事故鑒定,常常是衛生部門給自己下屬醫院鑒定,這怎麼可能取信於人?長此以往,這種『不相信』的情緒就會被逐漸擴散,形成某種全社會的共同判斷。」
    醫生收紅包、收回扣、見死不救等等,各種醫療行業負面事件時常見諸媒體。不可否認,其中確有一些醫生的不端行為使得醫療行業整體被污名化,但也有一些負面事件是媒體過度渲染乃至無中生有,這些做法對於醫患關係的惡化起到了推波助瀾的作用。媒體在事實尚未清楚之時就對醫院進行有罪推定,進行大肆批判,縱然事後澄清,也難以彌補對醫療行業的名譽傷害。
    千姿百態的醫患糾紛,經過輿論的格式化處理,呈現給公眾的往往是一個面孔:無辜勢弱的患者與不良失職的醫生。於是,社會對醫方的指責,也多集中於具體的醫生。事實上,對一樁醫療糾紛的責任判定,至少應當分析三方主體有無過失:患者家屬是否存在責任自負的情況、醫生是否存在救治不當,以及醫院是否存在管理漏洞。特別是在判定醫方責任時,由於醫生只是醫院的具體工作人員,醫院就應是相關責任的承擔主體,即便醫生個人負有失職責任,醫院也不應推卸責任。但是現實生活中,不僅患者家屬大多將怨氣撒向醫生,一些醫院出於利益考慮也會果斷切割,將責任推給醫生個人。這便造成醫生成為醫患糾紛漩渦中的「靶子」。
    盡管醫療體制改革在不斷推進,但是,一個不爭的事實就是,醫療體制舊的問題未能根本解決,還出現了種種新的弊病。囿於體制原因,公立醫院一面要承擔起公益的職責,一面又要面對沒有政府財政投入的生存困境。由於公共投入的不足,醫院的公益性被弱化。醫患之間的關係,被簡單矮化成「買」與「賣」的關係。公立醫院被要求承擔公益職責,但相應的投入並沒有跟上。據有關資料顯示, 近些年來,國家財政補助不到醫院總收入的10%,其他費用都需要醫院自己去掙,醫院只能依靠業務收入,尤其是其中的藥品和檢查收入來彌補支出。於是導致「以藥養醫」等現象的出現。  
    面對醫院的「以藥養醫」行為,政府部門本身缺乏有效的遏制措施。而且,當前大量實行政府定價的藥品,本身價格就定得極高,在這樣的藥價管理體制下,藥品一次次降價,藥價卻越來越貴。與此同時,當前我國推行的社會醫療保險制度,依托的是「低水平、廣覆蓋」的原則,「低水平」的醫保,很難讓患者享受到高水平的醫療服務。作為一項重要的社會保障制度,醫保也未能真正擔當起應該起到的社會責任。在這樣的背景下,老百姓看病貴、看病難,同時囿於自身的認知,醫患關係長期處於對峙緊張狀態,公眾很容易將不滿的口水吐向了醫務人員,由此造成對醫務人員評價有失公平與公正的現狀。
 
    醫生和患者,本該是對抗病魔的並肩戰鬥者,然而如今醫患之間頗多猜忌怨恨,甚至出現人身侵害,陷入信任危機,醫患失和困局難解。

 
    有媒體刊出"8毛錢治10萬元病"的消息時,這個片面、甚至可以說是歪曲的"媒介化事實"誤導了公眾的認知。社會輿論對深圳市兒童醫院口誅筆伐,卻很少有人去追問事情的真相。

 
    藥養醫是起源於1950年代的中國醫療體制,由於政府財力不足,放權給醫院將藥品加價後賣給消費者。改革開放後,醫院自負盈虧,在醫療服務價格受物價局制約的情況下,不得不通過藥品銷售維持醫院運行。

    因《蝸居》當紅的作家六六,分別以患者和醫生的身份「臥底」上海的大醫院半年,試圖去揭開中國醫患關係惡化的根源。她最後發現——「《聖經》上說,這世界有三樣東西對人類是最重要的,FAITH(信),HOPE(望),LOVE(愛)。我能看到的對這三個字最好的詮釋,就是醫院。」
    世俗和市儈增加了救死扶傷的經濟成本,固然考驗着醫療工作者的道德防線。對多數醫生而言,當務之急最需要思考的,是面對已然崩塌的醫患關係,如何重新建立起一種良性循環?如果一定需要有一方先伸出手來,相對而言,可能醫生更簡單。

你認為醫患關係能否回歸理性與溫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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