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文報國:《大公報》的抗戰社評

  79年前的今天,1938年1月13日,《大公報》社評中分析:“日本可能的做法,是一面加強進攻的軍事形勢,一面間接恫嚇脅誘,來壓迫國民政府屈服。”當時,抗戰的烽火延燒已半年,作為一個弱國的當家,國民政府求國聯,求九國公約國,求英美的努力均告破產,而彼時“友邦”德國的調停,也因日方近乎亡國的和談價碼而最終擱淺。其時,日本政府御前會議威脅“不以此政府為解決‘事變’的對象,將扶助建立新的中國政權”;與此同時,日軍在蹂躪南京之後,為打通華北與華中戰場,開始夾擊徐州。後來,抗戰就是這樣在日本的“戰略”和“政略”雙管齊進下步步南下,擴大侵華的。這充分體現出了《大公報》洞察局勢的敏鋭眼光和戰略預見。

  在中國近代新聞史上,《大公報》是最具影響力和聲望的報紙。在《大公報》留下的巨大精神遺產中,“不黨、不賣、不私、不盲”的“四不”原則為新聞業提供了寶貴的標杆。香港傳播研究學者李金銓教授指出,這“四不”原則與西方的“媒介專業主義”互相發明,“接近之,甚至超越之”。李金銓指出,西方的“媒介專業主義”中的道德理想脱胎於二十世紀初美國的“進步運動”,而以總編輯張季鸞為代表的“文人論政”,則是深藏於中國儒家士大夫深深的淑世情懷之中。

  1926年9月1日,新記大公報復刊之初就揭櫫“不黨、不賣、不私、不盲”的“四不”原則。

  而作為一份在抗戰的烽火中聲望漸隆的報紙,這種“以天下為己任”的精神,化成了抗戰期間一篇篇飽含熱情赤誠、慷慨激揚的社評,張季鸞也和報社同人一道創造了中國新聞史上的“大公報時代”。在整個抗日戰爭時期,《大公報》先後發表的有關抗日的社評不下200餘篇,抗戰到底的思想貫徹始終。在1939年4月15日的社評《報人宣誓》一文中,《大公報》誓言“本國家至上民族至上之旨,為國效忠,為族行孝,在暴敵憑凌之際,絕對效忠於抗戰。我們對國家的敵人必誅伐,對民族的敗類必摘擊,伐敵謀,揭奸計,是我們不敢後人的任務。”滿腔熱血,字字鏗鏘。

  作為當時的中國文人,“以筆為槍”是本分,《大公報》在極艱苦的條件下堅持抗戰輿論和思想動員,堅持做國家民族的喉舌,但尤其難能可貴的是,作為“文人論政”的高峰,以張季鸞親自命筆為代表的《大公報》社評,對當時的戰局尤其是國際大勢每每有精當的議論,以今天的“後見之明”來看,很多地方的遠見卓識仍不禁讓人拍案稱奇。

張季鸞像

  抗戰之初,國民黨政府就守定“苦撐待變”的基本策略,期待國際形勢的激變朝着有利中國的方向發展,使中國得到強大的盟友,具體而言就是“應用英美之力,以解決中日問題”。但有趣的是,在最初求國聯、九國公約國及英美聯合干涉而不可得的無援的困境中,向中國提供了最實在的援助的卻是兩個被排斥于華盛頓體系之外的“極權國家”:蘇聯和德國。

  就德國而言,戰前中國與德國關係的緊密程度甚至超過了與英美的關係,尤其在軍事方面,德國在國民黨政府國防現代化發揮着至關重要的作用,不管在軍備還是防務體系上。戰前,中國市場佔德國軍火出口總量近三分之一,而德國裝備在中國進口軍火中超過八成,當時國府外交部長張群甚至稱,德國“在同中國友好的國家中居於首位”,而德國一開始則在中日之間保持着“等距離外交”的微妙平衡。

  但歐洲的形勢很快迫使德國在合作伙伴與政治盟友之間站隊,惟有日本能助其饜足在歐洲的野心,捨棄中國是顯然的選擇。於是1938年初,希特勒在演説中公開承認“滿洲國”,聲稱日本是東亞安定的因素,承認其侵華戰爭的“成果”。接着便是德國對華的軍火禁運及召回德國軍事顧問。當時,國民黨政府為了多撈一點外援只能忍氣吞聲,對兩國關係曲意維護,對德國顧問百般挽留,最後落腳為“不即不離”的對德政策。

抗戰時期的大公報館

  在當時的艱難處境中,謀國者必着眼實際,委曲求全或可諒解,而張季鸞隨後一篇針對希特勒演説的社評,則從更宏觀的視野揭示出中德關係大轉變的意義。社評一方面從道義上對希特勒的轉變進行譴責,一方面明確地指出“(這種轉變)就遠處大處看,只有好,沒有壞”,至此國民黨政府可以拋掉對德國的幻想,“專走反法西斯集團一條路”。社評還預判德國如此拉攏日本“足見對歐計劃……恐怕還有企圖。就全局而言,法西斯集團採取積極的攻勢,才可以促成反法西斯國家聯合陣勢之成功,大勢上反而有利於中國”。聯繫到德、意、日訂立同盟後,蔣介石在日記中歡天喜地地寫下“於我實求之不得,抗戰必勝之局定矣”,足見張季鸞的眼光。

  可就在三國同盟訂立前夕,“苦撐”已達三年的中國正陷入空前的孤立。受歐戰形勢影響,蘇聯對華援助急劇減少,繼續滇越鐵路封閉後,英國為求自保對日妥協,一度關閉滇緬公路,汪偽政權“還都”南京後正加緊與日本勾結,剩下尚未“覺悟”的美國研判着當時並不明朗的局勢。而在國民黨內,妥協的氣氛空前高漲,親日、親德分子相當活躍。就在這黎明前的黑暗中,《大公報》在社評中振臂一呼,激發全民族在惡劣的處境下抗戰到底的決心,同時分析時局指出:抗戰三年後的中國已形成世界重要安定勢力之一,隨着日本南進日亟,太平洋方向戰場的比重逐漸增加,“中國抗戰的重要性亦日益明顯……中國和美國蘇聯已成為維持太平洋正義秩序的三大支柱,而日前實際努力于摧毀日本'門羅主義'的就是中國,今後的太平洋問題,中國是主要解答者,中國不點頭,任何解決辦法都無法成為事實”。

  這些話在當時看來,似乎帶着點走夜路給自己壯膽的意味,卻指明瞭戰時中國戰場的“身價”,和戰後的國際地位,落腳點還在於堅持抗戰。正因為這種堅持,羅斯福在美國參戰後才逐步形成所謂幫中國建成一個“大國”的對華政策,並促使中國成為其戰後格局構想中共同支配國際事務的“四警察國家”之一。只是這種構想隨着國共內戰及冷戰的風雲而告吹,卻是後話。

  大公報在抗戰艱苦的環境下堅持抗戰輿論,“替人民説話,做政府諍民,做國家的喉舌”

  隨着三國同盟的簽訂,德、意“承認並尊重日本在建設'大東亞新秩序'中的領導地位”,日本南進成為定局,美國隨即加緊在遠東的部署,美英步調也日漸協調一致,同時更明確開始對中國提供實質性的大規模援助。但由於歐洲戰場的牽制,美國必須全力控制大西洋以確保援英,而日本與南進策略中最後的後顧之憂蘇聯的談判尚未敲定,為爭取時間佯裝緩和,日本派出“知美派”野村吉三郎出使美國,開始了長達一年的談判。但自野村使美開始,《大公報》在當時的社評就料定美日關係根本上無法調和,其矛盾是美國要“維持合法秩序,而日本要打破現狀,獨佔'大東亞',建立排他性獨霸的'新秩序'”,因此根本目標上南轅北轍,絕無調和的餘地。

  作為早年留日的學生,張季鸞對日本有着相當深入的了解,他曾分析日本的國民性説:日本人一是貪婪,二是嫉妒,三是巧取。這最後一點並不盡然,當着對象是弱者時則“實在是蠻幹,而且十分殘忍”,“對於強者則亦有打算,並不衝動”。而這三點在外交上的表現,則是欺騙説謊。由此張季鸞指出,野村使美只是虛晃一槍,“日本在這次近衞登台前,雖明知英日關係無法改善,卻仍表示對英可能妥協之空氣,等到'滇緬路協定'騙到手,便把米內有田的所謂親英內閣犧牲了。現在又想利用野村騙來美國,它的算盤早就打定了,假使美國受騙,而國際局勢一旦於它有利時,犧牲野村甚至換一次近衞內閣又算什麼?”

  果不其然,在其後不到一年的時間內,日本在對美談判中提出了要求承認其霸佔中國的要求,在蘇德戰爭爆發後進軍東南亞,繼而又制定《國策實施要領》,宣稱“不惜對美一戰”。而隨着第三次近衞內閣總辭,東條英機上台,太平洋戰爭終於爆發。

  而在太平洋戰爭爆發後,中日戰爭與美日衝突融為一體,中國成為全球性反法西斯聯盟的重要組成部分,《大公報》社評評論認為,中、美、英是“天然可靠的聯盟”,而且它應該成為戰後國際秩序的框架,中國將全心全意加入到新建立的集體安全體系。此論可謂有膽有識,充分明確了中國浴血抗戰的終極前途是洗涮百年國恥、力爭大國地位。

  但出於種種原因,中國雖列名“四強”,中國戰區卻始終得不到重視,不僅被排斥在同盟國最高軍事指揮機構之外,而且一時間美英首腦會談均不邀中國參加。對此蔣介石也哀歎“名為同盟國,實被歧視”。也就在美英首腦魁北克會議之時,《大公報》在社評中就曾為國請命慷慨陳詞,直指“其他國家”在中國流血犧牲時“懵然罔覺”,“聯合國家的勝利與世界正義的保障,都建基於中國的抗戰不屈上”。可以説,從那時候起,《大公報》就在向世界證明着中國東方主戰場的地位。

  在日本發動“一號作戰”後,由於國民黨在幾個方向的戰場上節節敗退,友邦驚詫,舉國譁然,一向對羅斯福“抬舉”中國嗤之以鼻的丘吉爾指責國民黨政府得到了美國的“過分援助”仍是爛泥扶不上牆。對此《大公報》在社評中對當局怒其不爭,“替人民説話,做政府諍民”,呼應當時的憲政運動,力諫國民黨結束訓政,頒憲法選政府,振衰起敝一新天下之耳目,對外則要求盟國“慎重考慮抗戰中中國對此次大戰的貢獻與需要,更考慮戰後中國對世界和平秩序的合作的價值與分量”,義不容辭地做國家的喉舌。

  而就在勝利曙光之際,《大公報》又發表《勝利逼人》的社評,對時局特別強調兩點:“第一,準備軍事力量,在自己戰場上,到處作主力的反攻,就能加速敵人的崩潰,善收戰果;第二,要切實掌握國家的統一與團結,才能使勝利不成空談,使國家立於鞏固的地位。”但彼時的國民黨既不能從政治上吸納中共,蘇聯加入對日作戰也已成定局,給戰後局勢帶了了極大變數,並最終參與塑造了後來的歷史。當然,這已不是一班報人所能左右的了。

  著名新聞史學者方漢奇教授編著的《〈大公報〉百年史》一書中評論説:張季鸞一介書生,既非政治家,更非軍事家,卻時常能對時局有所預見,很大程度源於他的長期積累和職業敏感。而繼承了張季鸞衣鉢的王芸生,也因其對外事的瞭然,才能作出大手筆的文章。當下部分新聞從業者的一些議論時常受到“不專業”的譏彈,人的知識視野或有侷限,而張、王等人卻能憑深厚的素養和精深的觀察為時代立論,確實值得後輩學習借鑑。自然,這背後有其文章報國的情懷,但相信這也不應該是那一代人的專屬。

責任編輯:DN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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