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3年4月的一個下午,王海容將一封人民來信轉交至毛澤東至手中。此時,毛澤東正坐在中南海遊泳池邊休憩。讀罷,主席的表情凝重起來,他當即給寫信人複信:「李慶霖同志,寄上三百元,聊補無米之炊。全國此類事甚多,容當統籌解決。」
    李慶霖何許人也?20世紀六、七十年代,「上山下鄉」運動席卷全國,卷走了福建莆田小學教師李慶霖的兒子李良模——他去了縣城幾十裏外的貧窮山區插隊落戶。1700萬「李良模們」滿懷激情,奔赴祖國四面八方……

激情:「我們到農村去」
「主席揮手我前進」
青年熱血沸騰,十分積極,咬破了手指,寫了血書,表示堅決響應毛主席號召,到農村去接受貧下中農再教育;當時我們舉着紅旗、戴着大紅花,到邊疆去,到農村去,到祖國最需要我們的地方去。那時我們年輕,非常虔誠,也很狂熱,「毛主席揮手我前進」、「好兒女志在四方」,這是我們的口號。[詳細]
  • 1955年4月,團中央代表團訪蘇時了解到,蘇聯在1954年大規模墾荒運動中,改變了過去移民開荒的辦法,而以城市青年為墾荒主體,兩年裏一共動員了27萬城市青年移民墾荒。代表團回國後,向黨中央匯報了蘇聯的做法,認為「從城市中動員年輕力壯、有文化的青年去參加墾荒工作是有好處的,也是今後解決城市中不能升學和無職業青年就業問題的一個辦法」,這個意見得到毛澤東的首肯。[詳細]
  • 效仿蘇聯,毛澤東也肯定了知識青年在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中的重要作用。同年9月,他在《在一個鄉裏進行合作化規劃的經驗》一文按語中明確指出:「一切可能到農村中去工作的知識分子,應當高興地到那裏去。農村是一個廣闊的天地,在那裏是可以大有作為的。」「廣闊天地,大有作為」便作為一個精煉提純的口號,迅速在廣大知識青年中高喊起、流傳開,並成為當時一些熱血青年的自覺行動。[詳細]
  • 1968年11月,又一屆應屆中學畢業生即將離校,此前的1966年、1967年兩屆畢業生既未能升學,也無業可就,如何安置這些青年學生成為當時一大社會問題。12月22日,毛澤東在《人民日報》發出指示:「知識青年到農村去,接受貧下中農再教育,很有必要,要說服城裏幹部和其他人,把自己初中、高中、大學畢業的子女送到鄉下去,來一個動員,各地的農村同志應當歡迎他們去。」[詳細]
失望:理想覆沒在現實中
回城:「走後門」大行其道

知青辦負責人回憶 幹部來找我「開後門」

知青辦是很「吃得開」的單位,權力很大。那時各個單位都想巴結我們,有什麼就拿什麼來,為的是希望知青辦能給他們單位的子女給點方便,安排到好一點的地方。體委給足球票,新華書店給書票。當時物資供應緊張,但是我們從來不愁缺物資,很多東西都是通過內部購買。
        來「走後門」的,除了希望安排孩子到好一點的知青點,還有一個,是希望能把孩子早點弄回城。一些幹部來找我開後門。我就說,「如果讓我幫忙找地方的話,很難找。但是你們自己找好了地方,我開綠燈就是。」不過,對於領導開口的,市知青辦一般都會照辦。
        省裏某個廳的副廳長是江蘇人。他兒子在「文革」中被迫弄到原籍,但他又想回廣州。我先安排他先到從化下鄉,轉個彎,去從化招工的時候,再招回廣州來。[詳細]

高幹子女要回城 不同意不開追悼會

上海知青周公正,在農場是副教導員。一位高級幹部的三個孫女與周公正在同一連隊。她們的爺爺去世時,家屬提出要三個孫女回城,否則就拒開追悼會。僵持的結果,是蓋着「中共中央組織部」大紅印章的調令發到了農場。周公正平生第一次看到這枚神聖得高不可攀的印章,卻是對其神聖的嘲諷。知青們想盡辦法走後門調動回城,一旦成功就什麼都不要了。一位高幹子弟以探家名義臨走時,作為教導員的周公正還給他做工作:「早點回來……哪還有影子啊?今天想來,自己都笑着搖頭。」
        蔣巍在他的報告文學作品《驀然回首》中寫道:「從1971年開始,一些被『三結合』進革命委員會的老革命興高采烈開始執掌『一把手』的權柄,他們的子女隨即興高采烈撲打着翅膀紛紛從鄉間飛走了。黨的威信在人民和青年中間的急劇下降就是從這時開始的,引起廣泛不滿的腐敗現象也由此發端。千百萬知青大軍仿佛一下子清醒過來,原來如此啊一一軍心從此渙散,理想從此崩潰,虛幻的反修大業失去了迷彩……」[詳細]

女知青上大學 被當地幹部「潛規則」

大學招收「工農兵學員」,「農」則從農村「知識青年」中產生。農村「知識青年」由「回鄉知青」與「下鄉知青」兩部分組成。這是從來源上區分。若從性別上區分,則有男女之別。男知青要上大學,要以錢物通關,女知青則有時不免要獻上身體。當然不只是上大學。下鄉知青要上調回城,要請假回家,甚至僅僅是為免受刁難、欺侮,男也要獻物,女也要獻身。「文革」期間,被當地幹部「潛規則」過的女知青,不知凡幾。
        另據一篇名為《被褻瀆的青春》的報告文學描寫:「有些女知青是以肉體為代價換得一張離開農村的通行證的。1972年,安徽某縣首次由貧下中農推薦上大學,全縣數萬知青展開大規模競爭,最終有七十余人獲得這天大的幸運。在進行上學前體檢時,婦科檢查的大夫驚訝地發現,二十余名女知青沒有一名是處女,而且幾乎全都不是陳舊性裂痕,再準確點說,她們都是在招生通知發下以後失去貞操的。」[詳細]

梁曉聲:「上山下鄉」運動,經不起直率評說

一令既下,地動山搖。一手既揮,無敢抗者。對於絕大多數城市百姓人家的子女,根本沒有第二選擇。

鄧賢:知青運動是一場破壞

「如果可以打乒乓,我不會去當知青,如果可以當兵,我也不會去,但是,這一切都不可能……我每天在勞動,但是,心懷不滿。」

潘鳴嘯:中國因知青問題產生很多腐敗

如果你研究這個「上山下鄉」,就會發現那個時候,也有很多問題很多腐敗。

青春:「無悔」還是「懺悔」?

「敗壞社會風氣」:李慶霖「告禦狀」

1972年12月20日,福建省莆田縣小學教師李慶霖因自己當知青的兒子在農村口糧不夠、無錢購物看病等,心力交瘁,琢破釜沉舟,毛着膽子冒險給毛澤東寫了一封信,傾訴知青生活之悲苦:「在我們這裏已經上山下鄉的知識青年中,一部分人並不好好勞動,並不認真磨練自己,並不虛心接受貧下中農的再教育,卻倚仗他們的親友在社會上的政治勢力;拉關係,走後門,都先後優先被招工、招生、招幹去了,完成了貨真價實的下鄉鍍金的曆史過程。有不少在我們地方上執掌大權的革命幹部的子女和親友,縱使是地富家庭出身,他們趕時髦上山下鄉才沒幾天,就被「國家社會主義建設事業發展的需要」調用出去,說是革命幹部子女優先安排工作,國家早有明文規定。」
      於是,便有了開篇一幕,毛澤東回信說:「李慶霖同志,寄上三百元,聊補無米之炊。全國此類事甚多,容當統籌解決。」毛澤東一語道出環境使然。另一位告禦狀的知青胡向東,因「現實中遇見的一些事情無法理解」致信周恩來總理,並附上一首16字令的詩《送》:「送,大吃大喝排場紅,君不見,超支公家弄;送,一分一文從群眾,來不易,坐吃金山空;送,揮金如土理難通,中央令,豈當耳邊風。」[詳細]

理想剝落:知青「墮落」的悲劇根源

為何原本熱血沸騰響應號召的知識青年們,卻「墮落」成不良之風的參與者甚至制造者?「上山下鄉」運動的原始目的一被觸及,其理想色彩徹底剝落,「知青」們頭腦中殘存的使命感化為烏有。明白了自己只不過是解決當年城市就業難題一大舉措的犧牲品,明白了是偉大領袖當時希望盡快結束「文革」混亂局面的「一着棋」,於是覺得自己們不但是被「攆」下去的,哄下去的,而且簡直是被「誆」下去的,難免悲從中來。悵回首,昨今追求兩茫茫。泣憶無數個「客愁西向盡,鄉夢北歸難」的流放日,「心不怡之長久矣,憂與愁其相接」。那悲中,自然還有着不知究竟該向誰傾訴的灰。何況,當初的理想色彩和使命感,在近十年的艱苦歲月中,在仿佛被拋棄了的日複一日的企盼中,本已從他們的心理上精神上瓦解得差不多了。如同魚市收攤前的活魚,撥一下雖還能在淺水中遊動,扔到案上雖還能劇烈撲騰,但已是鱗敗鰭殘了……[詳細]

青春不再:無論「無悔」還是「懺悔」

大部分知青千方百計回歸了城裏,雖然有一些回城後取得了不錯的成績,但是多數返城知青在融入城市的過程中,遇到了許多問題和困難。以上海為例,「文化大革命」結束,人潮湧回上海,安排工作很有難度,只能分期分批地由居委會來安排,好一點的由街道工廠來安排。作家葉辛回憶道:「我們上海目前有一些區長、副區長,有一些廳局級幹部,是知青出身,他們就是從居委會、街道一步一步走上來的。也有一部分國營廠礦,比如造船廠、鋼鐵廠,安置了一部分知青,能夠進到這樣工廠工作的知青,那是最好的……但是實事求是地說,盡管出了一些幹部,出了一些人才,大量回城的知青還是在普普通通的勞動崗位上。」
      「留下的知青的命運也很坎坷,前兩年北京一個報告文學作家跑到延安,專門訪問了目前還留在延安的知青,寫了一份報告,我看了都觸目驚心。留在延安的,受到延安各級政府關照的,從事的幾乎就是兩個職業:一個是看大門,還有一個是燒鍋爐。為什麼?知青無非是當時的初中生、高中生,在當今講究學曆的時代,他們毫無競爭力,只能去燒鍋爐、看大門。還有一次我因為工作關係到一家賓館,迎面遇到一個當年女知青,她抱了很多換洗下來的被單、枕套什麼的,她本想回避我,但迎面走來想回避也來不及了。她看着我,我看着她,打了一個招呼。我問她做什麼,她跟我說回來之後沒有找到工作,沒有什麼文化,只能做這個。我問她每個月收入多少?她說也就是500到700元。」[詳細]

中國的知青運動從狂飆突起到最後偃旗息鼓,延續了整整十年。曾經咬手指寫血書的年輕人,從最初的狂熱歸於沉寂、失望,「反抗」順理成章。積極的主旋律下,呈現出上山下鄉運動的另一面:與當初的誓言形成莫大反諷,為了調回城裏,知青們找出各種各樣的辦法,一些高幹子弟,更是讓「走後門」大行其道,送禮之風蔚然成行——「這些行為構成了1970年代腐敗的溫床」。
    無論「無悔」或者「懺悔」,他們的青春曾開放在那個特殊的時代,並隨着國家的命運而沉浮。近半世紀過去,1700萬知識青年的生命,都已步入夕陽。

責任編輯:雨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