無論是突然引爆的「醫患衝突」,還是持續討論的「醫療改革」,尷尬的現實往往會喚醒人民對於六七十年代一個特殊群體——「赤腳醫生」的溫情記憶。手持銀針,心係人民,隨叫隨到,免費醫療,勾勒出赤腳醫生懸壺濟世的「好人形象」。尚不高明的的醫術與計劃經濟時代的體制症結,似乎在人們對赤腳醫生的無限神往中自覺過濾了,這是否印證着普希金那句詩,「過去了的日子,就會變成親切的回憶」。

赤腳醫生,究竟是好人年代農村醫患共同營築的「田園詩」,還是如同人們向往免費住房和免費上學一樣,譜寫的「狂想曲」?

走進「好人年代」
消失的詞語:「赤腳醫生」
1982年春的一天,廣西南寧附近邕寧縣伶俐公社女社員黃華嬌正在田間幹活,突然感到腹中一陣劇痛,頓時昏倒在地,一旁的社員以為她得了危重急病,紛紛忙亂起來,有社員的第一反應是趕快叫「赤腳醫生」,馬上有人回答說:「赤醫」早解散回家啦,趕快給醫院打電話吧。[詳細]
  • 赤腳醫生,是上世紀60~70年代「文化大革命」中期開始出現的名詞,指一般未經正式醫療訓練、仍持農業戶口、一些情況下「半農半醫」的農村醫療人員。他們掌握一些衛生知識,可以治療常見病,能為產婦接生,主要任務是降低嬰兒死亡率和根除傳染疾病。赤腳醫生通常來自兩個方面,一是醫學世家,二是高、初中畢業生中略懂醫術病理者,其中有一些是上山下鄉的知識青年。[詳細]
  • 1965年6月26日,毛澤東聽取完衛生部部長錢信忠匯報工作後說:「衛生部只給全國人口的15%工作,而且這15%中主要是老爺,廣大農民得不到醫療,一無醫,二無藥。」「應該把醫療衛生工作的重點放到農村去!」「培養一大批『農村也養得起』的醫生,由他們來為農民看病服務。」毛澤東發怒後,衛生部立即研究貫徹毛澤東指示的辦法,隨後,經短暫培訓的農村稍有文化的赤腳醫生如雨後春筍般成長起來。[詳細]
  • 1968年,上海《文匯報》刊載了一篇《從「赤腳醫生」的成長看醫學教育革命的方向》文章,其實際是一篇關於上海川沙縣江鎮公社培養衛生員的調查報告,介紹了黃鈺祥、王桂珍全心全意為農民服務的事跡。同年第三期《紅旗》雜志和9月14日出版的《人民日報》都全文轉載,也正是在這篇文章中,第一次把農村半醫半農的衛生員正式稱為「赤腳醫生」,毛澤東在當天的《人民日報》上批示「赤腳醫生就是好」。[詳細]
「赤腳醫生就是好」
赤腳醫生緣何「走紅」?

政治號令:毛澤東的批示就是「最高指示」

在那個年代,毛澤東的批示就是「最高指示」。毛澤東的批示下達後,立即轉化成各級黨政部門的行動。從此,「赤腳醫生」成為「半農半醫」的鄉村醫生的特定稱謂。按此思路,全國各地在縣一級已經成立人民醫院、公社一級成立衛生院的基礎上,在大隊(相當於現在的村)一級設立了衛生室,構建了農村三級醫療體係。在大隊一級衛生室工作的醫務人員,都是「半農半醫」的「赤腳醫生」。

與此同時,各級衛生部門開始下大力氣,按照上海川沙縣江鎮公社的做法,着手組織大批培訓「半農半醫」人員。當時,正是知識青年上山下鄉高潮,一批下到農村的初、高中生,由於文化水平較當地青年要高,自然成了接受「半農半醫」的「赤腳醫生」培訓的主體。他們學成後,大都當上了「赤腳醫生」。這種情況,促使中國的「赤腳醫生」隊伍在短期內迅速形成,農村醫療狀況迅速改觀。[詳細]

半農半醫:養得起、用得動、留得住

「赤腳醫生」們的身份還是農民,就生活在農村,靠掙工分(補貼也是以工分形式出現)生活,因此農民們養得起。他們就是本村人,與當地農民血肉相連;即使是知青擔任「赤腳醫生」,也是村裏的人,因而農民用得動。他們手中沒有很好的醫療設備,都只背着一個裝有簡單醫療器具和藥品的醫藥箱,農民們生了病,隨叫隨到,不分時間地點天氣。沒有病人時,他們就下地幹活。「放下藥箱下地,背起藥箱出診」,是「赤腳醫生」的生動寫照。
        活躍在廣闊農村的「半農半醫」群體,確實受到了廣大農民的歡迎。農民有個頭疼腦熱,再不用遠赴公社或者縣城去醫治了,勞動中受的一般創傷能夠得到及時治療。而且,農民們在大隊衛生室或者公社衛生院看病,醫療費用主要從公社和大隊積累資金中出,除扣少量工分外,社員基本上不花什麼錢,有的地方連五分錢的掛號費也不收。[詳細]

鄉土社會:"擬家庭化" 的醫患關係

赤腳醫生常常就拎着一個裝有幾片普通藥片、一支針筒、幾塊紗布和一個聽診器的藥箱,走村串戶給人看病。盡管他們無法治療什麼大病,但通過一些簡單的科學治療和土法醫療,他們仍能治好一些疑難病症,所以在那個時候,他們被認為是農村人生命的守護者。
        楊念群在解釋鄉村醫生面對的醫患關係時說:「中國鄉村中傳統的『醫患關係』表現為治療過程的『擬家庭化』,就是說,整個診療過程應該是在一種親情、人情網絡中完成,醫生用日常生活語言解釋病情,病家的參與和與之互動的重要程度絲毫不亞於治愈疾病本身,甚至有可能占據更大的比重。」
        人情的回報比利益的回報更重要,因此,村民對赤腳醫生十分尊重,醫生在村裏的地位很高,甚至要超過村幹部,那時候,誰家來了客人請赤腳醫生去作陪,客人和主人都會覺得是很榮耀的。這樣的尊敬並非敬畏,是一種值得托付的信賴。[詳細]

懷念赤腳醫生

懷念赤腳醫生,其實就是懷念他們的敬業精神。在貧困山村,赤腳醫生春夏秋冬一年四季都在崎嶇的山路上爬行。

反思曆史:赤腳醫生制度有那麼美妙嗎?

何必有意無意美化文革中的「新生事物」呢?1978年前的中國農村公共衛生條件哪有那麼美妙!

楊念群:其成敗得失均是一份寶貴的遺產

不分晝夜的出診,既是「赤醫」天然情感回應,也是複雜的非情感利益互動和制度安排所促成的結果。

赤腳醫生,真的看上去那麼美?

銀針與草藥:被誇大的兩件寶

許多人對赤腳醫生的認知是:「赤腳醫生兩件寶,一根銀針一把草藥,治療靠銀針,藥物山裏找。」在有關赤腳醫生的文藝作品裏,赤腳醫生確是這樣的形象,但這些作品因為時代的關係,很多是出於政治宣傳的需要,而與真實的情況相去甚遠。實際上,赤腳醫生主要職責是降低嬰兒死亡率和消滅傳染疾病。除此之外,赤腳醫生在其他方面的作用顯然被誇大了。
        至於大力宣傳針灸與中草藥,是因為稀缺而昂貴的西藥不能滿足農民的需求。針灸與中草藥成本低,不需要花多少錢,但治療效果算不得好,很多小病其實是自愈的,而中草藥之類只是起到安慰劑的作用。實際上,根據方小平先生的研究,很多農民並不買中草藥的賬。浙江富陽勤功大隊在推廣使用中草藥時,有的社員說:「草藥能夠治好病,天下沒有死的人。」有的說:「豬草怎麼能醫治人的病呢?」有的社員則幹脆把從大隊合作醫療站配來的中草藥一包包地拋在路邊,社員「不進醫院不安心,不打針不放心,不吃西藥不放心」。[詳細]

「造神運動」的直接產物,治死的人比活的人多

毛澤東在「六二六」指示中說:醫學教育要改革,根本用不着讀那麼多書。華佗讀的是幾年制?明朝李時珍讀的是幾年制?醫學教育用不着收什麼高中生、初中生,高小畢業生學三年就夠了。主要在實踐中學習提高。貫徹最高指示的結果,是赤腳醫生最多培訓半年就上崗,對於慢性病和大病基本上是無能為力。

生產隊幹部從政治思想好的貧下中農子女裏選出赤腳醫生,多數僅有小學文化水平,然後送到公社衛生院或是縣人民醫院進行短期培訓,長則培訓半年,短則只有一個月,之後就可以回到生產隊上崗,一般只能應付感冒發燒之類的常見病和小病。因此,王彬彬認為,現在有些人對「文革」時期農村的「赤腳醫生」大唱讚歌,是十分可笑的。「赤腳醫生」本身是農民,只懂得一點非常皮毛的醫學知識。他們往往是從泥田裏上來,背起藥箱就去給人看病治病。如果能夠做嚴格的統計,「文革」期間「赤腳醫生」治壞了的人,肯定比治好了的人多;治死了的人,肯定比治活了的人多。[詳細]

大病報銷是少數人的特權,合作醫療難以長期持續

「赤腳醫生」是和「合作醫療」共存共榮血脈相連的一種職業。無可回避的是,全國範圍內實施的「合作醫療」制度確是以類似於發動政治運動的形式才得以全面鋪開的。「合作醫療」漸趨瓦解的原因,有中國農村改革風潮的衝擊,還有其自身內部的問題。在山東農村當過生產隊長的董金清覺得「合作醫療」就是「吃藥不拿錢」,如果一般藥治不好,要送醫院,就要動用「合作醫療」一大筆錢,那就得看哪個社員與村幹部的「關係」好。
    「那些年合作醫療是大隊裏拿上一部分錢,咱老百姓去拿個安乃近啥的不要錢,要是拿個四環素什麼的就得拿錢,要是有大病就上醫院報銷。社員拿這個合作醫療費,俺也拿了好幾年,可你得分是誰病了,能和支部書記說着話的,病了住院,他給你寫個條子,那你就能拿着條子報銷。但是一般社員可找不着書記,就不拿了,反正拿上也是白拿。」他還舉了個例子:「俺後鄰病了,上醫院去,醫院裏跟他說,你們還有合作醫療費呢,你去找你們支部書記寫個條子,來這就中。他可沒找動,那些錢都讓當官的拿走了。」[詳細]

1985年初,衛生部做出停止使用赤腳醫生這一稱呼的決定,原來的赤腳醫生要進行考核,合格的將被認定為鄉村醫生,取得從醫資格後可以繼續行醫。1月25日,《人民日報》發表《不再使用「赤腳醫生」名稱,鞏固發展鄉村醫生隊伍》一文,至此「赤腳醫生」的曆史落下帷幕。
    赤腳醫生被誇大和神話的形象,固然不值得「一往情深」,但不可否認的是,在物資匱乏、醫療水平低下的文革時期,一群僅僅經過簡單培訓、沒有編制的赤腳醫生們,憑着極其簡陋的醫療設施和走家串戶的極大熱忱,擔負起數億中國農民的基本醫療衛生保健事業,在恐懼、高壓和無知無畏的狂熱年代,注入一股清流。

責任編輯:雨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