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貽聰黃瓜”辨析\徐貽聰

  近幾天,由於半個月前拜訪了華裔將軍、古巴中國友好協會主席邵黃的遺孀後,一直沉浸在對故人的親情回憶中,不少涉及到他的事情相繼跳進腦際,形成漣漪,親近感和哀思交織在一起,真的是“斬不斷,理還亂”。

  遠在西半球的古巴,有一個黃瓜品種是用我的名字命名的,古巴城鄉一般賣蔬菜的人也會叫它為“徐貽聰黃瓜”,儘管他們無法準確地發出漢語的拼音,聽起來類似於“蘇毅貢黃瓜”。這個故事就同邵黃密切相關,日夜纏繞在我的心頭。

  這個品種的命名是古巴國務委員會通過正式文件批准的,當年還由時任古共中央政治局委員、農業部長在大型集會上正式、公開予以宣布並頒發的命名證書,具有完整的合法性,雖然它不具有科學價值。現在回想起來,心頭還暖暖的,充滿激情和驕傲。

  用我的名字命名的黃瓜並非是我發明的植物新品種,它僅僅是遍及中國各地的普通黃瓜而已。只不過因為一個特殊的機遇,讓我在“無心插柳”中“無功受祿”,也成為了外交史上備受尊崇的一段佳話。

  故事的由來是這樣的。

  古巴如同美洲的許多其他國家一樣,種植蔬菜不多,品種也比較少。在上個世紀八、九十年代古巴處於“特殊困難時期”,這種情況顯得尤為突出。對於習慣於蔬菜的中國人來説,類似的情況讓中國駐古巴使館的館員們很難接受,大家紛紛想辦法“自己動手”,爭取緩解。使館的院子比較大,有些邊角閒地,使館決定讓大家“開墾”,種植些蔬菜以補充需要。

  古巴終年氣候炎熱,雨水充沛,很適宜于蔬菜的生長。很快,就有西紅柿、豆角、冬瓜、青椒,還有韭菜等品種的蔬菜顯現在人們的眼前,讓大家喜不自禁。我和老伴去後的第二年回國休假時,老伴託人在北京的南苑種子市場買了一些黃瓜和小白菜籽,帶回使館種到了“菜園裏”,也很快就“嶄露頭角”,顯出“旺盛景象”。

  一九九四年下半年的一天晚上,勞爾副主席兼國防部長應邀到使館晚餐,隨行的有內務部長、國防部的幾位副部長,還有各個軍種的司令等人。邵黃將軍當然也陪同在側。就餐前,我們在院中漫步,同時輕快交談。走到“菜園”附近時,勞爾副主席看到架子上的黃瓜,問我那是什麼?我告訴他是中國的一種黃瓜,館員們種來調劑生活的。他問我能不能嚐嚐?我對他説,館員們知道他嘗過他們種的蔬菜,一定都會感到高興和榮幸。他邊説邊走進去摘了一條,用手抹抹了就吃。咬下一口後説,“哇,怎麼這麼好吃!能不能讓他們都嚐嚐?”我把大大小小基本能吃的黃瓜都摘了下來,但也不夠每個人一條,勞爾説你們就分別掰一塊吧,品嚐一下味道。同時,他對邵黃説,你在古巴幾十年,為什麼我們卻不知道中國有這麼好吃的黃瓜?

  晚上,我把這件事情告訴我的老伴。她説,家裏還剩有一些黃瓜種子,你要不要給邵黃送去?第二天上班後,我給邵黃打去電話,問他想不想要點黃瓜籽。他馬上大笑起來,説我一下子就治好了他的失眠症,因為勞爾的批評使他一個晚上都沒有睡着覺。

  同他約好時間後,我將黃瓜籽給他送去,並告訴他應該如何種植。邵黃在哈瓦那城內外有好幾塊種蔬菜的園地,還有一些技術人員。按照我給他們傳授的方法,那些黃瓜種子很快就發芽、開花、結出果實。在這個過程中,邵黃經常給我打電話,帶着可以感覺到的喜悦,向我介紹黃瓜生長進程中每一步的情況。

  一九九五年五月的一天,邵黃約我去他那裏見面,但沒有告訴我要談什麼。由於我們經常見面,很多時候都不問緣由,我就答應了。到現場後,我發現農業部長和好多位省委書記、省長都在那裏,便對他説,你有事,我改日再來吧。農業部長馬上説,你可不能走!你走了,今天的會可就砸台了。因為都是老朋友,我就沒有再問,帶着狐疑跟着他們走進了數百人的人群。

  就在那次他們為了給我以驚喜而有意不預先通知我內容的集會上,農業部長和省委書記、省長們向我介紹了中國黃瓜在他們那裏普及的情況,農業部長宣讀了國務委員會關於命名“徐貽聰黃瓜”的政令,還當場頒授給了我由卡斯特羅主席親自簽署的命名證書。

  這幾天,我在回憶這件往事中,常常思忖,這個黃瓜品種是應該用我的名字命名呢,還是應該用邵黃的名字命名?我只是帶去了中國的黃瓜種子,其他什麼都沒有做,是邵黃,親自參與並指導了它的種植,還在古巴大力進行了推廣,為它在古巴的土地上成長並迅速擴展付出了大量的精力和心血,對當時處於嚴重困難中的古巴農業和旅遊業都產生了積極的成效,貢獻不可謂不大。

  一段真實反映中國和古巴友誼的歷史。儘管裏面有我的成分,但把它寫出來,更多地是想讓讀者了解兩國友誼的反覆內涵,並永遠記住其中的一位有心人。

責任編輯: 大公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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