港女也有春天/沈 言

  近年,在媒體效應下,“港女”由香港女性之中性簡稱,變身部分本港女性“恃寵生驕、心高氣傲、物質主義”的負面標籤,各色“港女”奇葩故事充斥坊間,成為一種另類的社會文化現象。甚至有觀點借題發揮,疾呼香港“女權過盛”。但事實又是否真的如此呢?

  實際上,在中西文化薈萃之地,香港女性坐享得天獨厚優勢,具備國際視野,富有時尚觸覺,獨立自主,莊敬自強,若一味以偏概全,則有失公道了。有鑑於此,何不藉國際婦女節之機,撥亂反正,迴歸港女本原涵義,以作致送本港女性的一份節日禮物?

  若以教育背景和職業生涯計,港女無疑是亞洲區的天之驕女。近年,本港入讀大學的女性人數超越男性。據亞洲協會報告,本港女性職場發展在亞洲區內相對領先,約有三成在職女性出任管理層。

  在政治及公共事務領域,本港女性參與度可謂冠絕亞洲。去年,林鄭月娥成功當選特首,成為香港有史以來首位女性行政長官,為本港女權歷史寫下濃墨重彩一頁。論打破性別壁壘之意義,不啻于奧巴馬超越膚色界限,榮登美國總統寶座。

  綜觀迴歸二十載歷程,香港女性政治地位躍升,乃不爭事實。在第一屆特區政府管治架構中,女性於三司中獨佔兩元,若再加立法會主席范徐麗泰,大有“巾幗不讓鬚眉”之勢。在特區政府歷屆司局級官員中,亦不乏女性成員,諸如霍羅兆貞、葉劉淑儀、俞宗怡、羅范椒芬、任關佩英、林鄭月娥、鄭汝樺、廖秀冬、劉吳惠蘭、鄭若驊、陳肇始等。在政府各部門,擔任常任秘書長之職的女性,更是幾乎佔據“半壁江山”。據香港統計處出版的《香港的女性及男性─主要統計數字(2017年版)》顯示,在二○○六至二○一六年的十年間,香港參與公共事務的男女分佈,以擔任首長級公務員為例,男性數目由八百五十三名上升至八百六十一名,相差在十人之內,女性數目則由三百三十名上升至四百五十五名,大升三成半;女高官與男高官的比例,由一比二點五縮窄至一比一點八九;參與公營架構諮詢及法定組織的非官方成員數目,女性增幅超過百分之五十七,男性增幅約為百分之二十四。由此可見,愈來愈多本港女性手握公權力。

  伴隨着婦女解放,男女平等的觀念普及化,加之《性別歧視條例》的制度化保障,本港女性社會地位日益提升。從先施百貨公司以賺取噱頭為目的而率先聘請女性工作,到大批“工廠妹”半脱離家庭從事輕工業,至女性精英獨當一面,甚至弄潮商海、叱吒政壇,而今的女性地位,早已不可同日而語。然而,若説女性在職場上已獲完全平等,則未免言過其實。論政府部門女性長官、企業機構女性高管比例,若要與男性真正平分秋色,仍是“路漫漫其修遠兮”。至於專業領域,司法界和高等教育界的女性高層,更是鳳毛麟角了。此外,女性外籍家庭傭工,以及社會底層女性群體等,亦亟須社會給予更多關注。

  基於幾千年“男尊女卑”父權社會的影響,“男主外、女主內”的社會分工模式,在又中又西的香港,依然根深蒂固。母職家庭角色,期望已婚女性出得廳堂,入得廚房,進得職場,既要賺錢養家,又要相夫教子,家庭負擔限制女性事業發展。基於女性能力欠佳或女性須照顧家庭而難以兼顧工作等性別偏見,帶有性別歧視色彩,形成女性晉升受阻的“玻璃天花”效應。如何突破潛在屏障,令女性百尺竿頭更進一步,實有賴社會、職場、家庭多方通力協作。

  “女人不易做”,但願社會多些寬容,職場多些理解,家庭多些關愛,讓男女平權不僅僅停留在一句口號,而是徹底移風易俗、身體力行。如此這般,港女一定也有更加欣欣向榮的春天!

責任編輯: 大公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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