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致廣大 學盡精微/熊萬鵬

  二月十二日上午九時許,全國政協一位領導給我打來電話,“你知道嗎,羅主席走了。”我的大腦頓時變得空白,呆呆地坐在沙發上,剎那間淚流滿面。前一天晚上七時左右,我正在澳門參加活動,突然接到羅豪才主席大女兒小華姐的微信,“情況突然惡化”。我心裏突然一緊,連忙回覆:“祈願能度過此關”。之後,小華姐便沒有再發短信。羅主席在協和醫院住院已近一年,其間也曾發過幾次病重的資訊,後來都轉危為安。我以為這次也能像前幾次一樣渡過難關,哪知噩耗傳來,羅主席已經離我們而去!

  二月十二日下午,我從香港回到北京後,從機場直奔羅主席家裏。客廳已經佈置成了靈堂,正中間安放着羅主席的遺像。我清楚地記得,當年新華社記者拍攝這張照片時,我就在他身邊。如今,羅主席依然在客廳裏微笑地看着大家,正如當年他在客廳裏與我們親切交談一樣。一九九九年至二○○八年,我有幸給羅主席擔任秘書,親自聆聽主席的教誨,切身感受他的魅力,受益良多。回想起在羅主席身邊工作期間的點點滴滴,許多往事湧上心頭,一時情不能已。羅主席的很多真知灼見,讓人難以忘懷。

  “致力為公,參政興國”

  一九九七年,羅主席擔任致公黨中央主席。一九九九年,我從致公黨中央宣傳部到羅主席身邊擔任秘書。我記得他第一次找我談話,是在從重慶市赴酉陽縣的大巴上。酉陽縣是致公黨中央的扶貧點,當年乘車從重慶市到酉陽縣要走十多個小時的山路。羅主席請我坐到他的身邊,親切地詢問我的學習和工作情況,勉勵我“謙虛謹慎,少説多做”。我當時剛參加工作不久,初次和大領導坐到一起,感到十分侷促。羅主席親切的話語,打消了我的顧慮,使我如沐春風。

  當年,致公黨全國的人數不到兩萬人,而且老黨員居多。有一次,羅主席參加致公黨北京市委的一個活動,首次提出致公黨“人少作為不能少,黨小聲音不能小”的號召,極大地鼓舞了大家的士氣。後來,他在多個場合進一步從政治和學理的角度闡述了這一觀點。他認為,我國的民主黨派不是西方的在野黨,而是參政黨;不需要靠人數取勝,而是靠參政能力擴大影響。這一口號正確地闡述了人數與作為、規模與影響的關係,直到今天依然有很強的號召力和影響力。

  如果説,在擔任致公黨中央主席的第一個任期,他考慮更多的是解決現實問題;那麼,在第二個任期,他把目光投向了致公黨的過去和將來。二○○三年,他在一次座談會上鮮明地提出,“致力為公”是致公黨的光榮傳統,“參政興國”是致公黨的歷史使命,這兩者是一脈相承的。並將“致力為公、參政興國”作為致公黨的立黨宗旨。二○○八年底,他在離任致公黨中央主席的前夕,還向全黨發出了“致力為公薪火相傳,參政興國再譜新篇”的號召。這充分體現了他作為致公黨的傑出領導人,對參政黨建設的理論自覺和實踐總結。這些理論思考和參政實踐,集中體現在《議政十年》和《論參政黨建設》兩本著作中。

  “僑之所慮,常在我心”

  羅主席是新加坡歸僑,對歸僑僑眷、海外僑胞和僑務工作有着深厚的感情。他經常談到,“僑之所慮,常在我心。作為歸僑代表,要反映歸僑僑眷和海外僑胞的呼聲,幫助他們解決現實困難和問題。”首都僑界的活動,只要有時間,他都儘可能參加。對國內僑務工作,他十分關心群體和載體問題;對國外僑務工作,他重點關注團結和資源問題。就群體而言,主要是正確處理好新僑與老僑的關係。比如,一方面他十分關心歸國留學人員的回國創業問題,多次到全國各地的留學人員創業園調研,鼓勵那些擁有自主知識產權的留學人員在國內創辦企業,把科技成果轉化為現實的生產力。

  另一方面,他對解決華僑農場歸難僑生產生活問題傾注了很大心力,多次到華僑農場慰問歸難僑。二○○八年,羅主席從領導崗位上退下來後,十分關心我的去向。當時我有國僑辦等幾個工作單位可供選擇。他勉勵我去僑辦工作,從政府的角度繼續推進華僑農場的改革與發展工作,為歸難僑多辦實事、多做好事。後來我在國僑辦工作期間,正是負責華僑農場工作。我經常向他匯報工作進展情況,每次他都認真聽取匯報,並提出重要的指導意見。

  就工作載體而言,他敏鋭地認識到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對僑務工作的重要性。他多次談到,文化是凝聚力,文化是生產力,文化是軟實力。文化是中華民族的留根工程,無論海外僑胞身在何地,只要能弘揚和傳承中華民族優秀傳統文化,就能保持中華民族的文化符號和民族特性,就能實現僑務資源的可持續發展。

  中華文化是多元一體的統一,既有作為整體文化的特徵,又有許多地域文化。為此,他率領調研組先後就河洛文化、閩南文化、客家文化、徽文化、荊楚文化、三晉文化等進行了深入調研,勉勵大家大力弘揚優秀傳統文化,用文化的力量凝聚海內外中華兒女,密切海內外同胞關係。

  “官不長存,學術長存”

  我在擔任秘書以後,同羅主席的接觸多了起來。他的工作日程總是排得滿滿的,除了政協和黨派的工作以外,他在教學和學術研究上也花了很多精力,幾乎每週都要抽出時間,到北京大學法學院給博士生上課。有時候我也問他,您工作這麼忙,佈置一些作業讓博士生獨立思考就行了,不一定每週都要親自去北大授課吧。他總是笑呵呵地説,他在北大呆了大半輩子,就是一個“教書匠”。當法官、公務員總有退休的一天,但學術研究可以搞一輩子。“官不長存,學術長存”。一個人的自然生命和政治生命總有結束之日,但文化生命和學術生命可以綿延不絕。他非常願意同博士生共同討論學術問題,同年輕人在一起,自己也覺得年輕了,更可永葆學術的青春、創新的活力。

  正像他所説的那樣,他總是引領學術潮流,提攜學界後輩,不斷豐富和完善自己的學術思想體系,在公法研究領域豎起了一座明亮的燈塔。他讓我去旁聽北大博士授課,引領我走進法學研究的殿堂。每到授課的日子,我就早早地來到羅主席家裏。臨行前,羅主席總是將安溪的鐵觀音茶沏在一個玻璃杯裏,蓋上蓋子,帶到學校。給博士生授課時,他一般就當天的主題講述半小時左右,然後啟發學生討論。這些博士生在課前查閲資料、認真準備,在課上各抒己見、暢所欲言,在課後深入思考、整理成文。後來這些文章結集出版為《現代行政法的發展趨勢》、《軟法與公共治理》、《軟法與協商民主》、《行政法平衡理論演講錄》等書。現在翻看當時的課堂記錄,羅主席高屋建瓴、侃侃而談的神情,依然歷歷在目,宛若昨天。

  我並非法律專業出身,剛開始旁聽授課時經常一知半解。羅主席鼓勵我從憲法行政法的基礎理論學起,久久為功自然會學有所成。我記得他給我佈置了一個作業,讓我弄清“權利與權力”、“管理與治理”兩組概念的異同。我查閲了大量資料,一個月後寫成論文。他在論文上親自幫我修改,指出不足之處。就這樣旁聽了幾年,好幾屆博士生都畢業了。我半開玩笑地同他説,要不我也讀一個您的博士吧。當時羅主席已經當選為中國人權研究會會長,他思考了一會説,憲法行政法的基礎知識你已經基本掌握了,要不你去向徐顯明教授學習人權法吧。正是在羅主席的推薦下,我到中國政法大學攻讀徐顯明教授的博士研究生。我的博士論文初稿完成後,羅主席是第一個讀者。二○一三年春節他在珠海休假期間通讀了全文,鼓勵我將論文正式出版,並慨然應允親自作序。而今剛剛五年,斯人已去,令人不勝唏噓!

(上)

責任編輯: 大公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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