憶饒公/楊 健

  圖:饒公生前與作者合影

  饒公走了,走得平靜,走得安詳,也走得有點突然。

  饒公家客廳牆上的掛曆上2月9日這一欄,至今清楚寫着“楊健4pm.”幾個字。就在幾天前我與饒公家屬約好,9日下午四點陪同我辦王志民主任去探望饒公,提前給他拜年,未料他6日凌晨竟溘然仙逝,令人唏噓慨歎不已。

  2月28日,饒宗頤先生追思送別儀式和大殮儀式在香港殯儀館隆重舉行,各界人士500多人在此與饒公沉痛告別。靈堂迎面牆上懸掛着一副輓聯:“宗風不磨意,頤悳自在心”,正中擺放着饒公遺像,這是他最喜歡的一幅彩照——深藍西服,條紋圍巾,清癯的面龐,專注的眼神,和藹的微笑,如今已成永恆。

  一

  我在廣東工作時,饒公的名字就如雷貫耳。饒公是廣東潮州人,家鄉人説起饒公,無不引以為傲;國內學術界、文化界人士提到“饒宗頤”三個字更是推崇備至、稱頌有加。

  他被認為是最後一位集大成者,其卓絕學術造詣和傑出藝術成就廣受膜拜,有人將其與錢鍾書、季羨林並稱為“南饒北錢”、“南饒北季”;有人將之與王國維合尊為“前王后饒”(20世紀漢學前半部看王觀堂,後半部看饒選堂)。

  由於年事已高,近年饒公深居簡出。我因工作關係,有幸每年去探望饒公,從他身上感悟學習令人崇敬的卓越學識、高潔品格和家國情懷。

  第一次見饒公是2013年來港工作不久,我去看望他,約在他家附近酒家一起午餐。那年,他96歲,雖走路有些顫顫巍巍,但身板挺直,雙目有神,雙手有力。他在與我握手時,使勁攥緊我的手掌,並左右搖動,連連加力,然後孩子般得意地問我手勁如何,我贊其力道驚人、可敵後生,他開心地笑了。

  落座後,饒公握住我的手近五分鐘沒有鬆開,問我何時來的香港、氣候適不適應、飲食習不習慣,我一一作答。在座的還有他的兩個女兒、小女婿和中國工程院院士、香港大學饒宗頤學術館館長、原港大副校長李焯芬。

  作為饒公的學生,李焯芬十分敬重饒公,從學校退休後,他的很大部分時間都在研究饒公、服務饒公。李焯芬介紹説,饒公學識廣博,其研究涉及國學的幾乎所有門類,包括敦煌學、甲骨學、簡帛學、經學、史學、考古學、目錄學、楚辭學、金石學、禮樂學、宗教學、方誌學、古典文學、中國藝術史、中外關係學等,近年饒公主要整理過去研究成果,同時帶領團隊繼續對一些疑難問題展開研究。

  饒公女婿鄧偉雄説,他每日仍抽時間寫字作畫,作畫以畫荷為主,他的腕力不錯,畫巨幅荷花時,十尺長的荷梗仍可畫筆輕揮,一貫到底,亭亭秀直,遒勁有力。

  饒公小女兒饒清芬一邊細心地用剪刀將饒公愛吃的菜餚剪成碎粒,方便饒公咀嚼吞嚥,一邊告訴我,饒公生活很有規律,每日晨6時起牀,到樓下花園散步,上午9時多再小睡一下,然後看書、研究等,晚9時左右一定寬衣就寢。

  有人做過統計,饒公治學80餘載,共出版學術專著70多種,發表論文近千篇,刊行詩文集10餘種、書畫集數十種,可謂著述宏富、學藝雙攜。

  我一直心有疑問,一個人時間和精力有限,就算每日宵分廢寢,也難成如此道山學海;常説隔行如隔山,就算着力雜學旁收,也少有這般學藝雙成。

  這位曠世奇才是怎樣“煉成”的呢?

  二

  2014年8月初,我去饒公家探望,提前祝賀饒公生日。從他家離開後,我約李焯芬教授在附近喝茶,剛落座,我就向李教授請教心中疑問。他回答了三個字:“求知慾!”接着給我講了三個饒公治學的故事。

  “第一個故事叫學無國界”,李教授説話輕聲慢語,但有板有眼,抑揚頓挫。他説,大約是在上世紀50年代,饒公在港大從教時得知六萬餘冊敦煌文獻世紀初被人“拿”走了,其中13000多捲到了英國,5700多捲到了法國。饒公下決心研究這批文獻,十多年時間裏,他經常拋家別女遠赴歐洲,通過各種關係進入大英圖書館和法國國家圖書館研究敦煌文獻,每次一待就是幾個月,寫了大批研究論文。以後,為尋找流落海外的其他敦煌文獻和中文古籍,他的足跡踏遍五大洲。饒公最喜窮根究底,為了搞清一個問題,總是不分古今中外,尋找各方資料求證。為此他除了熟練掌握英語外,還學了法語、日語、德語等,甚至研究了中古梵文和古巴比倫楔形文字。從此,他的國學研究如滔滔江水,一發而不可收。

  “第二個故事叫學無邊界”,李教授説起饒公的事如數家珍。他説,饒公的研究從來不給自己設置領域的限制,遇到什麼問題就想弄懂什麼問題,因而能成為“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的真正的大學問家。他舉了一個例子,大約20年前,在一次討論中,他曾向饒公請教《史記》“禹遷三苗於三危”中“三危”的含義。研究中國古代史的學者1000多年來大多認為夏禹王遷苗人至三危,“三危”指敦煌三危山。但始終有人質疑,三危山不大,是沙漠中一座光禿禿的荒山,幾十萬苗人遷到那裏,怎麼生存?饒公聽後覺得有趣,説去研究一下。過了幾個月,饒公拿出一篇文章,竟是關於這個問題求證的論文。他通過查找商代資料,發現了甲骨文中有關“危方”的記載,由此得出三危並非指敦煌三危山,而是危方,即廣袤的西部。“方”指方國,是指中國古代被稱為中原地區的華夏民族居住區以外的周邊地區。為何加“三”?這是古漢語的一種習慣稱呼,如陝西被稱為三秦大地,湖南被稱為三湘大地。三危就是西部地區。由於饒老精通甲骨文,故而能將之延伸到歷史研究領域,取得學術上的創新與突破。李教授告訴我,這篇論文後來收進了饒公所著《西南文化創世紀》一書,可以送一本給我看。第二天他就讓人送了書來,我仔細讀了論文,其紮實的史料、認真的論證、嚴謹的推理令人折服。

  “第三個故事叫學無止境”,李教授説,饒公真正是活到老、學到老。饒公總説做學問應該退而不休,他的研究成果有三分之二是退休後完成的。其中他最為關注考古新發現,或通過新出土文物定證過往的研究,或從中推展新研究、探尋新成果。2002年6月,湖南湘西龍山縣裏耶鎮驚現戰國至秦漢時期古城遺址,填補了國內秦代古城考古空白,特別是其中1號井出土的3.7萬餘枚秦簡,內容涉及當時政治、經濟、軍事、文化等諸多領域,其價值可與殷墟甲骨文和敦煌文獻等媲美。那年饒公已經85歲了,聽説裏耶有重大出土發現後十分興奮,很想過去看看。湖南考古部門得知後,派人專程把整理好的秦簡內容送來給他看。他馬上投入研究,據此寫出多篇論文。前幾年他看到南昌西漢海昏侯考古發現的報道,同樣興趣濃厚,獲悉考古隊隊長來港參加活動,馬上與之見面。

  聽完三個故事,我恍然大悟,想起饒公回首往事時發過的一句感慨:“我的求知慾太強了,這種求知慾征服了我整個人,吞沒了我自己”。 (上)

責任編輯: 大公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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