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國兩制”與時俱進之“時”/周八駿

  特區政府有關部門審核並確認3月11日立法會補選候選人是否具備參選人資格一事,引起討論和爭論。

  從人事角度看,討論和爭論的主要問題是——為什麼一位年輕女士被DQ,而一位被法院裁定喪失現屆立法會議員資格的男士卻被允許參加補選?為何簽署了“確認書”的參選人不符合資格,但拒簽者卻可以順利“入閘”?

  從準則角度看,討論和爭論的主要問題是:政府有關部門所行使的權責是基於法律抑或政治?

  以上兩方面的主要問題,以及由其衍生的另一方面問題即今後反對《基本法》第二十三條者、反對國家政治制度者,是否會被禁止進入特區建制,歸結起來是一個大問題——如何理解“一國兩制”與時俱進之“時”?

  “一國兩制”初心不變

  所謂“時”,並非以香港,甚至也不以中國、美國以及當今世界任何一國(地)的主觀願望為依歸的人類發展的大趨勢,是構成“一國兩制”實踐和理論的背景和環境。

  “一國兩制”宗旨即“初心”是不變,不能變也不會變,但其實踐過程和理論觀點則不可能停滯于某一狀態。尤其是“一國兩制”實踐的背景和環境進入21世紀後持續發生着天翻地覆的鉅變。

  “一國兩制”方針被提出並被確立為香港迴歸中國後的制度安排時,中國剛開始改革開放,世界多國多地捲入所謂“民主第三波浪潮”,香港邁入經濟社會發展所謂“黃金三十年”。在那樣的背景和環境下,人們對於“一國兩制”的理解,不可能不是強調保留當時的香港資本主義制度和生活方式不變,亦即不可能不是“井水不犯河水”。

  然而,香港迴歸翌日,爆發亞洲金融危機;迴歸不足5年,“九一一事件”便揭開全球近500年來經濟金融政治格局空前全面深刻調整的序幕;特區剛踏入第二個10年,美國“百年一遇”的金融危機便將全球經濟金融政治格局空前全面深刻調整推向高潮。

  全球經濟金融政治格局空前全面深刻調整之核心,是全球重心由西方(歐美)向東方(亞洲)轉移。

  從2008年美國爆發“百年一遇”經濟危機、引發2009年全球性經濟嚴重衰退,到2017年特朗普就任美國總統後宣布退出《巴黎氣候協定》和聯合國教科文組織,是全球經濟金融政治格局展開空前全面深刻調整的第一階段,其主要特徵是——西方國家普遍陷入經濟政治社會制度前所未有的嚴重危機,美國在全球的唯一超級大國地位明顯下降,西方在全球治理架構和體系的優勢明顯減退,相比較,中國、印度等亞洲新興國家對全球經濟的影響力明顯上升,全球重心東移的趨勢形成。

  對於“一國兩制”來説,當初提出和確立這一基本方針時的三方面情形都出現了重大或顯著變化。中國改革開放已進入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新時代,中國已是全球第二大經濟體和全球經濟增長最強引擎。在西方政治經濟社會制度陷入空前危機的同時,“中國方案”、“中國智慧”吸引國際社會重視。香港,一方面保持了宏觀經濟主要指標的增長和穩定,另一方面,深層次結構性經濟民生問題積重難返。

  試問:面對如此急劇變遷的背景和環境,“一國兩制”怎麼可能不與時俱進?怎麼能夠不主動地與時俱進?

  社會各界須求同存異

  然而,香港社會各界,基層和上流社會,建制派和反對派,甚至任何一個階層或者界別,對於“一國兩制”背景和環境的認識,以及對於是否需要或者如何推動“一國兩制”與時俱進的看法,存在着差異或分歧,甚至是嚴重分歧或者不可調和的對立。

  這些現象不令人詫異。重要的是必須求同存異。“求同”即始終以“一國兩制”的宗旨為基本準則,只要大家都同意“一國兩制”必須有利於維護國家主權、安全和發展利益,有利於維護香港長期繁榮穩定,那麼,對於“一國兩制”具體實踐和理論觀點的分歧,或者不難調和,或者可以並存。

  譬如,香港有些居民可以反對高鐵西九龍站實施“一地兩檢”而拒乘高鐵,甚至可以不滿內地而不領回鄉證。這些人那樣做,無礙國家主權、安全和發展利益,無損香港長期繁榮穩定。但是,反對派執意阻撓高鐵“一地兩檢”的立法工作,則是挑戰“一國兩制”的宗旨。

  承擔着推動“一國兩制”與時俱進重要責任者,需要及時全面客觀地把握“一國兩制”與時俱進之“時”的變化。必須重視的一個最新變化,是美國開始調整其全球戰略,視中國和俄羅斯為挑戰美國主導的國際秩序的對手。有人以為這是特朗普的個人決策,將會隨白宮主人更替而改變。錯!決定美國全球戰略調整的,不是誰出任美國總統,而是代表或反映美國主流社會的大多數政治經濟社會精英。

  中國外交部發言人已一再指出,美國此舉是“冷戰”思維和行為。香港需要思考的是,誕生於二次大戰後“冷戰”時代末期的“一國兩制”方針,如何在21世紀因應“新冷戰”可能降臨?

  資深評論員、博士

責任編輯: 大公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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