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到渠成 穩步發展(下)─人幣國際化發展新方向

  圖:外管局首次對非銀行金融機構外匯違規行為進行通報,體現了加強外匯市場監管、加大處罰力度、整頓外匯市場亂象的決心

  中央經濟工作會議提出把防控金融風險放到重要位置,確保不發生系統性金融風險。隨着金融市場開放程度的提升,開放進程中的金融風險管理的有效性面臨越來越大的挑戰。\中銀香港首席經濟學家、中國人民大學國際貨幣所學術委員 鄂志寰博士

  四、提升金融風險管理的有效性

  首先,人民幣匯率風險的有效管理及人民幣匯率在多大程度上與美元脱鈎影響人民幣國際化未來發展。

  近年來的人民幣匯率波動表明美元指數強弱仍是人民幣匯率調整的外部壓力來源,人民幣匯率仍然在嘗試與美元走勢脱鈎,展開自身的獨立走勢。2017年,支持美元強勢的特朗普新政預期沒有能夠有效實現,市場對之從充滿希望轉向極度失望,特朗普交易溢價轉為特朗普交易折讓。美元匯率走勢趨軟,美元指數轉入下跌通道,從年初的103左右下降到2017年9月的91點上下,下跌幅度超過10%,隨後雖有回升,仍然低於年初水平。同期,人民幣對美元匯率則呈現由單邊升值轉向雙向波動,波幅顯著小於美元指數的變動。

  最近一段時期,儘管美國經濟增長勢頭尚好,勞動力市場持續改善,但通脹水平仍然低於預期,美聯儲加息更多地是出於貨幣政策正常化的考慮,因而在加息和縮表之間保持貨幣政策的弱平衡。儘管美國繼續推進加息進程,但其長期利率不升反降,利率曲線更趨平緩,10年期國債孳息一度接近2.2%,遠低於2014年初3%左右水平。中國貨幣政策雖保持穩健中性,但去槓桿、強監管抬升了市場利率上升,市場資金緊平衡,SHIBOR利率上行,10年期國債收益率一度超過4%。因此,儘管美聯儲持續加息並推出縮表舉措,但其貨幣政策正常化步伐温和,中美利差不僅沒有收窄反而由50bp左右拓闊到150bp上下,從而改變了資本跨境流動的方向和結構,並對人民幣匯率產生較大影響。

  其次,資本流動在人民幣匯率波動中發揮重要作用,資本流動管制措施的漸進推出,以及資本外流風險的控制機制的運行效果關係到人民幣國際化的發展速度。

  中國經濟運行平穩,經常帳盈餘相當於GDP的比率保持在1.2%的可持續水平,對人民幣匯率的影響偏向中性,資本流動成為人民幣匯率的主要影響因素。去年年底,幾個部門針對非理性的對外直接投資採取了階段性管控措施,今年監管當局推出了“促流入、控流出”等措施,成效明顯。在政府引導和市場主體對外投資逐漸成熟並回歸理性的共同作用下,中國企業對外投資增速放緩、結構改善。2017年前三季度,中國對外非金融類新增直接投資(ODI)累計780.3億美元,同比下降41.9%,非理性對外投資得到進一步有效遏制;1-10月實際使用外資(FDI)金額6787億元人民幣,同比增長1.9%。

  近日,國家外匯管理局集中公佈20例外匯違規案例,此次處罰案例不僅涉及企業、個人和相關銀行,且首次對非銀行金融機構外匯違規行為進行通報,體現了外管局加強外匯市場監管、加大處罰力度、整頓外匯市場亂象的決心,顯示了巨大的威懾力。

  外管局近期明確表示,外匯管理政策要在中國對外開放的新格局下,服務於實體經濟,服務於中國的對外開放。具體包括:防範跨境資本流動風險,維護金融安全。穩步推進資本項目可兑換,進一步提升跨境貿易投資便利化水平,完善跨境資本流動宏觀審慎管理政策和微觀市場的監管體系;發展和完善外匯市場,增加外匯市場深度,豐富交易工具,擴大交易主體,完善外匯市場基礎設施建設。

  顯然,外匯管理當局對於人民幣匯率預期的管理能力和市場溝通水平都有明顯提升,工具箱裏有足夠的工具和充足的外匯儲備,可以為人民幣匯率提供實質性支撐。

  十九大報告要求促進多層次資本市場健康發展,鼓勵企業參與國際競爭與合作,融入全球產業鏈和價值鏈,支持有條件、有能力的企業對外投資,參與“一帶一路”建設和國際產能合作。引導和支持企業理性、穩健的對外投資,防範對外投資風險,推動對外投資持續健康發展,堅持企業在政府的引導下自負盈虧、自擔風險、按照商業原則和國際慣例開展對外投資。提高境外投資便利化水平,堅持備案製為主的境外投資管理方式,按照鼓勵發展和負面清單的模式引導和規範企業的境外投資。鼓勵開展人民幣對外投融資。中國在成套設備、工程裝備、項目承建等方面有很強的競爭能力。使用人民幣對外投融資,使用人民幣支付進口貨物、勞務承包、項目承包費用,可以形成人民幣迴流機制,實現人民幣國際化和企業“走出去”的有機結合。

  建設現代化經濟體系也要求統籌考慮GDP與GNP的相互關係,2016年底,中國私人領域持有對外金融資產相當於GDP的比率僅為27%,大大低於美國的129%和日本的147%。國內相關主體的全球資產配置需求將長期存在,資本流出入的規模和結構將經歷持續的調整和優化過程,人民幣國際化的影響因素更加多元,外匯市場的供求關係變化對人民幣匯率及人民幣國際化的影響機制亦更趨複雜。

  再次,貿易、投資與金融交易是人民幣國際化的三駕馬車,應相互配合,協調發展。

  人民幣跨境貿易支付是人民幣國際化發展的初始點,也是衡量人民幣國際化與實體經濟關聯度的一個重要指標。去年以來,貨物貿易項下的人民幣跨境使用規模持續下降,貿易支付領域的人民幣國際化明顯放緩。SWIFT數據顯示,2017年10月人民幣在國際支付市場的佔比環比下降0.39個百分點至1.46%,創2014年4月以來最低,並為連續第三個月下降。當月人民幣在全球支付貨幣的排名下滑至第七位,而去年同期為第六位。與上月相比,10月人民幣的全球支付總額下降19.1%,而同期全球所有貨幣的支付總額增長3.02%。

  目前,貿易領域的人民幣跨境使用政策完全放開,政策牽引力讓位於市場自身的發展,市場則根據人民幣匯率變化以及資本流動的情況進行調整。人民幣加入SDR以後,強調提升人民幣在金融交易中的使用是一項重要的政策選擇,但不應忽視貿易作為金融交易的基礎性作用。僅僅依靠資本項目和金融交易來推動人民幣國際化很難達到預設目標,在跨境貿易方面,除了原有的一些政策推動之外,應在市場的引導方面進行新的探索,為持續推動人民幣國際化提供穩固的實質性基礎。

  近日,中國國務院總理李克強在布達佩斯出席第六次中國─中東歐國家領導人會晤時表示,在人民幣國際化進程中,與中東歐國家開展力度更大的金融合作,擴大本幣互換、本幣結算規模,支援中東歐國家各類企業到中國發行熊貓債,支援雙方合作項目開展人民幣融資業務。各方可進一步探索以市場化為基礎的多種投融資模式,暢通合作的“血脈”。顯然,以“一帶一路”沿線國家為突破口,擴大人民幣在貿易投資領域的使用將對於提升人民幣國際化程度產生積極效果。

責任編輯: 大公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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