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金融監管新格局 從金穩委到資管新規

  中央決策層對金融穩定委員會的定位體現了加強統一監管的整體思路。金穩委的工作重心是通過“統籌金融改革發展與監管,協調貨幣政策與金融監管相關事項,統籌協調金融監管重大事項,協調金融政策與相關財政政策、產業政策等”來防範金融風險、維護金融穩定。金穩會在新監管體系中處於中心地位,統籌、穩定、改革、發展是其基本職能。

  東方證券首席經濟學家兼總裁助理 邵 宇

  在新監管體系下,央行負責宏觀審慎管理,“三會”負責微觀審慎監管和行為監管,金穩委是央行與三會之間的協調機制。這樣一來,有分工、有協作,金融監管的盲區和重疊區將由金穩委統籌協調。在風險疊加和結構轉型的當下,穩定是第一性的,在穩定的基礎上求發展。金融促發展的根本在於打通金融與實體的隔離,讓金融更好地服務於實體經濟。金穩委的協調主要表現在三個方面:外部監管與金融機構內部監管的協調、國內與國外的協調,以及監管機構之間的協調。

  一行三會協調分工

  央行的監管職能也在加強,主要體現在構建宏觀審慎管理體系,從宏觀、逆週期和跨市場的角度加強監測、評估和調節。實際上,央行早在2009年就提出了要加強宏觀審慎管理。近幾年,央行一方面積極穩妥推動貨幣政策框架,從數量型調控為主向價格型調控為主逐步轉型,創新多種貨幣政策工具,保持流動性基本穩定,不斷增強利率調控和傳導能力,平衡貨幣政策與宏觀審慎管理。另一方面,逐步建立和完善了宏觀審慎管理框架:

  其一,在2011年正式引入差別準備金動態調整機制,其核心是金融機構的信貸擴張應與經濟增長的合理需要及自身的資本水平等相匹配,也就是要求金融機構“有多大本錢就做多大生意”,不能盲目擴張和過度加槓桿。針對金融市場和金融創新的快速發展,2016年起將差別準備金動態調整機制“升級”為宏觀審慎評估體系(MPA),將更多金融活動和資產擴張行為納入宏觀審慎管理,從七大方面對金融機構的行為進行引導,實施逆週期調節。之後又于2017年將表外理財納入MPA廣義信貸指標範圍,以引導金融機構加強表外業務的風險管理;2018年還將把同業存單納入MPA同業負債佔比指標考核。

  其二,將跨境資本流動納入宏觀審慎管理範疇,從外匯市場和跨境融資兩個維度,從市場加槓桿融資和以自有資金短期炒作兩種行為模式入手,以公開、透明、市場化的手段進行逆週期調節,促進金融機構穩健經營,維護金融穩定。

  其三,繼續加強房地產市場的宏觀審慎管理,形成了以因城施策差別化住房信貸政策為主要內容的住房金融宏觀審慎政策框架。

  從政策落實情況看,當前銀行體系流動性基本穩定,貨幣信貸和社會融資規模保持平穩增長,絕大多數銀行業金融機構經營穩健,金融市場上的加槓桿和投機行為得到了一定程度抑制,企業和居民的正常融資需求也得到了保障。貨幣政策和宏觀審慎政策相互配合,為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營造了中性適度的貨幣金融環境,同時較好地防範了系統性金融風險,維護了金融穩定,有力促進了宏觀經濟健康可持續發展。

  銀監會、證監會和保監會將更加註重微觀審慎監管,包括對金融機構的功能監管、行為監管和競爭監管。關注的是金融機構的行為,注重對消費者的保護,強調對資訊披露的監管;同時還要維護市場公平的競爭環境,不以機構類型的差異而設置業務准入門檻。金穩會、央行和“三會”在監管實踐中,並不是截然對立的。英國金融服務局作為統一監管機構,同時負責審慎監管和行為監管。這種模式的最大好處是將不同監管機構相同功能的監管合併在一起以提高效率,還可以更好地了解金融體系的全面風險。但綜合監管的方法要求它必須保持和中央銀行密切的協調,因為中央銀行作為“最後貸款人”,對維護市場穩定有最終責任。

  適度、全面和有效的金融監管是保護投資者基本權益、促進金融創新、降低交易成本、提高市場效率和防範金融風險的基礎。按照黨中央和國務院部署,金融穩定委員會是黨中央、國務院面對金融市場深刻變革而設立的,以維護金融穩定並促進經濟發展的新機構。人民銀行將繼續健全貨幣政策和宏觀審慎政策雙支柱調控體系,繼續完善宏觀審慎政策框架,將更多金融活動、金融市場、金融機構和金融基礎設施納入宏觀審慎政策的覆蓋範圍;銀監會、證監會和保監會在監管的最前線。俗話説,“春江水暖鴨先知”,在這個金融創新不斷的時代,專業類金融監督管理部門應該加強與業界的溝通,應該保持敏鋭的嗅覺。改革與開放是既定國策,同時歷史經驗告訴我們,改革與開放需要建立在穩健的制度建設之上,只有金融監管得到加強,進一步深化金融改革和開放才有可能。新監管框架的確立將會開創中國金融改革與開放的新局面。

  銀行理財獨立分拆

  資管新規是統一監管體系建立後的第一項舉措,體現了風險收益“可隔離、可計量、可承受”的原則,力圖為資產管理業務的規範發展提供製度保證。那麼,我們的觀點是不如再推進一步,與其修修補補不如一勞永逸,將商業銀行的理財部門拆分成為獨立的法人機構。這樣就可以改“堵”為“疏”,將銀行理財業務從銀行資產負債表真正分離,同時把理財產品的風險與商業銀行體系真正隔離─讓商業銀行成為專門經營信貸業務的狹義銀行,讓理財部門(還有類似的私人銀行)成為專門代客理財的機構投資者,建立單獨的機構組織體系和業務管理體系,不得購買本行貸款,不得開展資金池業務,資金來源與運用一一對應,主要從事標準化的債權資產,逐步改變目前理財產品以預期收益型為主的失衡結構,引導發行組合管理類的開放淨值產品以及不存在期限錯配的項目融資類產品(先有項目、再有資金)。

  這不僅僅是形式上的分離,它對中國金融體系的進化意義重大。它能夠實現什麼功能呢?將銀行理財業務分離出銀行體系,交給資本市場,一方面可以真正隔離理財產品與銀行體系的風險,也有將有助資本市場的結構調整和健康發展,直接融資的崛起必然還有利於推動利率市場化和降低社會融資成本,提高資金的配置效率。這特別明顯的體現在以下兩個方面:

  一是培育真正的機構投資者。如果未來中國金融體系轉型的主戰場在資本市場,那麼脱媒就是勢不可當,例如ABS(資產證券化)潛在的規模就是30萬億元人民幣,如此大的資產從銀行資產負債表上卸下來,目前這些基金、券商、保險、信託加起來可能都接不住,讓銀行自己買則毫無意義,最終只能由真正獨立和市場化的財富管理機構來承接。當然他們也可以做FOF(基金中的基金)進行外包,無論如何那也是壯大直接融資資金規模,如果獨立組建投研團隊自行運營,那將是機構投資者隊伍中的一條真正攪動市場格局的大鮎魚。

  二是有助於打破隱性擔保和剛性兑付。存款保險制度的建立已經在努力打破全民剛兑的傳統金融思維定式。連存款將來都不再全部保險,那麼發展理財更應該是要大力破除這種陳規陋習。要讓投資者養成好的風險習慣,培養正常的金融文化,打破一直存在的隱性擔保和剛性兑付,再也不能用一個扭曲去抵制另一個扭曲。

  理財部門的獨立分拆為中國金融系統的科學發展,以及長遠發展奠定基礎,我們建議即刻着手研究修改包括商業銀行法、證券投資法等上位法以推動其實現。為了金融體系的更大發展和轉型升級,銀行監管部門應該也不會介意分拆出來的幾十萬億銀行資產交由直接金融監管部門來協助管理,畢竟發展直接金融是大勢所趨。這種分拆可以用美國1933年的例子來做不完全的類比。1933年6月16日,格拉斯─斯蒂格爾法案由羅斯福簽字生效。此後銀行或從事存貸款業務,或從事證券買賣,但不能同時從事兩者,摩根因此被拆分為摩根士丹利和JP摩根。拆分銀行理財,可以做到風險隔離、破產隔離和帳户隔離,這是破除“太關聯而不能到”和剛性兑付怪圈的反成見手段。消除痼疾,需要的往往就是這樣大刀闊斧的改革。

責任編輯: 大公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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