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七七是個好年份\方元

  圖:電視劇《歷史轉折中的鄧小平》於二○一四年在央視首播\資料圖片

  老成持重的田志遠那天很激動,一散會就匆匆走出“人民大會堂”。老田是鄧小平的助手,在國務院政研室工作。那天是一九七七年八月八日,他約了前妻在北京著名的“老莫餐廳”為兒子田源送行。田源是上山下鄉的“知青”,當天要離開北京,去雲南農村。不過,讓老田激動的並非為兒子送行的事。

  田志遠趕到餐廳,一坐下來就激動地説:“我告訴你們一個好消息!田源,你不用走了,留下來複習功課,準備考試—高校招生考試!”田源高興地跳了起來……

  電視劇《歷史轉折中的鄧小平》中的這一幕,喚醒了我的記憶。倘若劇中這段故事有根有據,那麼田源就是第一個得知高考消息的“春江鴨”。我比他晚了兩個多月,直到十月二十一日才從公開報道中得知恢復了高考,五十天後—十二月十一日就匆匆進了考場。

  如果僅用“恢復”來形容一九七七年的高考,那就太輕描淡寫了。那時候,高考因“文革”已停了十年。在那十年,入大學無需考試,而是先去工廠、農村或軍隊接受工農兵的“再教育”,經過兩年以上的思想改造和體力勞動,再由黨組織推薦入學,成為“工農兵學員”。這個機制是“文革”製造的一頭怪獸。當它被一拳打翻在地時,整個中國和世界都被震動了。

  關於恢復高考的一些內幕和史料,我也是看了電視劇才知道。一九七七年八月初召開“科學和教育座談會”時,鄧小平恢復工作才半個多月。當時“文革”剛結束不久,兩個“凡是”的阻力還很大,就是在那種形勢下,鄧小平力轉乾坤,做出恢復高考的決定,把歷史拉回正道。其實,這部電視劇可以叫作“鄧小平轉折了歷史”。

  一九七七年,“歷史轉折中的我”是一個工人。白天我在工廠上班,晚上與兩個朋友一起去夜校。由於我只有初中文化的底子,因此需要惡補高中的數理化知識。那時候各個中學都開辦了速成補習班,講大課。有時,我們一晚上要跑兩三個地方去聽課。九、十點鐘回家後,自己再用夜晚的時間温習當天學的知識。牀的周圍貼滿了數學和物理的公理、公式以及化學元素週期表,睡前背一遍,睡兩三個小時,天一亮又忙着去工廠上班。

  有一天,我在機牀前操作時,站着睡着了。幸好我的師傅發現得早,一把將我從高速傳動的機牀前拉下來。倘若不是他眼明手快,我很可能和那個工件一起成了殘廢品。

  我的師傅是同行中最好的技術能手,十幾年沒出過一件廢品,沒出過一次事故。平時他對學徒管得非常嚴,如果有人不認真工作,那一定會被他狠狠地罵。但這次他什麼都沒講,只讓我坐到一邊去休息。

  師傅對我非常好。他是那種很傳統、很樸實的工人階級。過去有句老話説:“師徒如父子。”他對我的關心真的是那樣。當知道我想報名上大學,他力勸我留在工廠。我也知道他想把自己的手藝傳給我。不過,我還是報了高考,心裏對師傅感到很內疚。

  我們工廠有幾千號人,年輕人至少有五六百,但報名高考的才有幾十個人。“文革”那些年,能在工廠工作是非常令人羨慕的,既屬於社會地位高尚的工人階級,又有國家的“鐵飯碗”。大學畢業生也未必能被分配到大城市的大工廠工作。

  雖然“文革”結束了,但知識分子頭上那頂“老九”的帽子尚未摘掉。在我的工廠有一位“文革”前的大學畢業生,原是技術員,因為領導要調派他去外地工作,他不願意去,結果被分配在廠裏作清潔工,成為“上大學無用”的一個活例子。多年來,他在我印象中只有一個佝僂的背影,我從未見過他的正臉。

  那年我們廠只有兩個人考上大學。離開工廠的那天,心裏真有些不捨,我很感謝那些年受的“再教育”。它是我的“社會大學”,讓我懂得了珍惜、尊重、紀律和責任。上大學後我每年都回工廠看望師傅。他原有兩個學徒,我走了以後,另一個在第三年考上大學。此後直到退休,師傅再沒有招收學徒。

  因為那是第一年恢復高考,所以在招生政策上有許多特殊措施,例如放寬工齡和年齡限制,同時向中學及社會招生;青年人可以自己直接報名參加考試,而不再需要工作單位黨組織的審批等等。

  不過,一般的人未必知道政策的細節。事實上,報名高考仍需經過工作單位黨組織的審批,而且還自設了一些條件,例如兩年以上的工齡,個人及父母不能有“政治問題”等等。真有不少年輕人因這些條件而被卡下來。我算是幸運,雖然沒上高中,但反而“塞翁失馬”,因早去工廠幾年而滿足了對工齡的要求。

  由於公佈高考的時間與考試日期很近,也不清楚要考什麼,因此有些人想先看看形勢,等下一年再報考。有些家長由於擔心子女大學畢業後可能被分配到外地,離開家,離開大城市,因而也不鼓勵子女報考。在許多人眼裏,一個城市户口比一張大學文憑更有價值。那一年報考大學最踴躍、最大的群體就是像田源那樣的上山下鄉“知青”,因為那是他們返回城市、改變命運的大好時機。

  有些故事在電視劇中是看不到的。例如,那年有一個怪現象:越是國家重點大學,越難在大城市招到高分的考生。這是因為國家重點大學的畢業生是面向全國分配工作,去偏遠地區的機會比較高,而那時的城鄉差別、地區差別還很大,因此大城市的考生通常會把本市的大學放在報考的第一志願。這種情況持續了很多年,直到國家分配機制被取消之後,這個怪現象才消失。

  選專業在當時也是一個難題。在“文革”那十年,學什麼專業是由國家分配指定,但這一次是讓考生自己來選。因為高考停了十年,公開招生也停了十年,所以大部分人都不了解大學有什麼專業,許多專業的名字從來沒聽説過,也不了解這些專業是什麼職業以及畢業後的去向。

  那時的年輕人對專業、職業沒有什麼認識。任何工作都是一樣的“革命崗位”。我還記得七十年代初上中學時,有一天父親把我叫到跟前,問我:“你長大後想做什麼?”

  我想都未想,脱口而出:“服從國家分配!”這是當年的標準答詞,學校就是這麼教我們的。

  父親長歎了一口氣。雖然他沒講任何話,但從這聲長歎中,我聽到他在説:“你怎麼沒有理想?”我也在心裏説:“我能自己選擇將來做什麼嗎?”

  在“計劃經濟”的年代,個人的前途首先要服從國家的需要,而並非由自己做主。實際上,幾乎所有的重要資源都是由國家統籌分配,例如食物、住房、學校、工作等等。即便生小孩,也要先向工作單位申請一個“計劃生育指標”。所以,當自己可以做主的那天突然跳到面前時,真讓人抓瞎。

  在一九七七年的冬季,誰會想到春天來得那麼早?那年的十二月,我穿着藍棉襖,帆布包裏放着一盒筆和一便當,走進考場,與全國五百七十萬考生一起參加了“文革”後第一次高考。

  今天,當我坐在桌旁,打開四十年前的記憶時,就像打開了一瓶陳年的紅酒……等一下,讓它先醒一醒。好的年份才能釀出好酒,一九七七年在我的記憶中是一個好年份!

責任編輯: 大公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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