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由談/《香港製造》/馬 文

二十年前,五十萬資金、別人棄用的八萬呎膠片,香港導演陳果和初當製片人的劉德華用這“低廉”的成本,完成了一次對“廉價”青春的關注,贏得電影圈的大量好評。今年,《香港製造》的修復版上映,我重看,又陷入了對香港“In-Between”的社會文化處境的深思。

《香港製造》裏沒有香港國際都市的那份繁華,只有屋村的陰沉和狹窄,從社會人群的底層,從人一生的源頭,帶出了香港人對歸屬感的渴望。電影的開場是我喜歡的表現手法:粉色的天空被一條條黑色橫槓切割,鏡頭拉遠才看清楚,那是一扇裝了防盜網的窗。從監牢一般的窗口望去,滿眼都是樓,樓外依然是披上青色網子、建築中的樓。樓林蔓延,樓蔭下車來車往,人流洶湧,暮色嘈雜—這是香港了。

香港作為全球人口密度最高的城市之一,戲中的主角,身為小市民的中秋、阿龍、阿屏等一干人的家庭,都在令人壓抑的筒子樓裏晃盪,破敗雜亂,人好像居住在鴿子籠中,呼吸含混日子顛倒。比王家衞鏡頭下的“重慶大廈”好不到哪裏,如果不是偶爾出現的摩登大廈和車流,中秋還算時尚的裝束,你會感覺這就是某個城郊結合部的民房,對比鮮明。

由於是用過期菲林拍攝,整個電影顏色一直迷幻。粉紅、淺藍、銅綠。光線也一直陰暗。唯一大亮的場景就是從地鐵到墳場:車廂裏,中秋、阿龍、阿屏像猴子一樣攀着扶手轉圈圈,躥上跳下,乘客像靜止的道具,漠不關心;出了地鐵,三人去大山中的墳場裏狂奔。阿龍率先跳到墓碑上,中秋、阿屏也站上去,他們攬在一起。這一場讓我想起《祖與佔》。但陳果設置的三角關係,因阿龍本身是弱智,對愛情似乎並不全懂,阿屏又身患絕症─兩個人其實都是中秋想要救贖的對象,這個三角關係中的友情大於愛情。三人全是不學無術的古惑仔女,大多時候,他們被自己的迷茫、家庭問題及對社會的憤怒而束縛,即使快樂也充滿頹喪,與陰暗的光線相捆綁,直到他們去了墳場,世界彷彿都清亮了。三人踩在墓碑上,不再貧窮,憂傷,身處邊緣,被黑社會追債,被絕症纏身,被惡人欺負等等。在死者處的片刻幸福,是對人間的莫大諷刺。

陳果導演將鏡頭聚焦到了一個香港小青年身上,以中秋的故事,展現了一個真實的香港畫面。李燦森扮演的中秋吊兒郎當,但骨子裏是善良怯懦的,所以才會救助阿龍,同情阿屏和寶珊,但説到底中秋還是一個斷乳期的孩子,與其説他是死於絕望和疲倦,不如説是死於失去愛和依靠,在母親離家出走,阿屏病逝,阿龍暴死,這些強烈打擊之下,他失去了活着的意志,走向了滅亡。青春就只剩投遞員送來的一張帶血遺書,和三個孩子在同一張紙上傳遞着的互訴衷情。

我不知道二十年前,陳果為什麼會選擇墳場來做這場戲,但重看此片的時候我能想到的是香港墓地資源緊缺,政府提倡海葬的廣告盛行,社會上有人出租舖頭以暫存骨灰。富裕的香港人可以一人擁有半個山頭,窮苦的香港人“得閒死唔得閒病”忙碌一世最終還不知該葬去哪。

影片中的諸多細節都發人深思,甚至片名都頗具意味—香港製造,誠然,香港就像一個大機器,在複雜的時代背景之下製造出了形形色色的香港仔女,卻也給這片土地留下了一個個“To be or Not to be”的問題,等待着迴歸後的一一解決。

責任編輯: 大公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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