暫借/葛 亮

  圖:本文摘自散文集《小山河》繁體版,九歌出版社,二○一七年七月

  有這麼一種説法,張愛玲的小説,是電影改編的陷阱。大意是,張文是參不透的文字圈套。再得心應手的導演,身在廬山,都從遊刃有餘變成捉襟見肘。李安讓這番話成了局部真理。歷數下來,最為讓人耿耿於心的還有《傾城之戀》,目前觸電的張氏小説中關乎香港的另一部。

  數年前,“皇冠”出版了張愛玲的遺稿《重訪邊城》。這部稿件的發掘實出偶然。起因仍是大熱的電影《色,戒》。張愛玲的好友宋淇、鄺文美伉儷之子宋以朗先生,應邀為“張愛玲,《色,戒》與香港大學”專題展覽整理資料,發現了這部一九六三年張重遊台港兩地的中文手稿。這本是一樁好事,卻讓張愛玲與香港間的曖昧關聯更添了一重霧靄。

  在港大若干年,每天走過張愛玲走過的老路,其實並無太多的知覺。曾幾何時,港大捧在手心裏的是孫中山,錢穆和饒宗頤。張與港大的兩不待見,的確饒有意味。

  張對香港不即不離,有雄辯的理由。因為戰亂,失去了去倫敦求學的機會,勉強留人於斯。香港説到底,只是一個暫借地。小説之外,張愛玲以散文立世,寫到港大的,唯有一篇《燼餘錄》。這文章的基調,是灰黯陰冷的,透着恨和遺憾。事實上,這所背景顯赫的殖民大學,對張愛玲即使算不得禮遇,也並沒有薄待。張愛玲自己也寫過:“港大文科二年級有兩個獎學金被我一個人獨得,學費膳宿費全免,還有希望畢業後免費送到牛津大學讀博士。”這兩個獎學金,分別是何福獎學金與Nemazee Donor Scholarship。兩個獎學金都是頒給當年成績最優秀的學生。然而,也正是這個兩個獎學金造成了後來張在美國求職過程中與港大間的糾紛,都是後話了。

  刨去以上世俗種種。港大對於張愛玲的爆發式的成名,算是一根引線。張愛玲的文學生涯,開始於港大。她的處女作《天才夢》,其中一句“生命是一襲華美的袍,爬滿了蚤子。”幾乎定下了她後來小説的基調,張迷們耳熟能詳。這其實是篇學生徵文。她念港大一年級時所寫,那時候是一九四一年,還因此得到《西風》月刊三周年的紀念徵文獎。張在四三年發表的小説裏,八篇裏有一半關乎香港,《第一爐香》、《第二爐香》、《茉莉香片》與《傾城之戀》。最末一篇幾乎成了她的短篇巔峰之作。

  香港在這些小説裏,算不得是個值得稱頌的意象。張特地為集子《流言》寫了序言〈到底是上海人〉,其宣言式的表白顯出十足的曖昧氣:“我為上海人寫了一本香港傳奇……寫它的時候,無時無刻不想到上海人,因為我是試着用上海人的觀點來察看香港的。只有上海人能夠懂得我的文不達意的地方。”這大約就是問題所在。張對香港的書寫,其實在演繹她個人的“雙城記”。其間有點忿忿然,又有點討好。這也難怪,一個驕傲如斯的人,在殖民主義氛圍中仰人鼻息,確是不爽,到頭來是要回到家裏求認同。張無形間造成了兩種文化形態的對峙,也是出人意表。《第一爐香》裏,張將香港定義為殖民者觀照下的客體,以一味奉迎的姿態扮演着“寡廉鮮恥”的角色,試圖給“英國人”一個具體而微的中國:但是這裏的中國,是西方人心目中的中國,荒誕、精巧、滑稽。在張愛玲的筆下,葛薇龍的墮落,多少是隨着香港的墮落滑下去。葛薇龍是來自上海的好兒女,成了婊子,也是因為香港是個妓寮,清者難自清。

  在香港生活逾五年[1]的張愛玲,對這座城市有着可觸可感的認識。抬高到書寫策略的層面,會發覺其在敍事中頻繁地模仿殖民者的限知視角,對城市進行物化呈現,反諷之意不言自明。然而,張主觀上又同時凸顯了自己作為上海人的注視。以上表述饒有興味處在於,“上海”對“香港”的優勢,最終以殖民情境中的民族主體意識作了畫皮。李歐梵解釋道:“對張愛玲來説,當香港在令人無望地全盤西化的同時,上海帶着她所有的異域氣息卻仍然是中國的。”而當張愛玲將之內化為一種文化優越感,指出“香港沒有上海有涵養”時,卻時以邊緣化的且帶有利己主義色彩的小事件作為佐證,形成內涵與外延的落差。

  這就不得不提到一篇散文,《燼餘錄》寫在一九四四年,可説是張氏“小説香港”的註腳,也是篇讓張愛玲落筆躊躇的文字。此時香港已淪陷,是二戰時的圍城。張在文中寫:“戰時香港所見所聞,唯其因為它對於我有切身的、劇烈的影響,當時我是無從説起的。現在呢,定下心來了,至少提到的時候不至於語無倫次。然而香港之戰予我的印象幾乎完全限於一些不相干的事。”“不相干”恰是張愛玲最擅長的東西,無涉與民族大義,自然亦非關“正史”。“我沒有寫歷史的志願,也沒有資格評論史家應持何種態度,可是私下裏總希望他們多説點不相干的話。”如此開宗明義,已為張的香港印象定下了基調,即宏漠的政治大格局之下的人生瑣感。

  這文章背景之下的張愛玲,正在港大擔任了學生看護的職責。每日直面生死,職責本有高尚的面目,張看到的卻是絕望與鄙俗,並且與種種“不相干”糾纏不清。張文中提及的“臨時救護中心”,最早設在陸佑堂,位置在港大的本部大樓。這建築曾經也在電影《色,戒》出現,是王力宏和湯唯他們演練愛國戲劇的地方。可惜張不逢時,看到陸佑堂生生被炸掉了尖頂。後來“救護中心”便轉移去了“梅堂”(May Hall)一帶,曾經是港大男生宿舍。這也是《燼餘錄》身後灰撲撲背景的原型。“梅堂”其實並不黯淡,一百多年的紅磚老建築,現今還沒什麼破落相。黃昏的時候,從“儀禮堂”拾階而上,經過那裏,還看得夕陽裏頭有三兩個男孩子在拱廊前的空地上打籃球。那局面,幾乎可稱得上靜好。

  張愛玲對於這場戰爭的態度,自己説得極到位:“是像一個人走在硬板櫈上打瞌盹,雖然不舒服,而且沒結沒完地抱怨着,到底還是睡着了。”其間對於她個人,最大的事件大約是歷史老師佛朗士被槍擊誤殺。這老師是她所愛戴的,在其散文中頻頻出現,幾乎影響了她的人生觀。張對她所經歷的種種“不相干”卻有着可怕的清醒。文字交接之下,可稱得上觸目驚心:“我們立在攤頭上吃滾油煎的蘿蔔餅,尺來遠腳底下就躺着窮人的青紫的屍首。”“我記得香港陷落後我們怎樣滿街的找尋霜淇淋和嘴脣膏。”在死難者的身後,“我們這些自私的人若無其事的活下去了。”而此時有關港大的回憶,是“戰爭開始的時候,港大的學生大都樂得歡蹦亂跳,因為十二月八日正是大考的第一天,平白地免考是千載難逢的盛事。”對“大”的冷漠規避與對“小”的念茲在茲成就了張愛玲的香港鏡像。

  “去掉了一切的浮文,剩下的彷彿只有飲食男女這兩項。”這結論是十八天的圍城歷練送給張愛玲世界觀的饋贈。“男女”自不待言,已經成為《傾城之戀》中的白流蘇和范柳原,及一切自私的男人與女人的人生寶典。而飲食一項,張愛玲也自有服人于膺的小細節:大約在戰爭的壓榨下,所有的本能都披了罪惡的皮囊。因為沒有汽油,汽車行全改了吃食店,沒有一家綢緞舖或藥房不兼賣糕餅。香港從來沒有這樣饞嘴過。

  數年後的《重訪邊城》,背景也是微妙的。一九六三年,內地形勢,是山雨欲來。大躍進後的大饑荒大逃亡,香港再次成為南下的避難所。張愛玲曾置身於羅湖關卡的人潮,帶了些許惶恐。倒還沒忘記冷筆寫下人物皆非的景象:

  這次別後不到十年,香港到處都在拆建,郵筒半埋在土裏也還照常收件。造出來的都是白色大廈,與非洲中東海洋洲任何新興的城市沒什麼分別。偶有別出心裁的,抽屜式陽台淡橙色與米黃相間,用色膽怯得使人覺得建築師與畫家真是老死不相往來的兩族。……這種老房子當然是要拆,這些年來源源不絕的難民快把這小島擠坍了,怎麼能怪不騰出地方來造房子給人住?我自己知道不可理喻,不過是因為太喜歡這城市,兼有西湖山水的緊湊與青島的清潔,而又是離本土最近的唐人街。有些古中國的一鱗半爪給保存了下來,唯其近,沒有失真,不像海外的唐人街。

  這段落的意味在於,張第一次明白地道出對香港的“太喜歡”。較之十年前的種種,這結論算是出人意表。或許張對這城市的情緒,本就是理還亂的千絲萬縷。或許因為年歲與閲歷,除卻了鋒利的態度,開始看出了過往舊地的好處。恐怕對張而言,總是真心的。這香港之行的後半段,色調仍是物質的。張愛玲探訪老街,倏忽憶起原是擺綢布攤的繁盛處,輾轉之下,因一塊玫瑰紅的手織布,竟做起了中國紡織史的考據,洋洋近萬的文字,由唐宋明清十三行憶至大陸解放,實實在在地偏了“遊記”的題。然而,這時的張愛玲,大約于這浮華放縱的城市與文字,已隔了很久,終於恣肆起來。

  張愛玲眼中最後的香港。隔開四十餘年的煙塵,終於見了天日。其實早在一九六三年,便有公開發表在《The Reporter》上的英文版,有個俏皮的標題“Are you Mrs. Richard Nixon?”(你是李察.尼克松太太嗎?)張愛玲此行剛下飛機,被一個陌生的男子誤認為尼克松太太。後者是美國前總統的夫人。張愛玲終於忍不住,帶着些許虛榮的口脗,與前來接機的中國友人談起這樁誤會。

  對方不好意思地説:“有這麼個人老在飛機場接飛機,接美國名人,有點神經病。”

  這個曖昧的張愛玲。

  〔1〕張初來香港是一九三九年,一九四一年香港淪陷,回上海,共計居港兩年零三個月;一九五二年七月二度赴港;一九五五年八月赴美,一九六一年十一月再次來港,一九六二年三月赴美,上世紀五六十年代居留香港共約三年半時間。參見羅卡著:〈張愛玲‧香港‧電影〉,載黃德偉編著:《閲讀張愛玲》(香港:香港大學比較文學系,一九九八年),頁二百四十六-二百四十九。

  ‧葛亮,中國當代小説家、文學批評家。現任教於香港浸會大學。

  著有《北鳶》、《朱雀》、《七聲》、《謎鴉》、《繪色》等。

責任編輯: 大公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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