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口流向逆轉二線城市崛起

  圖:長期以來作為人口淨流出省份的安徽,近年出現人口流入現象。圖為安徽農民駕駛大型植保機械為小麥噴灑防治病蟲害藥物

  據説,最近上海房租開始下跌。無論這屬於短暫下跌還是趨勢性下跌,都不應忽視的事實是:這兩年上海常住人口的數量幾乎不增加了。不僅是上海如此,北京也有類似情況。那麼,從全國範圍來看,人口流向是否真的出現扭轉了呢?如果是逆轉,將對中國經濟產生怎樣的影響?\中泰證券首席經濟學家 李迅雷

  根據官方數據,2015年全國流動人口首次出現減少,流動人口數量從2014年的2.52億降至2015年的2.47億,減少了約500萬人;2016年進一步減少200多萬人,至2.45億。

  流動人口數量的減少,可以分為兩種情況:一種是户口遷移至居住地,另一種是户籍不變,人又回到了户籍所在地,即返鄉。估計第一種情況較少,第二種情況較多,因為中國的户籍管理制度比較嚴格,雖然流動人口大部分流向一二線城市,但一二線城市的户口很難落户口,最終使得大部分老齡外出勞動力不得不選擇葉落歸根。

  我們不妨將上海和安徽人口變化的情況進行比較:2000-2010年,安徽的常住人口為負增長,上海則增長了40%;2010年至今,上海人口僅增長了4.9%,而安徽人口的增速也達到4%,尤其是2014年之後,安徽人口增速大大超過上海。這表明最近三年以來,人口流向已悄然改變,長期以來作為人口淨流入地區的上海,出現了人口淨流出現象,長期以來作為人口淨流出省份的安徽,則出現了人口流入現象。

  除了安徽省,其他一些在2010年之前人口淨流出的省份,也出現了明顯的人口淨流入現象,如2007-2010年四川常住人口年均減少0.34%,2014-2015年則年均增長0.78%。當然,一個地區的人口增長除了遷入因素外,還應考慮人口的自然增長率。按照2015年的統計數據,人口自然增長超過30萬的省份分別是河北、安徽、福建、江西、山東、廣西、廣東和雲南,那麼,上述省份常住人口增加數量超過30萬人,就可視為人口淨流入。

  二線城市房價應聲上漲

  2011年是四萬億刺激後中國經濟開始下行的第一年,伴隨着大宗商品價格的下跌與民間投資增速的不斷下滑,中國新增外出農民工數量也出現下降。時至今日(2017年一季度),外出農民工數量居然負增長,這是否意味着勞動力薪酬在不同區域間的差距縮小了,因為交通更加便捷了?除此之外,農民工老齡化現象和農業可轉移人口的減少也是外出農民工數量減少的主要原因。

  有諮詢機構統計了2016年國內人才(大專以上學歷)的流向分佈,發現杭州、長沙、武漢、深圳、上海和成都是人才流入量的前六大城市,中西部城市佔了一半。這説明高學歷者的流向也出現了分散化趨勢,不像過去那樣都集中在北上廣深地區。

  胡潤研究院首次發佈的2017年全球房價指數顯示,2016年漲幅最大的前十大城市都在中國,合肥、廈門和南京等二線城市的漲幅位居前三,無錫、杭州、福州、鄭州的漲幅也處於前十位。這表明中國二線城市房價崛起,房價暴漲與人口增速加快有關,有些則是住宅供地稀缺所致。

  房價漲幅與人口增量關聯度大的城市,必然有產業發展機會和投資熱點與之相隨,如杭州的網絡經濟高度發達,鄭州作為中國的交通樞紐具有承接產業轉移的優勢。也就是説,這些二線城市將享受規模經濟和大城市化帶來的好處,並向周邊輻射,從而形成新的增長極。

  作為一線城市的上海和北京,由於經營成本和生活成本的高企,中低端製造業必然會不斷外遷,從而導致第三產業的比重不斷上升。由於行政區劃規則所限,北京、上海很難完全照搬東京、巴黎建成大都市圈的模式,這也抑制了北京和上海未來的發展空間,如上海規劃到2040年常住人口為2500萬左右,北京則規劃到2020年常住人口控制在2300萬。嚴格的户籍制度,以及對人口流向高度管制的政策,使得一線城市的發展空間受到限制,這就反過來促進了二線城市的崛起。

  同時,由於政府對經濟增長起到舉足輕重的作用,包括在基礎設施建設方面投入巨大,這促進了中國交通運輸條件的改善,如高鐵和高速公路的發展,使得增長極的輻射範圍進一步擴大,產業轉移也更加便利,這也推動了一批三四線城市經濟的高速增長和人口的大量流入,這些案例主要發生在長三角、珠三角、京津冀、中部城市集群和成渝地區。

  從2016年中國房價上漲前20位的城市來看,除去一線城市之外,二三線城市對應GDP增速都明顯超過6.7%的全國總體水平,如合肥9.8%、長沙9.4%、杭州9.5%、南昌9%、福州8.5%、鄭州8.4%。這説明一個城市的房價走勢,與該城市的經濟活力有一定相關性。又如,東北三省經濟增速下行,使得人口不斷流出,房價也隨之下跌。

  人口逆流致危與機並存

  不過,比較一下上述城市過去兩年的GDP走勢,會發現大部分城市2016年的經濟增速低於2015年,那麼,房價走勢是否也不會長期與經濟增長相背離?從長期來看,房價與人口流向的正相關性更大些。因此,隨着一線城市房地成本的大幅提高,以及中低收入群體在超大城市和一般城市之間薪酬差距的縮小,人口的集聚度將有所下降。當然,這只是經濟發展過程中的階段性現象,隨着今後投資增速的回落,就業形勢將變得嚴峻,當中小城市的就業機會減少,則人口集聚度又會上升。

  流動人口的減少,是人力資源流動性下降的標誌,也是城市化進程放緩的標誌。不少人總在憧憬着經濟的週期性上升,但更應該正視人口流、資金流增速回落的大趨勢。總體來看,人口老齡化與農業可轉移人口的減少是人口流動性下降的主要原因。

  人口老齡化將在兩個層面對經濟增長產生不利影響:一是勞動人口減少,導致人力成本上升;二是由於作為消費主流人群的25-45歲年齡段人口也開始下降,而這一年齡段群體也是汽車和住房消費的主力群體,這對消費的增長,尤其是對起到經濟引擎作用的住房和汽車消費的影響非常顯見。有人説,人口老齡化或勞動力數量的下降並不可怕,可以用機器人來取代,但機器人不能取代消費,消費不振導致產能過剩,這也是日本已經持續20多年衰退的原因所在。

  當然,經濟增速下行是正常的現象,即便是日本、韓國、德國這幾個經濟成功轉型的國家,當人口流動性下降、城市化進程大幅放緩後,GDP從高增長變為中速增長,增速幾乎打了對摺。若是刻意追求GDP的增速維持中高速增長,代價將是巨大的,如債務高企、貨幣氾濫和資產泡沫。因此,面對未來不應抱有太多僥倖心理或幻想,降低槓桿率、逐步消除資產泡沫,否則的話,系統性金融風險的爆發就難以避免。

  綜上所述,隨着中國人口流動性的下降,以農業人口轉移為特性的城鎮化進程進入後期(外出農民工接近零增長),但以二線城市人口流入為主要特徵的大城市化進程仍在持續。同時,外出人口的迴流(如部分農民工的告老還鄉)現象還會加速,這使得改革開放以來人口“孔雀東南飛”的趨勢發生了部分逆轉。人口流向逆轉的主要原因是人口正邁向深度老齡化,流動人口減少總體看會導致經濟下行壓力加大,故資產泡沫會隨着經濟下行而逐步破裂。

  當然,人口逆流也帶來了結構性投資機會,因為人口流動意味着區域經濟的分化和結構再調整。在二線城市崛起過程中,可以緊隨人口流向和資金流向,把握好產業投資與資產配置再佈局的機會。

責任編輯: 大公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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