鞠躬最多的一天——在文萊遞交國書那一刻

  遞交國書乃重要外交的禮儀之一,上圖為中國駐文萊大使楊健(左)於二〇一五年向文萊蘇丹哈桑納爾遞交國書。資料圖片

  文|劉新生

  遞交國書是一項嚴肅重要的外交禮儀活動,它標誌着一國元首派到另一國家的常駐代表——特命全權大使為駐在國元首正式接受。各國對此都有一定的禮賓程式,雖然只是一種形式,但當事人均都認真嚴肅對待,這是對駐在國的一種尊重和禮貌,即使某些細節也應該避免可能出現的疏錯。

  我早就聽説文萊遞交國書的程式非常獨特與複雜,很可能是世界上少有的。因此,在遞交國書之前,就作了一番調查研究,首先禮節性拜會了使團長、新加坡駐文萊高專陳肯敬先生。陳先生在文萊任職近五年,對駐在國情況非常熟悉。他除了向我詳細介紹了文萊遞交國書的程式和應該注意的問題外,還同我談起他所經歷的或聽説國際上有關大使遞交國書中出現的問題和尷尬場面的故事。他説,有的大使由於首次經歷這種場面,在呈遞國書時,雙手哆嗦,結果把手中的國書掉落在地上。有的大使在遞交國書時只顧握手致意,而忘了先呈上國書。有的大使因任務緊急,匆忙赴任,卻把國書忘帶了,丟在國內,直到儀式開始前才發現。還有一位頗有經驗的職業外交官出身的大使,從甲國調任乙國,因他在甲國任職多年,自然甲國的國名以及該國元首的名字常在他嘴邊,而當他在向乙國元首遞交國書時,竟然未加思索,習慣地脱口而出,把乙國稱為甲國,把面前的元首稱為甲國元首。幸虧在場的助手及時提醒,才免得尷尬的局面繼續下去。我理解陳先生向我介紹這些“趣聞”,無意去調侃他人,而完全是出於一片善意,想對我多少提個“醒”。

  一九九四年一月六日,即我抵達文萊後的第十天,是我遞交國書的日子。文萊是個伊斯蘭君主制國家,各項禮儀既獨特又嚴格。當天上午,文萊外交部禮賓司副司長加法爾先生陪同我去王宮先進行一次“彩排”,可見文萊王室禮儀之嚴謹。加法爾先生現場向我交代新任駐文萊大使呈遞國書的每一個細節,囑咐我,不要緊張,還特別叮囑我千萬別忘了帶國書。當日下午,加法爾先生乘坐特備的禮賓車來接我,禮車隨着開道摩托車進入王宮。禮車在王宮正門剛一停下,兩名侍從迅即上前打開車門,正在等候的王宮典禮局局長穆赫塔爾先生和外交部禮賓司司長阿卜杜拉先生隨即將我引向設在王宮廣場前的檢閲台,只見廣場上上百名身着宮廷禮服的皇家儀仗隊隊員個個精神抖擻、威嚴十足。當我走上檢閲台站定後,軍樂隊奏起中華人民共和國國歌,並向我行注目禮。

  簡短的檢閲儀式結束後,我在王宮禮賓官陪同下踏上紅色地毯,邁步進入王宮,兩旁數十名荷槍士兵列隊迎候。我首先進入王宮候客廳落座,大約一刻鐘後,我由穆赫塔爾局長和阿卜杜拉司長陪同前往王宮覲見廳,那裏將是我呈遞國書的地方。這時,我看到有着軍人風度的蘇丹陛下身着深藍色馬來禮服正候立在大廳內的王位寶座之前。按照文方禮賓規定,一到大廳門口,我首先立定向蘇丹陛下鞠躬致意,然後穆赫達爾局長站到我的左側,阿卜杜拉司長站到我的右側,我們同時從大廳地毯上的*標誌處起步,往前走,每到一個*處,停下鞠躬一次,先後三次,每顆*之間距離大約五米左右,在距蘇丹陛下大約兩米處停下,再鞠一次躬。我站定後鄭重地説道:“陛下,我榮幸地向您遞交中華人民共和國主席江澤民閣下任命我為中華人民共和國駐文萊達魯薩蘭國特命全權大使的國書。”然後,用雙手捧着國書遞交給蘇丹陛下,陛下隨即將接受的國書放到站立在身旁的副外交大臣佩欣·阿里雙手託着的特製御盤上。呈遞國書後,雙方都不講話。我與蘇丹陛下握手後,再鞠躬致意。

  應該説,我的國書到此已遞交完畢,但儀式尚未完結。我還要根據固定的路線,後退到大廳入口處的那顆*處,這時穆赫塔爾局長和阿卜杜拉司長仍分別在我的左右兩側,每退到*處又要鞠躬一次,直至最後一顆*處,我轉身走出大廳。我回憶了一下先後大約鞠了七、八次躬,這一天大概要算是我一生中鞠躬次數最多的一天。離開覲見廳後,我被引到另一間客廳等候蘇丹陛下接見。大約十分鐘後,我又被引入蘇丹陛下平時接見外國貴賓的一間豪華客廳。這時,我見到蘇丹陛下又笑容可掬地站立在客廳中間,我走上前去同他握手後,隨即在蘇丹陛下右側沙發上就座開始交談。大約二十分鐘後,我起身告辭。

  會見結束後,我仍由禮賓司副司長加法爾先生陪同,乘坐掛着中國國旗的禮賓車返回住處。我遞交國書前後花了將近大半天時間,至此算是結束。按照《維也納外交公約》的規定,作為外國派駐的大使,這時方可稱為正式上任,並稱之為新任大使。從此開始執行我作為中華人民共和國首任駐文萊達魯薩蘭國特命全權大使的職責,這也是我四十年外交生涯中的一個重要經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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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任編輯: 大公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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