耿麗淑:六十九載“中國春秋”

  耿麗淑在工作。作者供圖

  文|何雁

  耿麗淑(Talitha A. Gerlach,1896至1995年),宋慶齡最親密女友。這位美國女士年近百歲時,依然保持着沉靜而嫺雅的魅力,雪白聖潔的銀髮,藍灰色柔和的眼睛,嘴角略含笑意,似乎有一種蒼勁感。

  愛潑斯坦(Israel Epstein)曾任香港保盟中央委員會成員,與耿麗淑一起共過事。一九九五年冬,我去北京友誼賓館拜訪愛老。愛老問我:“你去上海,見到耿麗淑嗎?我是在耿麗淑處於最困難時期認識她的。那時,她支持中國福利基金會工作。儘管事業幾經曲折,她始終像磐石一般堅定。”

  建立“地下郵線”

  耿麗淑與宋慶齡的交往,可追溯到抗戰時期。1937年8月,淞滬會戰爆發,上海淪為“孤島”。次年6月,宋慶齡在香港成立保衞中國同盟,向全世界募集資金與醫藥物資,以支援敵後抗戰基地,宣傳中國戰爭情況。

  同年8月,宋慶齡委派原全國各界救國聯合會幹事吳大琨,到上海籌建保盟分會,並委託耿麗淑協助。分會核心成員一共五人,除吳大琨與耿麗淑,還有全國基督教青年協會負責人吳耀宗、上海麥倫中學校長沈體蘭、上海大美出版公司經理張似旭。

  耿麗淑作為唯一外國人與女性,當選保盟上海分會秘書,公開身份是上海基督教女青年會學生部顧問。當時的上海,國民黨密探與日本特務遍佈大街小巷,保盟分會這個祕密組織,有大量工作要做,怎樣才能暗中取勝呢?這就需要每個人智勇雙全。

  1979年,宋慶齡(前排左)在北京寓所會見耿麗淑(前排右)。後排右為馬海德。周幼馬攝

  耿麗淑負責收集抗日時局、難民與急需物品情況,寫成報告給宋慶齡。這些報告如從郵局寄出,一定會被扣壓,惹來麻煩。耿麗淑看中一個時機:有一艘美國“總統號”客輪,每週從上海轉道去香港。她根據報紙登載客船時刻表,來到碼頭混入接客人群,上船投遞郵件,建立起一條“地下郵線”。這艘船經過香港,郵件會送到宋慶齡手中。

  耿麗淑自豪地稱之為“信件走私”。她已經適應這種地下工作方式,總能老練地甩開日本密探跟蹤。當然,還有接應、轉運捐募財物、舉辦義演、義賣等活動。保盟分會剛成立,新四軍代表就出現在她的辦公室了。

  1939年初的一個早晨,耿麗淑正在工作,聽到輕輕的敲門聲,進來一位穿皮夾克、戴深咖啡色禮帽的男士。分會工作是單線聯繫,這個人耿麗淑卻不認識。他自我介紹説:去冬,他到香港見孫夫人,孫夫人要他來這裏。他帶有介紹信,是一方白手絹,經過顯形,看到了史沫特萊的簽名。他叫沈其震,皖南新四軍軍部醫務處長,在北平協和醫院當過醫生,葉挺將軍的好朋友。

  沈其震是來緊急求援的,列數一大堆項目:手術器械、藥品、被服、食品等。“你看,我們什麼都要!”他有些不好意思。“沈其震博士,只要我們有,你就搬。”當天,耿麗淑帶他去倉庫,取出全部物品。尤為可貴的是,還有“白浪多息亦”消炎藥,屬於國外剛投產新葯。

  之後,沈其震經常來往于皖南與保盟上海分會。有一次,他還帶來日軍鋼盔、炮彈殼等戰利品,提供分會展覽。至於保盟,則為新四軍提供了大量物資。沈其震記得,在一次部隊轉移中,用三百多個民工,搬了一整天。 

  耿麗淑于1982年寫下書面回憶:“這麼多救濟物品,通過郵局運出去不可能。我們只能做好偽裝,派人一個點一個點地接應。有些醫藥用品,則利用郵局內線,到指定接頭地點,把東西混在已經檢查過的包裹中運走。保盟分會有些青年人,機智地打通國民黨封鎖線關卡人員,為我們運送新四軍物資開綠燈。我毫不隱瞞地説,有些激進的國民黨官兵確實幫了我們很大忙。不光如此,我們還得到一些去內地的外國朋友幫助。我要感謝美國朋友服務團、美國基督教公益會一些朋友們,為我們突破一道道封鎖線,做了許多卓越工作。”

  1939年春,吳大琨以上海市民協會名義,帶領六十多人的代表團慰問皖南新四軍。出發時,耿麗淑寫信託他帶給史沫特萊。歸途中,吳大琨遭到國民黨特務綁架。這年七月,保盟分會另一個成員張似旭,也遭到日本特務暗殺。

  沈體蘭勸説耿麗淑,停止向宋慶齡轉送密件這項十分危險的工作。“我會非常小心的。”這是耿麗淑的性格,越是艱難時刻,越是堅定而冷靜。她像往常一樣,出現在海關碼頭,有一點不同,手裏捧着一束玫瑰。宋慶齡喜歡玫瑰,曾裝在信封裏寄給她。

  耿麗淑回憶這段經歷時説:保盟上海分會支援抗戰,雖然沒有經過炮火硝煙洗禮,但也同樣經受生與死的考驗。

  中學時代的耿麗淑。作者供圖

  難捨的友情

  1896年3月,耿麗淑出生於美國賓夕法尼亞州匹茲堡,父親是基督教衞理公會教堂牧師,家裏經常賓客盈門。從父親與朋友們的談話中,她第一次知道了中國。在她幼小心靈裏,萌發了遨遊遙遠東方的幻想。

  她長大了,果然一個人漂洋過海來到中國。耿麗淑從巴特勒大學社會經濟系畢業,即到美國基督教女青年會工作。這個來中國的機會,是她好不容易才爭取到的。那是1926年,她還不到三十歲。

  耿麗淑為青年婦女做一些社會服務工作,接觸到社會底層勞動人民。於是,她了解到中國─我們這個文明古國,呈現在她面前的,卻是戰亂、饑荒,是西方列強的壓榨與欺凌。她的心顫抖了:難道中國就甘心如此受欺壓嗎?要為苦難的中國人民多做一些事,成為她的一個強烈願望。

  在保盟上海分會工作,耿麗淑一直沒有機會見到宋慶齡。她心裏認為,宋慶齡不畏強暴,忠貞不渝地維護孫中山“三民主義”。抗戰期間,她不僅給予中國共產黨人極大援助,還喚起一批愛國民眾。國民黨多次給她恐嚇信,還給她寄過子彈頭,以此來威脅她。她沒有被嚇倒,相反更堅定地投入工作。這樣一位堅強女性,一定是可敬而不可親的人。

  耿麗淑與父親在一起。作者供圖

  然而,事實否定了她的看法。1940年初秋,耿麗淑返美探親,途經香港,第一次見到了宋慶齡。耿麗淑回憶説:“這一天,我來到宋慶齡住所,沒有想像中豪華,但卻很僻靜,襯托出女主人的温馨。宋慶齡出門迎接我,這是一位多麼莊重的婦女啊!她親自把我領進房間,佈置簡樸、雅緻。由於已有的工作聯繫,我們一見如故,談了許多。從言談中,我們有了更多了解,增進了友情。”

  “這以後,保盟遷到重慶。直到抗戰勝利,才遷到上海,改名中國福利基金會。那時,我也從美國回到上海,在女青年會的辦公室,離宋慶齡辦公室只相隔兩條馬路,我們又有了更多交往。我經常收到中國福利基金會請柬,邀請共進午餐。我很樂意赴宴,因為説是吃飯,其實是執委會議,由宋慶齡主持,大家共同探討中國福利基金會工作。”

  “宋慶齡是一位極重友情的人。她對自己的國家、人民,甚至對全世界賦予崇高的愛。無論誰有困難,她都極力相助,使人們無不傾心於她。”

  耿麗淑太忙了。1946年從美國回來,她挑起兩副工作擔子。次年初,她又被推上中國福利基金會代理總幹事職務,處理日常工作。也在這年12月,她被女青年會提前召回美國。她不得不考慮,拒絕意味着被解聘,放棄即將到期的退休金。

  1927年,耿麗淑在北平語言學校學習漢語,閒暇玩箜竹。作者供圖

  還有一個重要原因,是宋慶齡跟她説起:隨着解放戰爭爆發,美國一些主要援華團體的上層人士,政治上產生嚴重分歧,企圖把工作納入美國扶蔣反共的外交政策軌道。我們必須派出自己的代表告訴美國人民,美國錯誤的對華政策是一條災難道路。只有美國明確表示,不再為蔣介石提供軍火與軍事援助,中國內戰才不會擴大。而且,也必須由中國福利基金會全權代表,處理援助款項、物資,才能保證用於最需要的地方。她自然是合適人選。

  一個陰霾天。天烏沉沉的,北風漫卷黃葉。金仲華、沈體蘭等中國福利基金會委員,到機場為耿麗淑送行。一輛黑色轎車“嘎”地停下來,是宋慶齡!她張開雙臂,温和眸子裏充滿期待:“還是留下來,我們一起工作……”宋慶齡贊同她回國,友情卻難以割捨。“我也希望與您一起工作。”她的臉貼着朋友的面頰,淚水滾落下來:“與您一起,是我一生中最幸福的回憶。”

  兩個朋友許久擁抱。“你要回中國。”宋慶齡説:“我隨時等你回來。”耿麗淑從心靈感受到温暖。當時,她還不知道,這句話對她一生影響有多大!

  美中友好“破冰船”

  1949年,杜魯門總統嚴禁美國援華會支援中共。耿麗淑與愛潑斯坦一起,在紐約成立中國福利呼籲會,堅持把美國人民的援助物資運往中國。

  1988年,耿麗淑榮獲“中國福利會婦幼事業樟樹獎榮譽獎章”。作者供圖

  宋慶齡于1950年撰文介紹:“中國福利呼籲會是一個美國組織機構,總部在紐約,其他城市設立當地委員會,目的是讓美國人民在醫藥、兒童護理,以及其他服務項目上幫助中國人民。它是非政治性的,見解是中國人民的政治事務是中國人民自己的事─但對中國人民的友誼,是所有一切美國人感到應該做的。名譽主席是愛洛緩,主席是耿麗淑。最近一個項目是‘去中國的友誼裝貨船’,正滿載美國人民的援助物資,駛向天津港。”

  上世紀五十年代,耿麗淑被麥卡錫主義分子宣布為“支持紅色中國共產黨的顛覆活動”。1952年1月,她遭到紐約女青年會全國委員會解僱。對於她的打擊,直接原因是在一次演講中,她公然譴責美國發動侵朝戰爭,使美國政府敵視中國人民的錯誤政策繼續,也將如同在中國一樣,遭到不體面失敗。

  上了黑名單的人,在美國要想找個工作,真是太難了。耿麗淑憤憤不平:二十五年的辛勞,難道這就是報答嗎?正當她困難重重、走投無路時,收到一封電報:“立即回中國工作─宋慶齡。”這時,她才體會到“我隨時等你回來”這句話的分量。

  按照宋慶齡的妥善安排,同年9月,耿麗淑繞道西歐經香港,重新回到上海,她把這稱之為“投向光明照耀的懷抱”。此後,她擔任中國福利會顧問,從事中國婦幼事業以及國際宣傳,直至1995年,走完九十九年的人生旅程。

  據愛潑斯坦回憶,耿麗淑有一箱重要文件,是宋慶齡給她的信札,她給宋慶齡信件底稿,還有她自己的日記。這個時期,她們之間的信件交往十分頻繁。

  1981年5月,宋慶齡逝世。耿麗淑悲痛極了,文件燒了整整一天。她的秘書説,當時不知道,事後問起她,她説:“我必須信守諾言。孫夫人的信後,總要我閲後銷燬。”

  1991年3月6日,耿麗淑(坐者左二)九十五歲壽辰,中國人民對外友好協會授予她“人民友好使者”稱號。坐者左一為愛潑斯坦。作者供圖

  現在能蒐集到的,有宋慶齡寫給她的九封信件底稿,時間從1949年3月至1950年5月。信件都很長,只能做部分摘要:

  1949年3月8日,宋慶齡給有關人士一份聲明附件,説:中國福利呼籲會是中國福利基金會“在美國的唯一代表”。“該會已決定募款足夠以後,租一架飛機裝載供應品(來華)。”

  1949年9月22日信函,是宋慶齡同意耿麗淑將籌集的基金,購買當時國內匱乏的X光機等醫療器械,並提出運送來華的途徑。

  1949年10月22日函件,是對耿麗淑知道中國發生水災,準備開展募捐賑災基金的答謝,最後特別強調:“我提議你繼續做過去一直做的工作,進行加強中國友人的團結……我們要尋求協助與合作,那就是你們。”

  1949年12月9日來信説:“我謹告訴你,10月17日、18日、30日,與11月6日、18日,你的來信及各信件附件,均已順利寄到。”“我們剛收到,洛杉磯委員會捐贈濟南國際和平醫院的醫療物資收據,現把這兩張收據附上。一張請留在你們機關存檔,一張請你寄給洛杉磯委員會。”

  1950年5月29日信札説:“我們欣賞你把中國福利呼籲會辦得很活躍,把我們的工作介紹給美國人民。”“相信你會感興趣,一個新的國家機構,名叫中國人民救濟總署成立了,我被選為主席……我們能為中國人民的利益做大量工作。”“我當然希望你繼續為中國朋友們的利益工作,因為有更多理由─比以前任何時候還要多,説明中國人民與美國人民的友誼必須加深。我想,這也正是中國福利呼籲會所要服務的宗旨。”

  這些信件,是美中兩國關係極其困難時期,兩國人民友好交往的見證,也是耿麗淑為中國人民做出重大貢獻的見證。


關注大公網《晨讀香江》公眾號

責任編輯: 大公網

熱聞

  • 圖片

大公出品

大公視覺

大公熱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