樑:市場失效須適度有為

  圖:特首撰文回應鍾國斌質疑,解釋適度有為政策的作用    資料圖片

  行政長官梁振英早前接受新華社專訪時指“積極不干預”政策已過時,政府要適度有為。但自由黨主席鍾國斌公開表示,“積極不干預”政策是香港的成功之道。對於鍾國斌的質疑,梁振英昨日再次撰文回應,強調當市場運行失效,有違港人和社會整體利益時,政府必須有所作為。梁振英又指出,過去三年,外圍經濟不景,但香港經濟有温和增長、通脹受控、全民就業、政府財政錄得盈餘,利得税和薪俸税受益令人滿意,都從側面反映經濟成績及良好的營商環境。全文如下:

  政府在經濟發展中的角色和作用,是重要的理念問題。就特區政府的職責,我和特區政府同事願意秉持“對事不對人”的原則,與各界人士切磋交流,並向社會交代。

  去年十一月,自由黨在施政報告諮詢時,向我提交意見書,意見書第45段建議政府“更主動協助港商……拓展業務及商機……並協助在廣東面對成本急漲的數以萬計香港中小企業,轉移到成本較低的地區,如到緬甸開設‘香港工業園’等。”

  2012年11月7日,在立法會會議上,自由黨鍾國斌議員質詢政府“會否考慮向中小企提供更多資助,例如協助他們到緬甸等海外地區投資建立工業園……”

  最近,鍾國斌議員多次提醒政府勿“越界”。他認為過去的“積極不干預”政策行之有效。

  什麼是積極不干預?1961年至1971年出任香港財政司的郭伯偉説:“一般而言,政府不該憑其商業判斷插手經濟運作。若然不能依靠以身犯險的生意人作決定,我們根本沒有前途可言。”

  在緬甸建立工業園,“協助在廣東面對成本急漲的數以萬計香港中小企業,轉移到成本較低的地區”這個提議,在港英年代肯定不容於“積極不干預”政策。郭伯偉先生大概會堅持這是生意人應有的“以身犯險”。

  八十年代初期,香港工業面臨工資和土地成本急漲問題,情況和近年珠三角類似,當年香港廠商自己胼手胝足將生產線轉移到深圳和東莞等地。在港英政府的積極不干預政策下,協助港商在珠三角建香港工業園區沒有出現。

  周邊國家積極介入經濟

  自由黨提出的緬甸工業園構思,涉及數以萬計的港商,而且遠涉重洋,特區政府出面,還涉及外交,比我主張的“適度有為”更加有為。

  在所謂“積極不干預”年代,英資在香港多個行業有特權,甚至有壟斷性的特權,英資企業代表在行政立法兩局有常設議席,港英政府有專買英國貨的政策,有對英國學歷的堅持,有對外國金融機構來港發展業務的限制,在在説明積極不干預政策的嚴重侷限性、傾斜性和選擇性,是否行之有效?

  在香港經濟騰飛年代,韓國、台灣和新加坡政府在經濟的介入上更深。韓國近年在創意文化產業飛躍發展,香港人十分欣羨。我去年官式訪問韓國,特意提出和有關政府部門面談,我的認識是,韓國的文化創意產業並非政府積極不干預的產物。

  香港周邊的經濟體政府,都大力支持甚至資助當地的產業發展,香港的業界不能單打獨鬥,以一敵二。

  我在競選時提出“適度有為”的主張,政綱上説明:“香港是全球最自由的經濟體。政府應該適度有為,以尊重市場機制為前提,更積極發揮市場推動者和引導者的作用,促進經濟發展。”滬港通的開通,便是適度有為的一個例子。在滬港通的安排下,兩地證券市場當然按市場機制運作,兩地政府和監管機構也通力合作,促成在政策和監管上互聯互通。

  倘市場失效政府要作為

  我上任後的第一份施報告,為“適度有為”再做了些闡述:“在市場可以發揮優勢的時候,政府不應干預,只要提供公平競爭的平台。但當市場失效、未能發揮功能,政府一定要有所有作為。”

  什麼是市場失效?市場失效就是市場的運行不能為社會帶來最大的效益,甚至損害市民利益。舉個例子,房地產是必需品,香港房地產對外地買家有吸引力。外來投資和投機需求增加,供應跟不上,價格飆升,造成社會民生問題,政府就必須實施需求管理。特區政府約三年前提出立法制定通稱的雙辣招,實行港人優先。

  我知道在雙辣招問題上,自由黨和我有重大分歧。自由黨在去年底給我的建議書的第13段,提出要儘快撤銷樓市辣招──“當局應該儘快撤銷……買家印花税、雙倍從價印花税和加強版特別印花税。”去年2月,立法會表決《2012年印花税(修訂)條例草案》三讀時,自由黨大部分議員(包括鍾國斌議員)投下反對票。

  鍾議員也撰文提到上屆政府提出的醫療產業“不了了之”,他認為是“新任政府不會繼續推行過去政府的政策所致”。醫療可以是產業,但醫療服務的首要對象是香港人,首要目的是香港人的安康,因此前提是要優先照顧本港市民的需要。以三年前仍然困擾香港的孕婦牀位嚴重短缺為例。當時大量內地雙非孕婦來港產子,醫院牀位價高者得,香港孕婦除了要競價之外,還一牀難求。香港發展醫療產業,應以全港利益為目標,不應因為界別利益而犧牲香港人的利益。我在當選後,正式就任前,便宣佈雙非孕婦來港產子零配額的新政策。有人會説這是明顯干預醫療市場,但市場運行有違港人利益和社會整體利益時,政府必須有為。

  限奶令是另一個例子。

  主動支持配合新興產業

  同樣地,旅遊業和零售業僱用大量低技術市民。因此即使產值不及金融業,特區政府仍然應該大力支持,不應任由自生自滅,考慮的不僅是業界利益,更多的是市民就業需要,也就是社會需要。

  在產業政策方面,我們亦主動支持和配合一些新興產業,例如高增值航運服務、解決爭議服務、創新及科技、創意產業、知識產權中介服務和現代化農業等。

  高增值航運服務包括船舶管理、經紀、租賃、融資到海事保險、法律及仲裁以至船舶支援服務。香港作為內地航運公司“走出去”的跳板和國際航運公司進入中國內地的平台,有條件大力發展高增值航運業務。香港航空融資業務亦極具發展潛力。

  知名的仲裁機構如國際商會的國際仲裁院、中國國際經濟貿易仲裁委員會及中國海事仲裁委員會等,近年在香港設立了辦事處。海事仲裁服務有龐大的增長潛力,香港作出的仲裁裁決,在《紐約公約》超過150個締約方的司法管轄區,以及在中國內地和澳門均可執行。

  創新和科技,據康乃爾大學編制的“全球創新指數”,在約140個受調查的經濟體中,香港位列頭10個最創新的地方之一。政府透過擴展科學園第三期以便容納更多企業夥伴,又透過推出“大學科技初創企業資助計劃”,鼓勵大學師生成立科技初創企業,將科研成果商品化。

  政府努力擴大經濟版圖

  由2005至2012年,香港的文化創意產業的增加值以年均9.4%的速度增長,設計業的增加值更增加了兩倍。政府透過支援香港設計中心、擴大設計創業培育計劃等措施來支持產業發展。

  知識產權中介服務涵蓋知識產權代理和管理、顧問、法律、解決爭議以至盡職調查等。政府已訂出支援該產業的策略,而貿易發展局的亞洲知識產權交易平台亦已展示逾25,000個知識產權項目,並與來自海外、內地和香港的28個夥伴組成策略聯盟。

  政府設立農業園和“農業持續發展基金”,推動本地農業採用高新科技,和提升整體競爭力,協助市場推廣和建立品牌。政府亦設立5億元“漁業持續發展基金”,協助本地漁民在南海發掘新漁業資源及捕魚區、在本港發展可持續的捕魚作業及休閒漁業、推動本地水產養殖業現代化、推廣本地漁產品及產品認證等。

  政策層面以外,我和政府團隊在過去三年,努力促進對中國內地和外國的經濟關係,擴大香港的經濟版圖。過去半年,我到過吉隆坡出席東盟領袖論壇,和東盟國家領導人及商界會面,推介香港,並與新加坡、馬來西亞、泰國、緬甸、老撾、柬埔寨等國領導人進行雙邊會談,同時跟進與東盟簽訂自由貿易協定的進度。我亦出訪波士頓、多倫多、芝加哥、上海及武漢、併到南沙、前海和橫琴等三個自由貿易試驗區探討香港在各地的發展機會。

  鍾議員曾撰文説:“中港兩地政府在過去十多年來推行CEPA(即《內地與香港關於建立更緊密經貿關係的安排》),致力建立更緊密經濟合作和融合上做了很多工作,然而實質上能夠從中受惠、打入市場的香港商界、中小企只有少數。”香港的經濟由中小企主導,中小企不得益,香港不可能得益,因此特區政府和中央政府洽談CEPA和內地省市政府談經貿合作以及與外國政府談自由貿易協定,都沒有忽略中小企。可以説明對中小企重視的例子是香港的專業服務。專業服務業絕大多數是中小企。近年,香港的專業服務業發展迅速,已佔GDP 5%,比旅遊業不遑多讓,其中一個發展動力是內地市場,十二年來CEPA每年的協議都有將內地巿場向香港專業逐步開放。今年二月九日,立法會祕書處發表“香港的四大支柱及六大產業:回顧與展望”的《研究簡報》,“與其他支柱行業相比,專業及工商業支援服務業的前景應可維持一片樂觀。這是由於內地服務業具有相當的發展潛力,能為香港提供商機。此外,香港亦可以為內地企業‘走出去’和海外企業拓展內地市場提供平台,從中取得商機。”

  過去三年經濟温和發展

  過去三年,外圍經濟不景,但香港經濟有温和增長、通脹受控、全民(包括剛離校青年)就業、政府財政錄得盈餘,利得税和薪俸税收益令人滿意,都從側面反映經濟成績及良好的營商環境。此外,根據聯合國貿易和發展會議發表的全球投資報告,香港在全球外國直接投資的流入和輸出都排名第二,流入是1,030億美元,僅次於中國內地;輸出是1,430億美元,僅次於美國,香港雖然只是一個城市,但是作為環球及區域的投資樞紐,重要性僅次於全球最大的兩個經濟體。

  凡此種種,都是全社會,包括特區政府和工商、金融和專業等各界人士共同努力的成果。

  最後,我感謝鍾議員的意見,並希望各界人士能就香港的經濟發展問題,繼續提點特區政府。

(小標題為編者所加)

責任編輯:大公網

熱聞

  • 圖片

大公出品

大公視覺

大公熱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