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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成敗不在於高層的勇氣 而在於對危難估計不足

不管改革後面臨何種複雜危難局面,全國上下都應該始終團結一致,相忍為國,維護國家的統一。唯有如此,才能保障改革無論成敗,局勢都是可控的,中國還有機會。那麼,試問,當前的中國媒體輿論、意見領袖們已經對此有足夠的討論了嗎?社會大眾又是否已經做好這方面的心理準備?

 

 《聯合早報》5月31日發表評論文章,聚焦中國新高層改革新動向,文章稱中共領導層在勇於改革面對時艱的大好形勢下,也應結合曆史改革經驗,對改革可能遇到的艱難和造成的危難引起關注,文章原題:中國改革的艱難與危難,原文如下:

  中央編譯局副局長俞可平日前來港論「中國政治改革」。他在會上透露,習李新政將沿着鄧小平的改革開放道路繼續前進,下半年召開的中共十八屆三中全會將在改革上有大膽舉措。

  「習李新政」才剛上路,下半年就有「大膽舉措」,這體現了新一屆中國高層領導銳意改革的精神確實非常強烈。然而,應該看到,目前中國民眾輿論對於更深入、更「大膽」的改革舉措,仍然說不上已經做好了充足的準備,特別表現在或知改革「艱難」、不識改革「危難」。

  對於中國改革、尤其是政治體制改革的「艱難」,在中國社會多少有所討論,甚至形成了一定程度的共識,如大家都認為「艱難」主要來源於既得利益集團的阻撓、改革到「深入區」後對政治經濟體制根本性難題的碰觸、轉變經濟發展方式走出「中等收入陷阱」的不易等。

  但是,對於改革依然面臨的巨大風險、若舉措不當可能帶來的嚴重「危難」局面,可以說人們和媒體輿論都還探討得不夠。甚至,越是認識到改革的「艱難」,大家越忽視改革的「危難」,因為,當人們把改革進展不如自己預期之快、之深、之廣,簡單地歸結為既得利益阻撓等「艱難」因素,就會給黨和政府寄予更高期盼,認為只要高層能夠克服「畏難」情緒,拿出勇氣魄力,改革就可以繼續狂飆突進。

  然而,古今中外眾多的改革先例表明,對於一個國家和社會的重大改革來說,成敗關鍵往往並不在於高層缺乏面對艱難的勇氣,而在於高層對改革可能造成的危難局勢估計不足、缺乏應對能力。

  比如,對於社會主義中國來說,前蘇聯的改革無疑具有最典型的鏡鑒意義。1980年代後期,蘇聯也面臨政治、經濟、社會、文化等各領域的深深困境,各界對深化改革具有強烈願望,戈爾巴喬夫執政的蘇共高層為此推行了極其激進的改革。戈爾巴喬夫對改革的「艱難」肯定深有體會,但對改革的「危難」則明顯缺乏認識,這表現在他認為政治改革的意義、構想和實行都是可以「簡單地說明」的:「如果想簡單地說明政治改革的意義,它是怎樣構思的,又是怎樣實施的,可以說,就是把權力從獨家操縱的共產黨手中交到按憲法本應屬於通過自由選舉產生的人民代表的蘇維埃手裏。」

  正因為把在蘇聯這樣的大國中推行的改革簡單地看成是「一切權力歸蘇維埃」,治大國而不知烹小鮮,蘇共政治局很快便推出了係列改革舉措,當時,整個政治局只有雷日科夫一人表態提示要慎重考量改革可能帶來的「危難」:「如果要把全部權力都劃歸蘇維埃的話,蘇維埃能承擔起這個責任嗎?我懷疑。一旦無力承擔,那國家就會失去控制。」

  曆史已經證實了雷日科夫的預感。戈爾巴喬夫毫不「畏難」的推動了改革,卻根本沒有能力掌控改革後的複雜局勢,蘇聯迅速走向崩潰,俄羅斯淪為二流國家。

  • 責任編輯:鐵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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