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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志豪:「占中」已掩蓋正常普選討論

自從戴耀廷副教授在一月提出以「長期佔領中環要道,癱瘓香港政經中心」的「公民抗命」方式來爭取民主,過去幾個月,傳媒對佔領中環行動的關注,甚至較「落實普選」本身還要高。「佔領中環」一下子成了香港政治運動的主角,喧賓奪主,搶奪了最多的鎂光燈。

  自從戴耀廷副教授在一月提出以「長期佔領中環要道,癱瘓香港政經中心」的「公民抗命」方式來爭取民主,過去幾個月,傳媒對佔領中環行動的關注,甚至較「落實普選」本身還要高。「佔領中環」一下子成了香港政治運動的主角,喧賓奪主,搶奪了最多的鎂光燈。就筆者所觀察,近月各政治領袖回應有關佔領中環的提問,遠多於「普選進程」,民間的佔中討論會也較普選論壇為多。一時之間,誰主誰客?到底港人最關心的是「佔領中環」行動的進度,還是「普選」最終能否落實、如何實踐?成功發動「佔中」運動,是否就等於普選來了?何況,反對派對佔中行動的細節存有分歧,不同政團的積極性也不相等,難道投入大量精力,凝聚反對派內部及民間對佔中行動的共識,把「普選」命運押注在佔中運動上,真的更有利普選的落實嗎?

  損市民利益有違公義

  「公民抗命」是現代政治學的重要課題。甘地的不合作運動固然可歌可泣,馬丁路德金參與反種族歧視運動時也曾兩次被捕;在香港,民間電台非法廣播節目,也是公民抗命的例子。不同的公民抗命行動產生了不同影響,漸漸,學者和社會運動家從多次「公民抗命」運動中,凝聚了一些基本共識與原則,綜合起來,一般包括了以下幾項:公民抗命是爭取社會公義的最終手段、需衡量行動對整個法治體係的衝擊(大多數的公民抗命運動也是針對地不服從某條法律)、背後的推動力是公益而非私利、目標須清晰、理性、非暴力、尊重不同聲音、願意承擔法律責任、不損害無關係的人、非秘密行動、不報復等。

  身為現代社會的一分子,我不會否定公民抗命的合理性,也敬重部分人對民主發展的熱誠,但我們同樣要弄清楚,肯定公民抗命的價值,不等於認同佔中行動。戴耀廷多次強調,佔中運動是「和平、理性、非暴力」的,是以觸犯法律的手段,惹來執法部門檢控,繼而引發更大的道德感召的行動。從表面上看,佔中運動既和平又理性又非暴力,固然符合公民抗命的原則和社會正義,問題在於,「佔中」的具體行動是堵塞中環要道,癱瘓香港政經中心,過程中,無可避免會損及一些非參與者的利益,甚至一些反對佔中運動的人的利益,這一點,又是否完全合乎公民抗命的原則和社會正義?

  無論是甘地發起的「食鹽長征」,還是馬丁路德金發起的「罷乘運動」,或許增加了執政者的管治成本,但基本上沒有損及無關人士的利益,構成了公民抗命行動的根本道德基礎。

  當然,有人認為,民主政制乃大眾之事,為推進政制發展,付出一點社會成本,犧牲少數人的利益,也是值得的。但這種功利主義式(Utilitarianism)的論述,又是否合乎佔中行動三位發起人的原意?只要行動的目標是正義的,其手段是和平、理性、非暴力的,縱然過程中或會損害部分非參與者的利益,亦應該繼續推行,又是否合乎公民抗命的理念?也有人認為,任何社會行動多多少少也會損害部分人的利益,即使是拒絕納稅的個人行為,也會損害公共財政,影響部分市民。問題在於,積極影響和消極影響;直接影響和間接影響;主動影響和被動影響,其性質是不同的,不應混為一談。

  與推動政改背道而馳

  至此,佔中行動的三名發起人應誠實告訴公眾,佔中行動會否損害一些不參與和反對該行動的市民的利益?為什麼那些人的利益應被犧牲?為了推進民主,不惜挾持公眾利益和社會秩序來跟政府討價還價,其行動本身是否非公義的?倘若有反對佔中行動的市民質問幾位發起人:「我尊重你們作出公民抗命的決定,但我不認同你們的行動,更遑論支持和參與,為什麼我要受到你們的行動的影響?」幾位發起人除了努力說服該名反對者,爭取其支持外,還能夠回應什麼呢?

  何況在今時今日的激進社會氣候下,主辦單位能否成功控制群眾情緒,避免騷亂發生?我是十分懷疑的。佔中行動的主體是「不惜一切癱瘓中環,以巨大的社會經濟損失來迫使政府讓步」,還是「以違法行動誘使執法當局檢控,激起巨大的道德感召,迫使政府讓步」?我出席過好幾次佔中論壇,也十分注意網上討論,似乎多數人對佔中的認知是以巨大的社會經濟代價來迫使政府讓步,這一點,幾名發起人必須進一步解釋清楚。

  我跟多數香港人一樣,很希望能夠在2017年投票選擇自己屬意的行政長官,我亦不會完全否定公民抗命的合理性,但我認為以「佔領中環」的方式來推進政制發展,是不合適的,只會適得其反。

  作者:陳志豪 為香港青年時事評論員協會副主席

  • 責任編輯:鐵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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