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料歷史】圍屋圍村 家世淵源

  新田大夫第。王鉅科攝

  文|姜舜源

  “圍屋”、“圍村”,是香港人熟悉的嶺南古建築的基本形式之一。森嚴的壁壘,是這種城堡式、圍龍式建築的突出特徵。其使用者,以客家人為主,但不限於客家人。例如新界沙田“山廈圍”(又稱曾大屋)是客家圍村,沙田“大圍”是當地圍村。

  沙田曾大屋。網上圖片

  居住於鄉村的客家人喜用這種建築,但居住於城市或較大城鎮的居民,就未必採用它。例如著名的“屏山文物徑”,屬於“廣府建築”,而不是圍村、圍屋,雖是鄉村、宛如城裏。香港歷史上圍村很多,但大多僅留下一些地名,保存至今的屈指可數。著名的圍村如:新田鄉“大夫第”、屏山鄉“上璋圍”、錦田鄉“吉慶圍”等;荃灣的“三棟屋”等處,則是有名的圍屋。

  錦田吉慶圍。網上圖片 

  漢族地區民居建築,由北方到南方,在地域上大體上呈現出從開放到封閉的分佈趨勢。具體説,由華北較開放的“院落”式,到華中較封閉的“天井”式,最後是嶺南完全封閉式的圍屋、圍村。它們都是中國民居建築大家族的成員。

  從北到南看民居

  華北地區的“四合院”,院內北房是主座,倒坐的南房為輔,東西廂房為兩翼,四面合圍,並有圍起來的院牆,但庭院開闊,門、牆只是起到阻隔作用,民間所謂“防君子、不防小人”是也。華中“徽式建築”以及湖南、湖北考究的民居,一般是一正兩廂“三合式”。正房為廳堂,廳前面不設門窗,為開放式;東西稍間為居室,分上、下兩層。兩側廂房東西相向,作子女們的居室。正房、兩廂中間圍成天井。這裏的天井小於北方四合院的院子,但遠遠大於嶺南圍屋的天井。

  “徽式建築”山牆。作者供圖

  造成南北方民居佈局不同的原因,首先是地理環境和氣候的差別。廣東韶關正當北迴歸線上,香港等韶關以南的嶺南地區,在夏至前後一段時間,太陽偏北,坐南朝北的房屋都可以照進陽光,其餘時間也豔陽高照。所以在香港買房子,不太計較是北房還是南房。北京則大不相同,老北京話説“有錢不買東、南房”。四合院裏的南房一年到頭不見陽光,冬天住南房真是“雪上加霜”;酷夏的北京氣温高過嶺南,東廂房西曬,住東廂房好似“火上澆油”。

  華中的徽式建築、江南的蘇州建築,在功能上既要考慮夏天遮陽避暑,又要兼顧冬天儘量吸納陽光聚暖。夏天太陽近乎直射的季節,它的兩廂可以遮擋過多的暴曬;冬天太陽南下時,它那大於嶺南圍屋的天井,可以接納較多光與熱,陽光還可以照進它開放式的廳堂。徽式建築房屋山牆“馬頭牆”,可以抵擋大風將屋瓦吹起。其次是歷史上社會治安等生存條件。嶺南客家人在兩晉、宋元之際,由中原地區背井離鄉南下,一方面兵荒馬亂,一方面匪患成災,圍村高牆壁壘成為不得已之舉。而徽式建築高高的白粉牆,防衞性能介於圍屋、圍村的牆壁與北房四合院牆壁之間,既擋君子、也能擋小人,但擋不住匪患——這正是它與嶺南圍屋顯著不同處

  “圍屋”源自漢代

  以上是從地域分佈橫斷面,籠統分析中國漢族民居狀況。而追溯歷史淵源,建築史界一般認為,客家圍屋起源於唐宋時期。從東晉時期北方漢族為躲避戰亂“衣冠南渡”,到宋、金、元時期北方漢人南下,輾轉遷徙長江以南直至嶺南南海之濱,同時將中原建築設計思想、建築科技帶到南方。為應對戰亂、匪患等生存威脅,特別是將中原地區城堡建築的建設經驗和模式,與嶺南環境、氣候等自然條件相結合,創造了獨具特色的圍屋、圍村建築和文化。比如把當時先進的“抬梁式”(由一根大梁上設三或五枝立柱承託檁木)與“穿鬥式”(房屋山牆裏數枝立柱直接支撐檁木)相結合,運用於嶺南大屋,建造“一進、三廳、兩廂、一圍”的高牆建築。嶺南地區地質結構穩固,歷史上很少地震,所以後來有些嶺南大屋就偷工減料,山牆裏就省去了“穿梁”,而把屋檁“硬擱”在山牆上。但嶺南雨多,大屋檐柱的柱礎就大大高於北方建築。

  陶莊園豪華“圍屋”

  因為中國古建築是木結構為主、磚石結構為輔,不像古希臘為代表的西方石結構建築那樣抗腐蝕,所以基本看不到秦漢時代留存至今的木結構建築;如今可以見到的完整木結構建築,最早是唐代,宋代就較多些。這可能是研究者把圍屋、圍村歷史上溯到唐宋時代的原因。筆者根據近年來考古出土文物,發現嶺南圍屋、圍村這種建築形式,在漢代的華中地區、華南地區都已經存在了,而且與香港現存幾處古蹟幾乎一致。嶺南圍屋、圍村建築歷史淵源可以直溯漢代。

  河南省淮陽縣于莊漢墓出土的漢代陶莊園。作者供圖

  一九八一年在河南省淮陽縣于莊漢墓出土的漢代(公元前二〇二至公元二二〇年)陶莊園,是一座頗似嶺南圍屋式建築的模型。此文物現藏河南博物院。根據模型中建築體量、人物身高推算,與實物比例大致在一比十以上。它南北長一百三十釐米;東西寬一百一十四釐米,其中主體院落面闊九十釐米,西側“跨院”二十四釐米。

  主院三進建築。一進建築的南牆,就是主院的南外牆;三進建築的後牆,就是主院的北外牆;主院東西兩廂廊房的後牆,就是主院的東西圍牆。主院是一座高牆、廊房圍起來的封閉性建築,只有一處大門作為唯一出入口。這與後來嶺南以牆壁、屋牆相互連接封閉起來的圍屋、圍村,基本是相同的。

  跨院是十八釐米高的低矮圍牆,裏面有田壟,考古發掘報告認為這是田園。若從建築史角度看,其實是“輔院”,裏面種菜、存放生產生活用具,筆者少年時見到的北方老式民居宅院依然如此;而現存北京故宮,居住區宮院毗鄰的都有輔院,相當於賓館的服務區,宮殿建築術語叫“跨院”。

  陶莊園正面大門為防衞性能較好的硬山式建築,楹柱包在磚牆裏,利於防火和抵禦火攻。大門牆高四十二釐米,門洞高十九釐米、寬二十一釐米,在滿足出入通行同時,特別注意安全防衞。推開厚重的門扇,門裏東部是長方形石槽,那應該是放置門栓的地方,明清皇宮門洞裏也有這一設置。大門裏邊是二門,為二層樓的門樓。門樓兩端是四層高的角樓。三者之間以廊房相連,在二樓層面上相互間來往通行,這是漢代流行的“複道”式建築,相當於現代的立體交通。

  陶莊園後部。作者供圖

  兩座角樓向北,與中庭主樓的東西兩廂廊房相連,最後與後院第三進建築銜接。二門、兩廂的外牆都是防火的“硬山式”牆體。東西兩廂廊房為兩層高,由南往北呈兩次遞減的“疊落廊”,這種建築格局一直到清代皇宮裏都有。這處門廊相連、勾檐鬥角、佈局緊湊的整個建築羣,建築緊密程度高於徽式建築,而與圍屋更為接近。

  這處漢代陶莊園中心的主體建築——屋頂為“重檐”、“四面坡”的“廡殿頂”的兩層樓閣,建築科學設計達到很高成就,其科學原理在後代建築、包括嶺南圍屋上面都可以見到。比如樓閣之下的台基為十釐米,摺合實際建築台基有一米多。高出周圍建築的台基,讓枱面樓層在冬天可以避免南、東、西三面建築遮擋,接納更多陽光;而夏天太陽近乎直射,廳堂裏並不會受到暴曬。根據模型比例,樓閣從地面到屋脊,實際建築的通高大約有十米。樓閣的上層基本處於兩廂之上,其底線與角樓最高層的底線持平,而高出角樓及二門門樓。北京故宮三大殿、後三宮建築羣在高度處理上,基本與此類似。

  台基之上為開放式廳堂,前面不設門窗、牆壁。廳堂裏東部有一組伎樂俑,一男五女共六人,彈琴鼓笙,似在為來賓演出。從人物長袍服飾看,表現的應是冬天的情形。這正可以展示這處建築設計的科學性。

  陶塢堡東漢“圍屋”

  淮陽現在是河南周口市的一個縣,但洛陽是西漢東都、東漢首都,淮陽在漢代可謂京畿之地,此地的墓葬很多屬於當時豪強、官僚,這件陶莊園“重樓”、“廡殿頂”、“歇山式”、高台等建築形制,都是京城才有的,在後代都屬於宮殿等官式建築的高規格。

  中國國家博物館藏東漢“陶塢堡”。作者供圖

  如果説位於中原漢代京畿淮陽的漢代陶莊園,比較嶺南圍屋過於豪華,那麼一九五六年出土于廣州東郊麻鷹崗的東漢(公元二五至二二〇年)“陶塢堡”,就似曾相識了。這座塢堡現藏中國國家博物館,其平面近乎方形,四周以高牆圍繞,只開前後兩門。圍牆長四十一點二釐米、寬四十釐米、高二十九點六釐米,為磚石砌成,只在頂端開“箭窗”,防禦性能良好。門上有門樓,四隅築“敵樓”,以眺望遠近敵情。城堡之內有兩座房屋,一作曲尺形,一作長方形。屋頂的高度都低於四周圍牆。這與香港老圍村原狀十分相似。

  中國歷史研究一般認為,秦漢時期是國家體制由先秦“貴族政治”向“官僚政治”過渡時期,作為先秦貴族勢力遺留物的世族豪強,仍然保存了強大實力。他們修築塢堡,聚族而居,吸引農民為其耕作,招募壯丁組織私家武裝力量,稱為“部曲”,保衞自己的利益。這種城堡就是在這種條件下產生的,而與圍屋、圍村產生的歷史條件相似。

  漢末天下大亂,三國時期群雄割據,民不聊生。豪強大户,就高築牆以求自保;普通百姓建不起城堡,就築起“土圍子”,直到上世紀四十年代,嶺南地區還存在不少“土圍子”。戰亂、匪患,生活環境不靖,是圍屋、圍村產生的根源。

  中國國家博物館藏三國東吳“陶院落”。作者供圖

  一九六七年在湖北鄂州出土的“陶院落”,就是漢末戰亂的歷史佐證。此地在三國時代是兵家必爭之地。這件陶院落四周也是高大的圍牆,只開前後兩門,前門門樓刻寫着“孫將軍門樓也”六字銘文。圍牆長五十四釐米,寬四十八釐米,四角各有一座“敵樓”。門樓、敵樓都是用於瞭望和儲兵的防衞設施。高牆之內前有廳堂,後有正房,兩側是廂房。

  鄂州是三國吳(公元二二二至二八〇年)武昌城舊址,吳主孫權先是在此建都,後來才遷往建業即南京城,但這裏一直是陪都。研究者根據銘文推測這座墓,是東吳武昌都督兼平荊州事孫述的墓地,這件陶院落也就或許是孫述生前居住的庭院的寫照。

  共建美好“桃花源”

  如果説先秦奠定了以漢文化為主體的中華文化的堅實基礎,那麼漢代就是塑造了漢文化的成型。漢代對於我們漢族與整個中華民族太重要了!中國人的物質生產在漢代達到高峰,文化創造在漢代奠定了基本規模和格局。歷史學家寧可經過考察歷史文獻指出:“每個農業勞動力年產糧兩千斤,每個農業人口每年口糧四百八十六斤,全國每人每年佔有糧食六百四十斤。這些數據反映了一個我們過去不大注意的情況,那就是:從漢以來的兩千年,我國農業雖然有所發展,但農業勞動生產率,每個農業人口的口糧數和全國每人平均佔有的糧食數,仍在漢代已經達到的水準上徘徊!”(寧可《漢代農業生產漫談》,《光明日報》一九七九年四月十日)

  知名經濟學家雷鼎鳴曾數次對筆者談到,經濟學研究表明,中國古代勞動生產率,從漢代到晚清兩千年來發展很小,經濟規模的發展主要是人口(勞動力)增加帶來的。據美國史學家麥迪遜Angus Maddisa估計,從漢朝到一九五〇年,中國的人均實質GDP總共只增加了百分之十八左右。

  宋元之後留存至今的圍屋、圍村逐漸多了起來,如今東莞等珠三角地區的古村落,建村歷史有的可以上溯至宋代,一般的都可以明確為明清時期。這些古村落、古民居成為我國民居建築中的瑰寶。而分佈於新界各處的圍村、圍屋,以活生生的實物歷史告訴人們,香港歷史上並非有些人形容的“不毛之地”,它們在歷史上,好比中原士大夫和勞動人民,逃避戰亂、共建美好家園的“桃花源”。

  (作者為中國歷史文化學者、北京市檔案學會副理事長、中國國家博物館研究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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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任編輯:陳旭 chenx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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