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料歷史】梁啟超與袁世凱——信札見證中國近代史

  一九一四年國民政府參政院開院合影,二排左八為梁啟超。《袁世凱與北洋政府》,商務印書館,一九九四年。作者供圖

  文|單凌寒

  梁啟超(一八七三至一九二九年),清末“戊戌變法”時期維新派二號人物;袁世凱(一八五九至一九一六年),“戊戌變法”關鍵時刻背信棄義,向手握重兵的慈禧太后親信直隸總督榮祿告密,慈禧太后悍然發動政變,囚禁光緒皇帝、追殺維新派,“戊戌六君子”喋血菜市口。“百日維新”失敗,康有為(一八五八至一九二七年)、梁啟超亡命日本,袁世凱與光緒皇帝、以“康梁”為代表的維新派,成為政治上的死敵。

  當時清宮傳言,光緒帝臨終在空中寫“斬袁”兩字,囑咐胞弟醇親王載灃(一八八三至一九五一年)為他報仇。光緒、慈禧太后兩日之內相繼去世後,載灃年僅三歲的兒子溥儀繼位,時年二十六虛歲的載灃以“攝政王”身份,與光緒帝遺孀隆裕太后共掌國政,首先以辦理外交失誤開了袁世凱的缺。

  舊畫像:光緒皇帝與康有為(右)梁啟超(左)。作者供圖

  歷史作弄人的是,三年後的一九一一年十月十日(宣統三年八月十九日)“武昌起義”爆發,清廷卻不得不起用在河南老家賦閒的袁世凱來對付革命黨,舊曆八月二十三日即任命袁世凱為湖廣總督,南下鎮壓各地起義;九月十一日(公曆十一月一日)任命袁世凱為內閣總理大臣,令其兼程返京。九月二十六日(公曆十一月十六日),袁世凱組織“責任內閣”。而從“武昌起義”,到舊曆年底十二月二十五日(一九一二年二月十二日)清帝決定退位,這決定中國命運的四個月時間裏,十多年政治死敵的梁啟超、袁世凱,重又走到一起。在袁世凱組織的“責任內閣”裏,梁啟超被任命為司法部副大臣。

  梁啟超宣統三年十月初六日(一九一一年十一月二十六日)信札。作者供圖

  國家博物館藏梁啟超一件信札原件,正是此時身在日本的他,通過友人與袁世凱討論這項政治任命的。通過信中內容可見,此時梁啟超願意摒棄前嫌,既非與袁世凱“利益交換”而“暗通款曲”,亦非“沽名釣譽”而“逢場作戲”,而是貫徹自己“保皇”、“改良”的一貫主張。而梁啟超在權衡自己出山與否,於國於民利弊之後,婉拒就任。這是歷史轉折關鍵時刻的重要信函,彌足珍貴。

  何人受書 莫衷一是

  此信札作于宣統三年十月初六日(一九一一年十一月二十六日),所用為“開化紙”類方形信箋,縱高二十六釐米、橫闊二十四釐米,印製紅欄,縱向十一行,中心部分浮水印漢隸背景文字四行:“遠道相思,所白不既,惟萬萬為國善攝。”是説尺素有限,千言萬語難盡衷腸,惟盼受書人為國家保重貴體。後另行紅字署“飲冰集《張公方碑》”,表示以上是集東漢《張公方碑》即《張遷碑》(“君諱遷,字公方”)字。飲冰,梁啟超書齋號“飲冰室”。全信四頁,計八百餘字。

  一九二四年梁啟超(右二)會見來華訪問的印度詩人泰戈爾(右三)。作者供圖

  此信札文物公佈後,一向受到研究者高度重視。但此信開頭無受書人姓名,致使不少論者把過多精力用於討論受書人為誰,至今莫衷一是。中國國家博物館藏品原登記為“梁啟超寫給楊度的信”。上世紀二十年代末丁文江、趙豐田名著《梁啟超年譜長編》收錄此信,認為是寫給羅癭公(名惇曧,一八八〇至一九二四年,與梁同為康有為弟子)的;後來有學者又考證為寫給潘若海(?至一九一六年,即潘博,康有為弟子及兒女親家)的。

  筆者認為這並非至關重要,重要的是信函內容揭示的歷史真相。因為此信是這期間梁啟超與袁世凱之間,就是否回國任職密集往還的多件電報、書信之一。此信寫好後四天,舊曆十月十日(十一月三十日),梁啟超致內閣電説:“有函託潘達,潘丁艱(即父或母喪),別(即另外)託人。”

  袁世凱收到電報,正急於知道梁啟超信的詳細內容,于公曆十二月十五、二十一日,通過同朝為官的梁士詒等梁啟超的朋友打聽。所以此信是由好友、同時被任命為學務副大臣的楊度轉達的,還是由羅癭公、潘若海或者其他人轉達的,只是誰更便利的問題。但它系統全面闡述了梁啟超對武昌起義後時局發展的看法,重要的是其內容。

  信件全文如下:

  昨上一書,計達不審。已謁項城否?今日由使館轉來初三日明諭,敦促就道,奉讀惻然。鄙人既確信共和政體,為萬不可行於中國,始終抱定君主立憲宗旨。欲求此宗旨之寔(實)現,端賴項城。然則鄙人不助項城,更復助誰?至旁觀,或疑為因大勢已去,引身規避。此則鄙人平生所決不屑為者。鄙人既抱一主義,必以身殉之,向不知有強御之可畏。昔者與不法之政府鬥,率此精神;今日與不正之輿論鬥,亦因此精神耳!項城若真知我,當不至以此等卑怯根性疑我也。至此次所以堅辭不就職者,凡辦事貴期于有成,當不惟其名,而惟其寔,當用所長,而不當用所短。吾自信項城若能與吾推心握手,天下事大有可為。雖然今當舉國中風狂走之時,急激派之所最忌者,惟吾二人。驟然相合,則是並為一的,以待萬矢之集。是所謂以名妨寔也。吾自問,對於圖治方針,可以獻替于項城者不少。然為今日計,則撥亂寔第一義,而圖治不過第二義。以撥亂論,項城坐鎮于上,理財治兵,此其所長也;鄙人則以言論轉移國民心理,使多數人由急激而趨於中立,而趨於温和,此其所長也。分途赴功,交相為用。而鄙人既以此自任,則必與政府斷絕關係,庶可冀國民之漸見聽納。若就此虛位,所能補於項城者幾何?而鄙人則無復發言之餘地矣。此所謂棄長用短也。熟思審處,必當先開去此缺,乃有辦法。望公以此意代達項城。項城明眼人,必能相喻于無言也。

  共和之病,今已見端,不出三月,國民必將厭破壞事業若蛇蠍,渴思所以易之。其時,則我輩主義獲伸之時也。而此三月中,最要者需保京師無恙,其下手在調和親貴,支持財政,項城當優為之;次則因勢利導,轉變輿論,鄙人不敏,竊以自任。鄙人無他長,然察國民心理之微,發言搔着癢處,使人移情于不覺,竊謂舉國中無人能逮我者。今所為文已成者不少,惟當分先後,擇時然後布之。如用兵然,前鋒主力相機而進,攻暇不攻堅,避其朝往,擊其暮歸。今茲革軍之奏奇功,得諸兵力者僅十之三,得之言論鼓吹者乃十之七。今欲補救,固不可,然非與項城分勞戮力,則亦無能為役也。望公為達此意。

  毛澤東秘書田家英小莽蒼蒼齋藏《康有為致沈曾植》書札。作者供圖

  名兩渾。十月六日。

  落款“兩渾”,在梁啟超其他信件中也有,康有為致參與變法維新活動的女兒康同璧信,也有署“兩渾,九月廿二日”,説明是當時一種熟人間書信的署名方式。道光時人文康《兒女英雄傳評話》第四十回,書信末署“兩渾,即日”。朝鮮王朝以中文為官方語言,似乎更喜此用法,乾隆時期朝鮮學者樸趾源等學者即有使用。《中韓大辭典》解釋,是用於祕密書信落款,代替署名,意思是互相認識的人,又作“兩知”、“兩隱”或者“兩宥”,類似如今“知名不具”。而這種朝鮮式、日本式的中文詞彙,是近代旅日中國學者常用的,頗具時代特徵。

  君主立憲 寄望袁氏

  宣統三年舊曆九月二十六日袁世凱組成“責任內閣”,十月初三清廷通過駐日使館向梁啟超發出“明諭,敦促就道”。十幾年前同志被殺,自己遭清廷通緝亡命日本,而此時維新派擁戴的光緒皇帝英年早逝,“奉讀惻然”,是梁啟超詩人氣質的自然流露。接着集中申述“堅辭不就職”的原因:武昌起義發生後,當務之急“則撥亂寔(實)第一義”,欲撥亂反正,就需要袁、梁二人分工合作:“項城(袁世凱河南項城人,故稱)坐鎮于上,理財治兵,此其所長也;鄙人則以言論轉移國民心理,使多數人由急激而趨於中立、而趨於温和,此其所長也。分途赴功,交相為用。”欲化解武昌首義造成骨牌效應,當務之急是把“舉國中風狂走”的革命激情冷卻下來。支撐他與袁世凱合作的政治基礎,是自己“始終抱定君主立憲宗旨”,而“欲求此宗旨之寔(實)現,端賴項城”。

  梁啟超一九二六年書楹聯:“千里清秋,挑燈看劍;十分好月,曲岸持觴。”作者供圖

  歷史和歷史人物是複雜的,魯迅先生曾總結民國初年幾位當政者説:“這中間只有袁世凱略知怎樣對待知識分子對穩定統治最為有利,相形之下,後來的統治者識見淺薄不足道。”

  梁、袁結識可以追溯到甲午戰敗後的一八九五年,清政府與日本簽訂喪權辱國的《馬關條約》後,以康有為、梁啟超為首進京趕考的士子“公車上書”(考生路費由官家負擔,故稱公車),揭開變法維新序幕。

  袁世凱參加了甲午戰爭,對當時中國製度落後的看法,與康、梁變法維新所見一致,於是在北京加入了康、梁創辦的“強學會”,並且捐銀五百兩。後來“戊戌變法”失敗前夕,維新派促請光緒帝示意袁世凱“勤王”,殺榮祿、軟禁慈禧太后,現在看來,對當時的袁世凱確實有些左右為難。後來到武昌起義發生前,袁世凱曾力薦清廷派遣五大員出國考察憲政,在天津創辦憲法研究所、自治研究所,聚集大批知識分子,表現出贊同甚至熱衷君主立憲的政治傾向,梁啟超便也開始有心聯袁。在寫給徐君勉的信中稱:“或須與袁言和,同戡此難亦未可知。”又提出“和袁,慰革(革命黨),逼滿,服漢”八字方針。

  一九一二年三月十日,袁就任臨時大總統後,梁與袁電信往來不斷,袁擬在上海為梁開設報館。九月,梁在袁世凱電請下終於歸國,並於一九一三年九月受任為熊希齡內閣司法總長。直至一九一五年,袁世凱稱帝之心漸露,梁啟超發表《異哉所謂國體問題者》,兩人再次分道揚鑣。

  百日大限 預測國運

  武昌起義槍聲響起,清朝壽終正寢已露端倪,作為反對武裝暴動、力主君主立憲的梁啟超,與袁世凱再度合作成為不得已抉擇,這些其實毋庸贅述。此信反映的梁啟超對武昌起義後歷史走向的分析預測,值得注意。

  信中兩次提到“三月”大限:“共和之病,今已見端,不出三月,國民必將厭破壞事業若蛇蠍,渴思所以易之。其時,則我輩主義獲伸之時也。而此三月中,最要者需保京師無恙”。他認為武昌起義之後中國政局何去何從,關鍵期以三個月為大限。他是向着維持清朝統治的角度看問題。一方面是武昌起義後實行共和不超過三個月,就會軍閥混戰,天下大亂,遭殃的是百姓,共和必然遭到國民反對。這應是他由太平天國、捻軍之亂看到的歷史教訓。因此另一方面,這三個月裏必須保持首都北京不能亂。於是提出,“其下手在調和親貴,支持財政,項城當優為之;次則因勢利導,轉變輿論,鄙人不敏,竊以自任。”

  武昌起義後事態發展,清帝退位詔書揭示得很清楚:“民軍起事,各省響應,九夏沸騰”;“今全國人民心理,多傾向共和。南中各省,既倡義於前,北方諸將,亦主張於後。人心所向,天命可知。”從一九一一年十月十日武昌首義,到一九一二年二月十二日清帝頒詔退位,共計四個月零兩天。如果從梁啟超寫此信的一九一一年十一月二十六日算起,到清帝決定退位,則為兩個半月。三個月的預測,應該説是非常準確的。對於腐爛透頂、風雨飄搖的晚清王朝來説,一有風吹草動,是非成敗百日之間立見。當年“戊戌變法”號稱“百日維新”,慈禧太后百日之內關閉了歷史給清朝統治者自救的最後一個窗口;十三年後,民主革命在武昌首義百日之間,結束了晚清政府的腐敗統治。

  毛澤東秘書田家英小莽蒼蒼齋藏《梁啟超致江標》書札。作者供圖

  碑學實證 “歐底魏面”

  梁啟超和康有為一樣,是晚清“碑學”書法理論倡導者和踐行者。他在《書法指導》中指出:“臨帖不如臨碑,乾隆以前帖學很盛,中葉以後碑學代新,直到現在坷羅版發明,帖學有恢復的希望。”學書法選擇碑還要“取法乎上”,以六朝碑拓為首選,開出的具體書單是魏碑《龍門二十品》。

  他學書由唐碑開始,師承主要是唐顏真卿《祭侄稿》、歐陽詢《張翰帖》、《夢奠帖》,因為“想得翰林,也學過些那時候的翰林字”。青年時期接受阮元、康有為影響,進入魏碑,致力於《張猛龍》、《張黑女》、《李超墓誌》等碑刻。“戊戌變法”後亡命日本臨行時,仍不忘帶上心儀的碑帖,在流亡期間特別是最後幾年,臨池不輟。大致在一九一二年他四十歲前後,實現了唐人碑帖與魏碑的融會貫通,納北魏碑版筆意於行書作品中。

  信箋所見,他此時練過《張遷碑》,還有《張壽碑》、《曹全碑》等漢碑隸書。而書信使用的字體,筆者認為基本上是“歐底魏面”——歐陽詢的骨架、魏碑的局面。像他提倡“詩界革命”一樣,書法上遵循傳統書學中的“古法”,探索新路,以清雋平和的韻致,恂恂儒雅的氣度,給以陽剛為主體的碑學書法帶來陰柔之美,獨具藝術魅力。

  (作者為中國國家博物館藏品一部文博館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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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任編輯:陳旭 chenx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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