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料歷史】清代皇帝寶璽的密碼

  國家博物館“復興之路”展出的“大清受命之寶”,為“盛京十寶”之第一寶。作者供圖

  文|姜舜源

  “為官失印”,在中國人的語境裏,是不可饒恕的失職和糊塗。因為官印是權力的信物。粵劇《六國大封相》裏,蘇秦縱橫捭闔了不起的巔峰,是“佩六國相印”。瀏覽秦漢等古印璽就會發現,官職越低成員就越多,留下來的印章也越多;官職越高、成員越少,留下來的印章也越少。

  皇帝“正寢”交泰殿內存放“二十五寶”的寶匱。作者供圖

  到了最高統治者皇帝,一時天下無兩,所以歷史上留下的皇帝寶璽絕少。秦始皇時丞相李斯命人以著名的“和氏璧”刻制“傳國玉璽”,作為國家法統的象徵,之後兩千年其行蹤撲朔迷離,歷代統治者則趨之若鶩,演繹的“尋寶”故事不絕於書。清代最後一位皇帝宣統皇帝卸任直接進入民國,所以唯有清代皇帝的寶璽完整地留存至今。

  乾清宮東廡中間的端凝殿,原先存放清代皇帝生前所佩朝珠。作者供圖

  清代象徵國家最高統治權即如今所謂“公權力”的印璽有兩套。一套是“現役”的,一套是“退役”的。不論哪一套,清朝歷代皇帝都極端重視。乾隆皇帝把現役的寶璽數量法定為二十五顆,存放在皇帝“正寢”、相當於國家元首辦公廳的乾清宮後面的交泰殿裏,號稱交泰殿“二十五寶”,全神貫注,日夜守望,簡直是“寤寐思服”。

  兩套寶璽,兩套密碼

  “二十五”,是乾隆皇帝設定的具有象徵意義的“密碼”:祈求清朝“享國二十五代”。退役的舊寶璽,由王子、大臣以皇帝出行時的儀仗恭奉,八旗和沿途守軍接力護衞,送到清室“龍興之地”盛京(今遼寧瀋陽)皇宮,在宮中最高的鳳凰樓上封存,號稱“盛京十寶”。機緣巧合的是,清朝皇帝未能實現傳國二十五代的願望,從順治皇帝入主中原到宣統皇帝“遜位”,正好十代,“十寶”的十倒成為實際的“密碼”。

  國博碧玉“皇帝之寶”印模。作者供圖

  清朝歷代皇帝還有不少個人的“私章”,譬如常見的“康熙御筆之寶”、“乾隆宸翰”、“三希堂精鑑璽”以至“宣統御覽之寶”,他們代表皇帝個人,而不是代表國家“公權力”。但是,乾隆皇帝依然將它們納入“二十五”密碼系統,製作了存儲它們的“寶藪匣”,也是二十五層,每代一層,放在祭祀祖先御容畫像的景山主座殿宇“壽皇殿”裏。

  清代皇帝佩戴的“朝珠”,由特殊的“東珠”組成。作者供圖

  清代皇帝着“正裝”朝服時佩戴的“朝珠”,也是皇帝身份的象徵,同樣納入“二十五”密碼系統。大內正寢乾清宮東廡正中的“端凝殿”裏,存儲皇帝生前御用朝珠的寶匣,也設計為二十五層,每代一層。以上國寶、帝璽、朝珠,被乾隆帝稱為“尊藏三大事”。

  大衍天數,二十有五

  乾隆皇帝設定“二十五”密碼,不是一時興起,是經過深思熟慮的。清朝典章制度,從早期太宗以至順、康、雍時期,沿用明制,並根據實際需要有所損益。乾隆十一年(一七四六年)春,他下令整理以往所用寶璽,確定為二十五顆;同時着《國朝傳寶記》,説明來龍去脈。其原始表述是:“取《周易》大衍,‘天數二十有五’之義,定為二十有五之數。”《周易·繫辭上》:“大衍之數五十有五,其用四十有九。”先秦人稱占卜為“衍”,漢代人稱占卜為“演”。大衍,《周易》算卦蓍草總數,為五十五策,但只用四十九策。《繫辭上》又把單數作為“天數”、雙數作為“地數”,天數相加為“天數二十有五”;地數相加為“地數三十”;兩者相加,“凡(合計)天、地之數五十有五”。以五十五的變化,潛通鬼神變幻莫測(“此所以成變化而行鬼神也”)。乾隆帝當初就是用《周易》天數總和二十有五,來確定代表天子公權力的寶璽的數目。

  清人是很相信“命數”的,清帝始祖永陵所在的遼寧省新賓滿族自治縣,埋葬着清太祖努爾哈赤之父及以上六世祖,永陵的後靠山“啟運山”有十二峰,當地滿人民間相傳,這就預示了清朝有十二位皇帝。

  “二十有五”另一層含義,是他考察歷史,發現歷史上傳位最多、持續時間最長的王朝是東周,共二十五王。當初定寶數之時,就暗暗採用“姬周故事”即周朝歷史,默禱上蒼,祈求自己的王朝能夠多得上天眷顧保佑,傳國二十五代。他藏在心底的這一想法,直到八十六歲當了太上皇以後才説出來。所謂“姬周故事”,指周公輔成王定鼎于郟鄏即洛陽,“卜世三十、卜年八百”。即以《周易》占卜,得到卦象是周朝可以傳位三十代、歷年八百。後來周平王又由西京鎬即後世長安城遷都洛陽,又開東周二十五代王業。這與清太祖努爾哈赤、太宗皇太極,在關外盛京(今瀋陽)奠基,順治帝入主北京,似歷史重現,所以乾隆帝如此比附。但他也知道“斯亦韙矣,此實侈望”,即都是痴心妄想。其最可取者,是承認所有王朝終究歸於滅亡:“敬思自古以來,未有一家,恆享昊命,而不變者。”他在《避暑山莊後序》裏承認,此處經營得比漢唐離宮別苑,有過之而無不及,若他的後代沉迷於此處享樂,就會壞了天下大事。因此特別提醒:若他的後代忘記他的告誡,“則與國休慼相關之大臣,以及骨鯁忠直之言官,執予此言以諫之可也;設諫而不從,或且罪之者,則是天不佑我國家,朕亦無如之何也,已矣!”大臣們應該拿出他這篇文章去進諫,如果進諫不聽甚至加罪予人,那就是大清朝氣數已盡。後來咸豐皇帝在英法聯軍入侵北京之時,果然躲到避暑山莊,最後無顏回京,而死於此園。

  受命之寶,皇帝之寶

  故宮交泰殿存放着代表清代皇權的“國璽”——“二十五寶”。作者供圖

  國家博物館“復興之路”展出的“大清受命之寶”,為“盛京十寶”之第一寶,與二十五寶第一寶印文相同,其用途是“以章皇序”,含義應有兩層,一是整個清代的歷史地位,二是嗣皇帝的合法地位。此寶鈐用場合不多,碧玉質,滿文本字、漢文篆書,蹲龍紐,附系黃色綬帶及牙牌,牙牌兩面分別用滿漢文刻:“大清受命之寶匱”。

  國博“古代中國”在陳碧玉“皇帝之寶”,是“盛京十寶”的第三寶。作者供圖

  國博“古代中國”在陳“皇帝之寶”,屬於“盛京十寶”的第三寶:碧玉“皇帝之寶”,筆者考證是順治、康熙初期所用。國博藏順治七年(一六五〇年)十二月二十日《皇父攝政王喪儀合依帝禮詔》鈐蓋此章。

  國博藏順治十八年(一六六一年)閏七月十三日《招撫鄭成功部下詔諭》,用的也是國博所藏碧玉“皇帝之寶”。作者供圖

  順治十八年(一六六一)閏七月十三日《招撫鄭成功部下詔諭》滿漢文本末各鈐蓋一方,八月初九日《招撫劉二虎、郝搖旗詔諭》,滿漢文本末各鈐蓋一方。

  國博藏順治十八年(一六六一年)八月初九日《招撫劉二虎、郝搖旗詔諭》,用的是國博所藏碧玉“皇帝之寶”。作者供圖

  順治皇帝于這年正月初七日去世,發佈這道詔書的實際上是嗣君康熙皇帝。國博館還藏有康熙元年(一六六二年)三月十二日《俘獲永曆帝宣捷詔諭》,也鈐蓋此璽。到康熙二十年十二月二十日《三藩平定,維新庶政,大沛寬和詔諭》,已經換用“盛京十寶”當中滿文本字、漢文篆書青玉“皇帝之寶”。“皇帝之寶”用於“以布詔敕”,是最常使用的象徵皇權的印信,故退役的也多,在“十寶”佔了三顆。

  故宮博物院珍寶館展出的金質“奉天之寶”是“盛京十寶”第五寶,是方三寸七分,厚九分,交龍紐高二寸,滿文篆書。作者供圖

  清代寶璽都採用篆文,有玉箸篆、芝英篆、九疊篆(即尚方大篆)、柳葉篆、小篆、殳篆、鐘鼎篆、懸針篆、垂露篆九種,分作九個等級。《大清會典》規定了不同篆體應用範圍:“御寶用玉箸篆,諸王則芝英篆,文臣則有尚方大篆、小篆、鐘鼎篆、垂露篆;武臣則有柳葉篆、殳篆、懸針篆。”明清寶璽採用的玉箸篆,基本上遵守秦代李斯小篆的規範,與現存《琅琊刻石》比對可見其間淵源。乾隆帝以中國曆代統治者繼承人自居,保持秦皇以來法統,沿用正宗秦篆,最愛標榜自己沿用“李斯蟲鳥之舊”、“(嬴)政、(李)斯之物”。清代寶璽精雕細琢,印文底面平整光潔,各處均在同一平面上,也是寶璽與民間印章所不同的。

  秦皇傳統,以六為紀

  以寶數寄寓特殊理念,由來已久,不是乾隆帝的發明和清朝的專利。《史記·秦始皇紀》,二十六年(公元前二二一年)完成統一大業,開創新紀元,同時決定:“數以六為紀,符、法冠皆六寸,而輿六尺,六尺為步,乘六馬。”

  出土于敦煌一棵樹漢晉烽燧遺址的晉元康三年(二九三年)符信。作者供圖

  符,符信,就是印璽,位列第一。在秦始皇之前,印、璽是通稱,就像普通人也可以稱“朕”一樣。秦始皇開始專以“璽”稱皇帝印信。漢末才女蔡文姬的父親蔡邕《獨斷》指出,秦始皇規定“皇帝六璽”:皇帝行璽、皇帝之璽、皇帝信璽、天子行璽、天子之璽、天子信璽,均飾“玉螭虎紐”(玉製,龍虎印紐)。這是秦始皇定製,《晉書·輿服志》稱:“乘輿(指皇帝)六璽,秦制也。……漢遵秦不改。”

  秦漢數字尚六,或許與《易》六爻,以及“大明(太陽)終始”,“時乘六龍以御天”有關,沿用上古神話。

  書法、篆刻都是中華傳統文化的傳統學問,今天研究者標新立異的空間有限。中國最古老的文化典籍《周易·繫辭》裏説:“上古結繩而治,後世聖人易之以書、契。”文字發明之前,中國人用打繩結的辦法記錄事情,後來我們民族的先聖發明了書和契。書,就是寫;契,就是刻。這就是所謂“書契”同源。現在能見到的最早連篇累牘的文字實物—甲骨文,有些能看到先寫後刻的痕跡。印章是在固定的材料上刻字,刻字從文字起源那天就出現了。所以關於印章起源有三代、殷商、西周等不同看法。筆者不贊同追根溯源越早越好的做法,從實用功能來看,印章是直接脱胎于春秋戰國時期的“封泥”。

  大致成書于這個時代的《周禮·地官·掌節》裏説:“門關用符節,貨賄用璽節,道路用旌節。”東漢學者鄭玄注:“璽節者,今之印章也。”“如今‘鬥檢封’矣。”唐代學者賈公彥解釋:“漢法,鬥檢封,其形方,上有封檢,其內有書。”鬥檢封,是官方發給的蓋印封簽的通關文書。簡單説,春秋戰國到秦漢時期的印章,好比如今海關通關文書裝訂處打上的火漆印。在東漢蔡倫發明大規模造紙技術之前甚至之後一段時間裏,公私文書多書于竹簡木牘上,把簡牘捲起來,加上一個“檢”,好比如今的信封;“檢”上署接受機構的名稱或受書人姓名,然後用繩捆紮,將泥封在繩結處,再在泥上蓋上印章。這就是“泥封”,留存至今的叫“封泥”,以秦漢時期為多。如今我們看到戰國、秦漢印章一般都是“陰文”,因為鈐印在泥封上,就成為陽文,這與後來至今把印章蓋在紙上,效果剛好是相反的。秦漢朝廷泥封用的泥,“皆以武都紫泥封之”,宋學者趙彥衞《雲麓漫鈔》説,這就是“紫泥封詔”。武都,在今甘肅隴南市,紫泥是歷史上此地的一種特殊黏土。如今我們所稱“印泥”,也來自秦漢及之前的“封泥”,只不過不用“武都紫泥”而用“硃砂”合成。

  (作者為中國歷史文化學者、北京市檔案學會副理事長、中國國家博物館研究員)


關注大公網《晨讀香江》公眾號

責任編輯:陳旭 chenxu

熱聞

  • 圖片

大公出品

大公視覺

大公熱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