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鄭渝川:新自由主義不死?

新自由主義的核心觀點是,市場總是有效的,即便不能形成完美市場,也是最有效的,而公共部門(政府)低能又自大,因此需要為市場的自發運作創造良好條件,盡可能(最好全部)減少政府對經濟的幹預和對社會事務的參與。

  與1970年代的通貨膨脹讓凱恩斯主義在西方世界變得聲名狼藉一樣,肇始於美國次貸危機的全球經濟危機對新自由主義的聲譽造成了很大影響。新自由主義的核心觀點是,市場總是有效的,即便不能形成完美市場,也是最有效的,而公共部門(政府)低能又自大,因此需要為市場的自發運作創造良好條件,盡可能(最好全部)減少政府對經濟的幹預和對社會事務的參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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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自由主義經濟政策的發源地美國發生了「占領華爾街」運動,社會普遍批評新自由主義

  但通過美國次貸危機、金融危機,人們看到的卻是:在新自由主義意識形態影響下,1980年代至2008年,美國金融領域一直在去監管化,刺激金融創新、帶動經濟繁榮的同時,也帶來了空前的金融冒險,最終引爆出係統危機……因為「大而不能倒」,華爾街投行依靠美國政府施加援手幸存了下來。與之同時,許多學者、媒體人乃至普通民眾都注意到,放鬆、解除監管的另一大後果就是環境惡化。環境危機與資源危機、金融危機疊加出現,這被認為是市場失靈的新特征。

  新自由主義總能找到證據,哪怕是孤證,也要堅決反駁對市場缺陷的任何批評。仍以金融危機、經濟危機為例,一些篤信新自由主義意識形態的經濟學者堅稱,危機的出現,在於監管解除得還不夠徹底,認為以美聯儲為代表的各國央行等監管機構在貨幣政策等方面的失誤,激活了道德風險。新自由主義反對任何形式的政府監管、參與和幹預,認為只有將之排除在外,才能形成所謂的完美市場,繼而達到經濟定理和理性最優。最近兩年來,隨着美國經濟漸趨複蘇,新自由主義的論調又開始在全球盛行。

  對新自由主義進行簡單化的意識形態批評,顯然是毫無意義的,並且也因否定了這種經濟學應用立場、意識形態的正面作用和曆史意義,顯得過於狹隘。更為重要的是,許多人所知的新自由主義的理論和政策實踐對手,實際上要比新自由主義暴露出更多弱點,如果僅僅滿足於非此即彼的選擇,對政府包辦經濟和社會事務的曆史教訓視而不見,只會幫助新自由主義的再度流行。

  英國沃爾克大學商學院政府與公共管理研究所所長、經合組織專家顧問、牛津大學前社會學教授科林·克勞奇所著的《新自由主義不死之謎》一書,試圖打破政府或市場、幹預或放縱、凱恩斯主義或哈耶克主義(弗裏德曼貨幣主義)非此即彼的二元循環,在公正評價新自由主義的基礎上,找到這種偏執化的經濟學理論思想、政策思路「不死」的奧秘。

  新自由主義的崛起

  在工業化國家整個近代曆史階段,乃至現代曆史階段的前半段,自由主義表現為主張經濟自由者與主張社會自由者的共識。19世紀末20世紀初,產業、金融壟斷的出現,導致了自由主義者內部發生分裂,社會自由者傾向於對已探索建立社會福利體係的工業化國家政府提供支持,而經濟自由者則向舊制度的保護者和法治缺失造就的壟斷新貴靠攏。1929年大蕭條以及此後的羅斯福新政,進一步造成了雙方的分化。經濟學家凱恩斯的學說,以及後來以凱恩斯主義面世的政府幹預經濟理論,並不是經濟自由主義者所說的毫無效果、全是問題,而是在一定時期內取得了太好的效果。

  凱恩斯主義的致命弱點是無法克服通脹壓力,這個弱點隨着經濟發展表露得越來越明顯,弗裏德曼貨幣主義等新自由主義開始取得優勢。新自由主義之所以受到歡迎,就在於其不僅終結了越來越難以取得成效的經濟刺激政策,而且還取消了政府或工會為保護工人做出的種種努力,要求將國有企業、公共服務單位實行私有化,迎合了企業家階層、政府官員、投資者等方面的利益,更得益於此時發生的產業結構調整,讓原先擁有很強行動能力的(制造業)工人階級陷入了自然衰亡。從這個意義上講,新自由主義取代凱恩斯主義,成為近幾十年來統治全球政策領域的理論體係,是符合邏輯的。

  科林·克勞奇認為,新自由主義具有多項積極意義。其一,為政府主導的社會提供了一定突破口,終結了服務效率低下的國企或政府附屬單位壟斷某些行業、公共服務領域的局面;其二,解決了大型複雜社會特有的政府行為集權化或孤立化的問題;其三,相比其他政治、經濟理論體係,顯示出較強的兼容性。從第三點不難看出,「不死」的新自由主義,其實是顯得相對溫和而非絕對化排除政府幹預、社會福利的一支。

  新自由主義的缺陷

  盡管新自由主義者當中可能出現分化,但不管在其他問題上表現得溫和與否,都堅稱完美市場不僅完全可能存在,而且將從根本上解決社會和經濟問題。科林·克勞奇認為,一個完美市場的存在,需要滿足一切物品皆可被定價、進入市場無障礙且存在無數廠商和消費者、持續存在大量的交易願望、市場參與者信息完全對稱、經濟和政治分離等五個條件,但這都是無法實現的空想。理由在於,市場不能解決外部性,存在無法標價的商品,信息交易成本決定了信息不對稱的絕對性,許多行業存在大量的且難以消除的進入壁壘並因此帶來財富與權力的不平等,喪失信心會阻止潛在的廠商和消費者進入市場,現實中存在重大信息障礙等。

  新自由主義者的一個堪稱最為善良也最不切實際的願望,就是實現政治與經濟的分離,讓市場最充分地發揮調節作用。工業化國家過去幾十年間實現的去監管化、去社會福利化進程,實際上就是富人利用資源支持驅動的政策調整,是金錢力量對民主的侵蝕。科林·克勞奇在《新自由主義不死之謎》書中對企業控制市場揭穿了新自由主義者關於企業會自覺遵守市場規則的一廂情願的想象。

  二戰後工業化國家普遍啟動的福利國家建設,帶來了公共服務失靈這一大新問題。新自由主義者為此開出的藥方是推行私有化、對不能實施私有化的領域建立市場運作和績效考核、私人供應商和承包商通過公共籌資體係與公共部門展開競爭、探索內部市場、使用企業標準對政府行為進行考核。不久前逝世的英國前首相撒切爾夫人當政時,就相當完整地采用了上述政策方案,一定程度上讓英國經濟走出了低穀,但這種成效仍然是階段性的,絕非撒切爾夫人的擁躉們所稱的「治愈了英國病」。科林·克勞奇結合英國、美國等國推行新自由主義私有化改革方案的政策實踐指出,對公共服務失靈的市場化策略,其實也有諸多硬傷:在克服公共機構失靈或低效問題的同時,又再度觸發了市場失靈;績效考核導致了層級控制的強化;價格機制在所謂內部市場和公私部門競爭中作用有限;公共服務行業過度采用企業考核標準而偏重效率指標、忽略了服務質量。

  新自由主義驅逐凱恩斯主義的同期,在英美等國,金融資本主義正在勃興,經濟全球化特別是金融全球化格局也在形成。這種情況下,被解除了絕大多數監管束縛的金融業,有着極強的冒險衝動去開展風險交易。當然,也可以說,金融體係變得如此複雜,即便舊式監管不被廢除,也很難滿足監管的需要。凱恩斯主義留存下來的一個最大遺產卻是,市場主體普遍相信,金融冒險及由此造成的損失如果足夠嚴重,最終政府將出面兜底,這就是所謂的「大而不能倒」。我們可以這樣表述,凱恩斯主義最小化跟新自由主義最大化的結合,成為了加快市場風險積累及這種風險集中引爆速度的驅動器。

  • 責任編輯:宋代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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