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東高院:于歡有防衞性質 因當時有被侵害行為

  23日,山東高院對上訴人于歡故意傷害案二審公開宣判,認定於歡構成故意傷害罪,但屬於防衞過當,依法對其減輕處罰,將原審法院判處的無期徒刑,改判為有期徒刑五年,這一社會廣泛關注的案件在法定審限內審結。為使社會公眾全面了解案件的有關情況及二審裁判,記者就有關問題採訪了山東高院負責人。

  記者:山東高院在二審期間主要做了哪些工作?

  山東高院負責人:我們高度重視於歡案件的二審審理工作。

  一是及時組成合議庭。3月24日,該案二審受理後,即確定了合議庭成員,並在高院官方媒體發佈了相關資訊。

  二是切實保障各方訴訟權利。合議庭迅即與案件當事人取得聯繫,告知其相關訴訟權利,並充分保障了相關人員庭前查閲、摘抄、複製卷宗材料以及庭審中陳述、質證、發表辯護、代理意見等權利。

  三是全面審查事實證據,認真梳理一審認定的事實證據及其存在的問題,提審于歡,實地查看了案發現場。

  四是召開庭前會議。解決了是否申請回避、是否公開開庭審理、庭審範圍等程序性問題,並就事實證據、出庭證人名單等問題聽取各方意見,為庭審的集中審理打下了基礎。

  五是公開開庭審理。落實以審判為中心的改革要求,依法通知蘇銀霞、杜建崗出庭作證;通知當事人家屬,邀請人大代表、政協委員、特邀監督員、專家學者、律師代表、媒體代表、基層群眾代表共100餘人旁聽了庭審;採取“圖文+階段性視頻播報”的方式,對案件庭審進行了長達15個小時的直播,最大程度地實現了庭審的公開透明。

  記者:二審判決認定於歡的行為具有防衞性質的依據是什麼?

  山東高院負責人:于歡的行為是否具有防衞性質,是本案法律適用的焦點之一,也是訴訟各方爭議、社會公眾關注的核心。二審認定於歡的行為具有防衞性質,主要有以下考慮:

  一是案發時存在對於歡母子的不法侵害情形。杜志浩等人在較長時間裏對於歡母子實施了限制人身自由的非法拘禁行為、侵害人格名譽的侮辱行為和對於歡間有推搡、拍打、卡項部等肢體行為。

  二是不法侵害正在進行。當於歡母子欲隨處警民警離開接待室時,杜志浩等人將二人攔下,並對於歡推拉、圍堵,在於歡持刀警告時仍出言挑釁並步步逼近,對於歡的人身安全形成了威脅。

  三是于歡具有防衞意圖。于歡在實施捅刺行為前進行了警告,在杜志浩言語挑釁並逼近時才實施捅刺行為,且僅對圍在身邊的人進行捅刺,可見其行為主要是為阻止對方實施侵害。

  四是防衞行為針對的是不法侵害人。被刺死的杜志浩和被刺傷的嚴建軍、程學賀、郭彥剛均參與實施了限制于歡母子人身自由的不法侵害行為,杜志浩還直接實施了侮辱于歡母子等不法侵害行為。

  不法侵害是指危害他人人身、財產以及其他合法權利的行為,既包括犯罪行為,也包括一般違法行為。不法侵害行為是違法還是犯罪,不影響正當防衞的成立,哪怕對一般違法行為也可以進行防衞,不能因為不法侵害沒有達到犯罪程度,就否定行為的防衞性。

  記者:二審認定於歡的行為超過必要限度的主要依據是什麼?

  山東高院負責人:根據刑法規定,對不法侵害行為人有權進行正當防衞,同時對正當防衞規定了限度條件,明顯超過必要限度造成重大損害的,屬於防衞過當。評判防衞行為是否過當,應當從不法侵害的性質、手段、緊迫程度和嚴重程度,防衞的條件、方式、強度和後果等情節綜合判定。具體到本案:

  一是從不法侵害行為和防衞行為的強度看,杜志浩等人實施不法侵害的意圖是給於歡母親施加壓力以催討債務,在於歡實施防衞時,杜志浩等人此前進行的侮辱行為已經結束,此時只是對於歡有推拉、圍堵等輕微暴力行為,而於歡實施的是致人死傷的防衞行為。

  二是從雙方使用的手段看,杜志浩一方雖多人在現場但均未攜帶使用任何器械,而於歡持刃長15.3釐米的尖刀進行捅刺。

  三是從防衞的時機看,于歡是在民警已到達現場處警、警車在院內閃爍警燈的情形下實施防衞,公安機關已經介入事件處置,于歡當時面對的不法侵害並不十分緊迫和危險。

  四是從捅刺的對象看,杜志浩對於歡母子實施了侮辱、拘禁行為和對於歡間有的推搡、拍打等肢體行為,其他被害人未實施侮辱行為,而於歡在捅刺杜志浩之後又捅刺了另外三人,且其中一人即郭彥剛系被背後捅傷。

  五是從造成的後果看,于歡的防衞行為造成了一人死亡、二人重傷、一人輕傷的嚴重後果,嚴重超出了不法侵害人對其推拉、圍堵、輕微毆打通常可能造成的人身安全損害後果。

  六是從案件起因看,本案系熟人社會裏發生的民間矛盾糾紛。雙方都生活在冠縣這個不大的縣城,蘇銀霞和吳學佔互相認識,也是通過熟人介紹發生的高息借貸關係,發生糾紛後又通過熟人作了調解,這與陌生人之間實施的類似行為的危險性和危害性顯有不同。綜上考慮這些情況,二審法院認定於歡的防衞行為明顯超過必要限度,且造成了重大損害,屬於防衞過當。

  有人認為,于歡的行為應屬特殊防衞,不存在防衞過當問題。我們認為,這種説法法律依據不充分。根據刑法規定,特殊防衞的前提是防衞人面對正在進行行兇、殺人、搶劫、強姦、綁架以及其他嚴重危及人身安全的暴力犯罪,而杜志浩等人實施的不法侵害不屬於以上嚴重危及人身安全的暴力犯罪,因此本案不能適用特殊防衞的規定。

  必須指出,法律既要尊重和保護人身自由和人格尊嚴權利,也要尊重和保護生命健康權利,公民的正當防衞權作為國家防衞權的補充,其強度及可能造成的損害不能超過法律容許的範圍。此案中杜志浩的“辱母”情節雖然褻瀆人倫、嚴重違法,應當受到譴責和懲罰,但不意味着于歡因此而實施的防衞行為在強度和結果上都是正當的,都不會過當。相反,認定於歡的行為屬於防衞過當,構成故意傷害罪,符合法律規定和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原則以及司法的公平原則。

  記者:二審對於歡的量刑出於哪些考慮?

  山東高院負責人:對於歡判處五年有期徒刑,是經過反覆斟酌、慎重考慮的,體現了嚴格公正司法的精神。根據刑法規定,故意傷害致人死亡的,處十年以上有期徒刑、無期徒刑或者死刑;防衞過當的,應當減輕或者免除處罰;減輕處罰應當在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幅度內量刑。確定對於歡適用減輕處罰還是免除處罰,不僅要看其防衞行為與不法侵害行為的適當程度,還要看損害後果的嚴重程度,比較防衞行為所保護的法益與損害的法益之間存在的差距。于歡及其母親蘇銀霞的人身自由權遭受限制,人格權遭受言行侮辱侵犯,身體健康權遭受輕微暴力侵犯,但于歡持利刃捅刺4名不法侵害人,造成重大人身傷亡,防衞行為的強度和造成的損害已超過維護自身權益和制止不法侵害行為所容許的範圍,兩者之間明顯失衡,免除處罰顯然與防衞過當造成重大傷亡後果的犯罪行為不相適應,對於歡減輕處罰更符合罪刑相適應原則。

  于歡具有防衞過當的法定減輕處罰情節、歸案後如實供述的法定從輕處罰情節,以及在案發前因上被害人具有嚴重過錯的酌情從輕處罰情節。具體而言,本案系由吳學佔等人催逼高息借貸引發,蘇銀霞多次報警後,吳學佔等人的不法逼債行為並未收斂。案發當日,被害人杜志浩當着于歡之面公然以裸露下體的方式侮辱其母,雖然距于歡實施防衞行為時已過去一段時間,且於歡捅刺杜志浩等人時不排除有報復杜志浩辱母行為的情緒,鑑於這一侮辱情節的惡劣性質,在倫理上應當受到嚴厲譴責,在刑罰裁量上應當作為對於歡有利的情節重點考慮。此外,于歡當庭不認罪,沒有自責、悔罪表示,也是應該酌情考慮的量刑情節。綜合考慮于歡犯罪的事實、性質、情節和危害後果,對其判處有期徒刑五年。

  記者:社會普遍關注的“辱母”情節具體情況如何?

  山東高院負責人:根據二審查明的事實,案發當日21時53分,杜志浩進入接待室後,用污穢語言辱罵蘇銀霞,往蘇銀霞胸前衣服上彈菸頭,將褲子褪至大腿處裸露下體朝坐在沙發上的蘇銀霞等人左右轉動身體。在雙方人員馬金棟、李忠勸阻下,杜志浩穿好褲子,後又脱下於歡的鞋拿到蘇銀霞的鼻子處,被蘇銀霞打掉。其中脱褲子裸露下體的“辱母”情節雖然性質惡劣,但隨即被雙方人員共同制止,上述所有不法侵害行為在當晚22時17分民警進入接待室前也均已停止。由於杜志浩當晚大量飲酒,血液酒精含量達148毫克/100毫升,實際上處於醉酒狀態,其對蘇銀霞的侮辱行為屬借酒撒瘋、酒後失德。網傳“杜志浩等十餘人在長達一小時時間裏用裸露下體等手段凌辱蘇銀霞”“杜志浩等脱鞋塞進蘇銀霞嘴裏、將菸灰彈在蘇銀霞胸口”等與庭審查明的事實不符,于歡、蘇銀霞均未證實聽到或者看到“討債人員在源大公司播放黃色錄像”。

  記者:二審裁判對一審判決作了哪些改變?

  山東高院負責人:二審判決明確指出,原審判決存在的主要問題是認定事實不全面,部分刑事判項適用法律錯誤。在案件事實方面,除了上面我們提到的“辱母”情節問題,二審判決還就引發本案借貸關係的真正主體、吳學佔等人實施討債行為的完整過程、案發當晚杜志浩等人實施逼債行為的具體情形、于歡實施捅刺行為的具體情境等,依據二審審理查明的事實證據在判決中作了反映。我們相信,網傳的一些失實的事實、情節,在二審庭審以及今天的宣判後都已經澄清。關於部分刑事判項適用法律錯誤的問題,主要是對於歡行為性質的認定上,二審已經予以糾正。

  于歡案件是近年來少有的引發社會廣泛關注的一起刑事案件。如何使二審裁判符合法律規定並回應人民群眾的公平正義觀念,是我們在二審期間認真深入思考的問題。工作中,我們主要把握了以下幾點:

  一是堅持實事求是原則。用事實説話,確保二審判決認定的事實都有相應的證據加以證明,而且,據以定案的證據都經過了庭審的查證。

  二是體現公平正義觀念。“天理、國法、人情”是老百姓通常判斷是非曲直的最直觀標準。在二審裁判的過程中,我們始終注重站在人民群眾的角度,將心比心、換位思考,對於歡以及杜志浩等人的行為進行客觀評判,並體現在案件的裁判結果中,力爭使“紙面上的”法律規定,通過“有温度”的裁判被人民群眾所認可。

  三是貫徹平等保護理念。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是法律的基本原則。法官作為居中的裁判者,不能因為于歡是基於杜志浩等人的不法侵害而實施了防衞行為,就忽略或否定其行為所造成的重大損害後果,不適當地免除對於歡的刑事處罰,應該綜合考慮案件的事實證據,並嚴格依照法律規定,對於歡的行為作出認定和處理;同理,也不能因為杜志浩等人實施了侮辱、不法侵害等行為,就忽視和否定對其4個年幼子女權利的保護。

  記者:于歡案件給辦案機關哪些教育和啟示?

  山東高院負責人:于歡案件是因媒體報道而引發社會廣泛關注的一起刑事案件。雖然媒體、網友們對案件的評論各異、觀點不同,但絕大多數社會公眾都希望二審法院能在查清案件事實的基礎上,依法公正作出處理。今天,山東高院依法對案件作出裁判,二審審判程序雖已劃上了句號,但我們對案件的反思、總結要認真進行。

  一是樹立嚴格司法的理念。于歡案件之所以引發社會廣泛關注,除了案件本身的因素以外,也與一審辦案機關收集、固定、審查證據不規範、不全面,裁判認定事實不全面,説理不透徹等有關。在今後的工作中,辦案機關要牢固樹立嚴格司法的理念,切實將證據裁判的要求落實在案件辦理的全過程,既要把與定罪、量刑有關的案件的核心事實搞準確,又要深入了解、準確把握、綜合考量與案件有關的社會背景、前因後果、傳統文化、民情風俗等邊際事實,使公正裁判建立在嚴密、準確、全面的證據體系之上,併合乎我國傳統文化和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所倡導的道德倫理,確保案件質量經得起法律和歷史的檢驗。

  二是深入推進以審判為中心的刑事訴訟制度改革。于歡案件的二審審理過程,也是落實以審判為中心的刑事訴訟制度改革要求的過程。該案的二審,全面實現了事實證據查明在法庭,訴辯意見發表在法庭,公正裁判形成在法庭。今後,辦案機關要深入落實庭審中心要求,運用好庭前會議制度,積極推進證人、鑑定人等出庭作證制度的落實,通過法庭審判程序的公正實現案件裁判結果的公正,確保庭審在認定證據、查明事實、保障訴權、公正裁判中發揮決定性作用。

  三是堅持公開審判原則。從媒體報道情況看,旁聽於歡案件二審開庭的各界代表稱讚法庭是“正義的殿堂”“法治的課堂”。這一效果的取得,得益於庭前工作的充分準備,更得益於二審對庭審活動的最大限度的公開。辦案機關要更加重視司法公開的作用,讓所有的訴訟活動都以公開透明的方式展現出來,把開放的法庭變成普法的課堂,把法庭的裁判變成普法的教材。

  四是積極回應社會關切。辦案機關要認真梳理案件引發社會關注的主要方面、分析案件引發社會關注的具體原因,將社會關注轉變成查找差距、改進工作、補齊短板的巨大動力,並以實事求是、開誠佈公、真誠、友善的態度,對社會關注的問題給予積極回應,努力贏得社會對裁判的信任、認可與支持。

責任編輯:張尋 DN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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