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料歷史】圖雲關——青山碧水記友誼

  抗戰時期,時任圖雲關中國紅十字會救護總隊總隊長林可勝博士(新加坡華僑)領導國際援華醫療隊投身救國事業。作者供圖

  文|何雁

  細雨夾帶桂花的芳香, 我第一次來到貴陽。

  貴陽地名中,稱“關”者眾多。圖雲關地處城南,為歷代兵家必爭之地, 為東出湘桂咽喉要隘, 人稱“黔南首關”。

  關在山坳之上, 峰巒起伏, 樹木葱籠。一首小號獨奏《思念曲》悠揚深遠, 拉開“抗戰勝利七十周年暨國際援華醫療紀念活動”序幕。那天是二〇 一五年八月三十一日上午, 中外醫護人員後裔相聚一起, 追思先輩。我作為中國對外友協陪同也出席了。

  七十年前,圖雲關是中國紅十字會救護總隊駐地,三千多名醫護人員穿梭炮火之中,共完成手術十二萬台,醫治軍民六百餘萬人。其中,歐洲各國近三十名醫生,組成國際援華醫療隊,輾轉萬里來到貴陽,與中國醫護人員並肩作戰,譜寫了不朽篇章。

  緬懷先輩事蹟

  他們為何而來?抱有什麼信念?德國醫生孟樂克(Dr. Erich Mamlok)兒子羅伯特(Dr. Robert Mamlok)認為:“與法西斯主義作鬥爭,是父輩生命中最精彩部分。

  德國醫生孟樂克兒子羅伯特,在紀念活動上致辭。作者供圖

  正如波蘭醫生傅拉都(Dr.Szmuel-Moysze Flato)所説,為我們共同的自由而奮鬥。父親孟樂克醫生説,反法西斯鬥爭給他一個明確目的。活着遠遠不夠,老鼠活着,人類則需要為更多事業而努力奮鬥。

  “波蘭醫生戎格曼(Dr. Wolf Jungermann)來了,他寫道:我們帶着這輩子少有的衝勁與目標去工作。德國醫生顧泰爾(Dr. Carl Coutelle)也來了,他寫道:中國戰場是世界反法西斯戰爭一部分。通過抵抗日本帝國主義侵略,我們可以阻止法西斯蔓延,使我們重回家園,建設一個更好的社會。”

  “父親戰友、羅馬尼亞醫生柯列然(Dr. Bucur Clejan),引用愛瑪·拉扎露絲(Emma Lazarus)詩句説道:直到所有人民都解放了,我們自己才解放。同樣,帶着這種世界觀,他的妻子柯芝蘭(Gisela)、英國醫生高田宜(Dr. Barbara Courtney),以及奧地利醫生王道(Dr.Teddy Wantoch),都在中國獻出了寶貴生命。”

  歷史,從未消失在時間長河之中。這裏,外方後裔十個家庭三十人,中方後裔十四個家庭三十二人,五湖四海,匯聚一堂。羅伯特·孟樂克、時任救護總隊長林可勝(Dr. Robert Lim)孫女羅賓·拉姆斯登(Robin Lim Lumsden)、外孫女維維安·弗朗西斯·威特爾(Vivien Frances Whittal),一起為新立紀念碑揭幕。

  林可勝後人。左起:曾外孫女卡羅琳(Caroline Whittal)、外孫女維維安·弗朗西斯·威特爾、孫女羅賓· 拉姆斯登、曾外孫羅伯特(Robert Lumsden)。何雁攝

  “在圖雲關,與祖父戰友後裔們一起,懷念先輩,回憶往事,意義非凡。”林可勝孫女羅賓來自牙買加,她希望更多人了解祖父。外孫女維維安從英國趕來:“為了世界和平,中外醫護人員做出很大犧牲。如果沒有他們,成千上萬人會死去。我們不應該忘記那段歷史!”

  一九三九年冬,德國醫生白樂夫(Dr. Rolf Becker)、奧地利醫生嚴斐德(Dr. Friedrich Jensen)與捷克醫生紀瑞德(Dr. Bedrich Kisch),響應英國醫藥援華會號召,作為第一批志願者來到圖雲關。林可勝接見他們,討論軍醫問題,一直談到深夜。

  “林可勝為人謙遜,説話不慌不忙,帶有悦耳蘇格蘭口音,輕而易舉地以權威身份,成為這場討論的主角。這位出生新加坡的華人身上,有些品質極具魅力。他就讀蘇格蘭一所名牌學校與愛丁堡大學,曾作為廓爾喀團軍醫在法國服役兩年,還在東方第一流醫學院擔任生理學教授。

  “林可勝是不受正統思想束縛的人。國民黨的説教,他並不十分放在心上。他甚至批准把救護車隊派到有共產黨部隊作戰前線。”新西蘭友人詹姆斯·貝特蘭(James Bertram)《中國紅十字會》一文中記敍。

  美國記者史沫特萊(Agnes Smedley)《中國的戰歌》一書描繪:“敵機對準我們飛來時,我們才找地方隱蔽。林博士一直不停地説,如果為空襲而停步,中國就會一事無成。這位個子不高的醫生,戰前是一位温文爾雅的紳士,已經變得像鋼鐵一般強硬。如果他曾感到恐懼,對於被征服、被奴役的更大恐懼,已經克服了先前恐懼。國家的辛酸與苦難,他嘗得太多了。”

  日軍威逼利誘之下,無法拉攏林可勝為侵略中國服務,竟到新加坡將其妻女處死、逼迫其父出賣靈魂。林可勝把家庭悲劇置於腦後,全身心投入戰場救護。中國遠征軍赴緬戰鬥,情景之慘烈非常人可以忍受,他卻一直隨軍堅持到最後。

  “祖父經歷了殘酷戰爭年代。第一任妻子戰時去世,這對他來説是個打擊。戰後,他遠赴美國,專心學術研究。我想,這可以減輕他的痛苦,也是他最擅長的事。”一隻蜜蜂飛來,停在羅賓手上,“或許是我祖父來了。”她笑着説。

  追憶崢嶸歲月

  救護總隊宿舍十分簡陋,星羅棋佈在山坡之間。茅草搭成屋頂,竹片編成牆板,黃泥石灰糊住縫隙。貴陽雨水多,房屋既不防水,又不防寒。如遇幾日下雨不停,山溝水便會倒灌進來。

  奧地利醫生富華德(Dr. Walter Freudmann)描述:“離路遠一點的山谷,有一排看不到頭的簡陋棚子,那就是為全中國建立起來的樣板醫院。……每個棚裏住着六十個病人,一個挨一個,中間沒留一點地方。牀是粗木板做的,放在還帶着樹皮的圓木柱上。每個病人有一套被褥,沒有牀單。護理人員不足,正在護理病人的,一個也沒看到。病人都是自己在那兒呆着。屋裏光線陰暗,毫無修飾,完全不是我們歐洲人想像的大病房。”

  武漢失守後,湖南、鄂西、江西一帶成為前線,戰事十分緊急。這些外籍醫生再也無法忍受在後方醫院工作,提出“為赴前線而鬥爭”。國際援華醫療隊負責人傅拉都啟程赴湖南,醫療隊途中過渡船的照片,就是當年情景寫照。

  克里斯蒂娜(Krystyna Flato)是傅拉都女兒,定居瑞典。圖雲關紀念儀式上,她向貴陽市檔案館捐贈一面日軍旗幟。另據中國前駐波蘭大使館參贊王硯記述,傅拉都把一面日軍“武運長久”旗幟,捐贈中國革命博物館(今中國國家博物館),為中國軍隊在北尖山戰役中繳獲。

  歐斯勒醫生(Dr. Gabriel Ersler)曾作為國際縱隊隊員,參加西班牙內戰,多次提到傅拉都是一個好人。他説:“傅拉都在西班牙時,是我的頂頭上司。有一天,在阿拉貢前線醫療站,清晨四點多,睡夢中聽到有人進來,我立刻從牀上跳起來,原來是十三旅醫療隊長傅拉都。他像天使一樣笑開了,他説沒事,叫我再去睡覺,等會兒他再來。”

  西班牙內戰時,波蘭醫生戎格曼是林肯營軍醫,在穆爾西亞醫院工作,官階少尉。從西班牙撤退後,戎格曼前往中國參加抗戰。一九四五年,應聯合國善後救濟總署請求,他繼續留在中國,負責東北及北方醫療援助工作。

  波蘭醫生戎格曼女兒卡林(中)、女婿理查德(Richard Kleiner)(右)與外孫內森(Nathan Kleiner)(左)一家在圖雲關紀念碑前。何雁攝

  戎格曼女兒卡林·克萊納(Karin Kleiner)回憶説:“媽媽當時在中國,妹妹也在中國出生。中國醫療條件落後,他們努力救治傷患,開展傳染病防治工作。比如,防止水污染以保證民眾健康。父親醫治了許多傷員與難民。我為擁有這樣一位父親而感到自豪。”

  一位來自加拿大的短髮女士,個子精瘦,活力十足,她就是波蘭醫生陶維德(Dr. Victor Taubenfligel)女兒埃瓦(Ewa Taubenfligel)。陶維德醫生兩個侄子馬克(Mark)、亞當(Adam)及侄女阿妮亞(Ania)也趕來參加紀念活動。

  波蘭醫生陶維德女兒埃瓦(後排右)、兩個侄子馬克與亞當(前排)、侄女阿妮亞(後排左),在新立紀念碑前合影。何雁攝

  一九四〇年七月,日軍佔領越南,滇桂邊境告急。國民政府派國軍第五十師開往靖西縣桂越邊境佈防,因環境惡劣,惡性瘧疾流行,士兵患病頗多。幸而,救護總隊派來一名醫生,他就是波蘭人陶維德。

  中方醫護人員記述:“他成天工作,不事休息,夜晚也只有五六小時的睡眠,而臉上總是笑呵呵的。對病人不論官兵一視同仁,用熱情的手勢,表達他對病人的關心。由於陶醫生不怕髒、不怕累,態度親切和藹,大大帶動了我軍醫護人員,更教育了他們,使他們不再呵斥病兵,病兵也願意接受治療。陶醫生在三個多月時間裏,從這個連到那個連,辛勤地、熱情地、精心地治好了上千個病人。”

  露天圖片展上,幾幅羅馬尼亞醫生楊固(Dr. David Iancu)照片,勾起兩個女兒對父親的懷念。一九四二年春,楊固在雲南搶救病人時,感染斑疹傷寒,高燒兩週不退。德國醫生巴利(Dr. Herbert Baer)長途跋涉趕來為他治病,在一名中國女護士精心護理下,楊固身體才得以康復。女兒坦尼亞(Tania Iancu)感歎道:“如果沒有他們,父親也許活不下來,也就沒有我們兄妹四人了。”

  埃馬努埃爾·克魯克曼(Emanuel Druckman)來自以色列,是羅馬尼亞醫生柯列然外甥。在新立紀念碑上,他找到了舅舅與舅媽名字,像孩子一樣高興地雀躍起來。不遠處,兩個英俊少年被一群中學生包圍,忙於埋頭簽名。原來是德國醫生白樂夫孫子哈里(Harry)與馬克斯(Max),受到明星般追捧,成為全場一大亮點。

  銘記珍貴友誼

  德國醫生孟威廉(Dr. Wilhelm Mann)兩個侄女,海倫(Helen Brunner)與路易莎(Louisa Brunner)帶來一本回憶錄,書名叫《有辦法》。對孟威廉來説,當年戰亂生活沒什麼大不了,“總會有辦法”,把樂觀精神演繹得淋漓盡致。

  孟威廉醫生兩個侄女。何雁攝

  孟威廉不是國際縱隊隊員。一九三八年底,德國法西斯大規模搜捕猶太人,他僥倖逃脱,流亡到上海,經友人介紹,決定去救護總隊服務。到達圖雲關後,他被安排到倉庫工作,負責藥物與化學品分析檢驗。一九四九年,他入職上海中國科學院,並與一位中國姑娘結了婚。

  孟威廉一個侄女回憶説:“我七歲那年,第一次見到叔叔。最深的印象是,叔叔口袋裏,有很多彩色的小鳥羽毛。對於圖雲關往事,叔叔一開始説得不多,生命最後幾年,他才提起這段歷史,使這本回憶錄得以面世。”

  “文革”伊始,孟威廉受到衝擊,應老友顧泰爾醫生邀請,回到民主德國,任職柏林洪堡大學。顧泰爾是國際縱隊隊員。一九三九年秋,他抵達圖雲關,赴新一軍五十師任醫療隊長,在雲南、貴州、廣西、重慶開展救護。一九四三年,他隨中國遠征軍進入緬甸。抗戰勝利後,定居民主德國,先後在洪堡大學、哈雷大學任病理學教授。

  顧泰爾兒子查爾斯(Dr. Charles Coutelle),兩抹濃眉,眼鏡框下一對深邃眸子,特意從英國倫敦趕來。他表示:“中外醫護人員後裔相聚貴陽,一起重温父輩並肩奮戰歷史,是一次非常難得的機會。”

  二〇一五年八月三十日子查爾斯,在中外醫護人員後裔座談會上發言。作者供圖

  甘保中(Prof. Jose Kaneti),可稱作“貴陽人”。他出生在圖雲關,離開中國時,年僅兩歲;重回出生地,已年過七旬。父親甘揚道醫生(Dr. Ianto Kaneti)是保加利亞人,母親張蓀芬是中國醫護人員。甘揚道於一九三九年來到圖雲關,曾任第三中隊中隊長,率隊赴前線救護。抗戰勝利後,甘揚道攜妻兒返回故鄉。

  一九八三年,甘揚道夫婦訪華前夕,顧泰爾於六月十三日寫信給張蓀芬,談起英國女醫生高田宜。信中提到,高田宜在政治上受到嫌疑,即國民黨當局懷疑與不信任。

  親愛的蓀芬:

  讓我立刻回覆你的信吧,可惜的是:我對高田宜講不出太多東西。她出生於一個英國很好的家庭,但是她並不滿足於這種生活方式。更多的事我也不知道,顯然她自己過去不願談起。

  為尋求改變,她到過印度,在普特里亞一個家庭住了較長一段時間。她接受印度哲學影響,特別受到甘地思想與生活的影響,決定過簡樸生活,用醫學知識幫助最需要的地方。這樣,她決定到中國去,並參加在北方工作的印度醫療機構。

  但是,這些使她在政治上受到嫌疑(十分荒謬)而被困在圖雲關。她感到十分痛心,她的好意與人道意圖受到非難,不準參加醫務工作,連閲讀醫學文獻也受到限制。因此,她強烈要求參加一個到廣西的醫療隊,那裏發生了鼠疫。

  她在感冒情況下,匆忙打了防疫針,幾小時後得了急性腦膜炎。出現病症不到二十四小時,她就死了,當晚正是一九四二年三月八日國際婦女節前夕。

  我們把她葬在圖雲關紅十字會醫院的小墓地裏,豎立了一塊墓碑,上面刻有她的中英文名字,還種了一棵松樹。

  她是一位善良、真摯與誠實的婦女,願意成為有用的人。她的善良願望與為人服務的完美條件都被踐踏,實在令人痛心。

  親愛的蓀芬與揚道,我祝願你們在中國旅行順利、愉快。這個國家與人民,我與我組中每個人一樣,都熱愛過。請你們回來後給我寫信!!!

  時光流轉,斗轉星移,昔日烽火早已散盡;史海鈎沉,擷取往事,再現英雄偉岸身影。青山碧水,必定銘記這份珍貴友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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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任編輯:陳旭 chenx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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