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料歷史】從孔雀裘説到“閉關鎖國”

  故宮博物院藏“乾隆孔雀羽串珠彩繡雲龍紋吉服袍”。作者供圖

  文|姜舜源

  清代中國是“閉關鎖國”,“以天朝自居”,“夜郎自大”;林則徐是“近代中國睜眼看世界第一人”,諸如此類,一經范文瀾等前輩權威學者提出,似成“不刊之論”。實際上,隨着史料不斷髮現及研究深入,假使范先生如今健在,他也會修正自己的見解。筆者不認同清朝特別是清中期以後的對外政策,但可以肯定的是,整個清代基本不是以“閉關鎖國”為國策。本文透過《紅樓夢》描述的俄羅斯入口孔雀裘,聯繫到乾隆孔雀羽朝袍等,以當時服飾時尚及文獻資料,揭示清中期正常情況下,中外聯繫的歷史真相。

  康熙皇帝面對彼得大帝統治下的沙皇俄國侵佔中國東北領土,進行兩次收復失地的“雅克薩之戰”,簽訂《中俄尼布楚條約》;接着三次“御駕親征”漠北,平定沙俄支持的蒙古準部葛爾丹叛亂,那是瞪大眼睛看世界;康熙諸皇子,除滿語、漢語、蒙古語外,有的還會英文、俄文;康雍乾時代宮中有大批外國人,康熙皇子允褆與葡國人徐日升開玩笑剃鬍子,康熙帝批評他不懂事(康熙《庭訓格言》)。

  清朝“以天朝自居”的對象,是在當時認定的“天下”範圍內。“天下”包括全國和各附屬國,此間中國人不存在“夜郎自大”問題。而西方各國屬於“泰西”(泰,大;泰西,“大西洋”即其遺意),不在“天下”範圍內。康雍乾三代不是不了解世界,而是了解不夠,因而沒有及時調整政策、採取措施,以應對西方發生的巨大變革。歷史對此應“問責”的,特別是在位六十四年的乾隆皇帝。乾隆時期確定“粵海”“一口通商”的政策,出發點在規管外貿,而非實行“閉關鎖國”政策。及至道光時期帝國主義侵略中國,關鍵是不能“知己知彼”,朝廷上下不知所措,因而該敗的敗、不該敗的也敗。此時採取的對策與其説“閉關鎖國”,不如説是把頭埋進沙裏的“鴕鳥政策”,此後直至五四時期,更多的是“妄自菲薄”,根本不是什麼“夜郎自大”。“保護貿易自由”,只是西方發動侵華戰爭的幌子;自認“閉關鎖國”,是無意中上了他們的當。

  國家博物館藏清人繪《大觀園圖》局部。作者供圖

  公卿之家時尚“洋貨”

  《紅樓夢》第五十二回“勇晴雯病補孔雀裘”,反映了乾隆時期公卿之家喜歡“洋貨”的時代風尚。賈母收到兩件羽毛做成的高檔時裝。一件是以野鴨面部兩頰周圍皮毛製作的“鳧靨裘”,賞給美女薛寶琴。一件是以孔雀羽毛織成的氅衣“孔雀裘”,賞給愛孫賈寶玉。賈母特別解釋説:“這叫做‘雀金泥’,這是俄羅斯國拿孔雀毛拈了線織的。”寶玉披着這件“孔雀裘”不小心被炭爐濺出的火星燒了一個洞,先是讓人拿到市面上,想找“能幹織補匠人織上”,但“都不認得這是什麼,都不敢攬”。於是正在感冒發高燒中的婢女晴雯,帶病連夜織補:“晴雯先將裏子拆開,用茶杯口大小一個竹弓,釘繃在背面,再將破口四邊用金刀颳得散鬆鬆的,然後用針縫了兩條,分出經緯,亦如界線之法,先界出地子來,後依本紋,來回織補。補兩針,又看看;織補不上三五針,便伏在枕上歇一會。”

  清道光時期著名人物畫畫家費丹旭所繪《紅樓十二釵冊》之“黛玉葬花”。作者供圖

  單是這一回,寶玉日常生活中使用的洋貨就不少。例如鼻菸壺,“麝月果真去取了一個金鑲雙金星玻璃小扁盒兒來,遞給寶玉。寶玉便揭開盒蓋,裏面是個西洋琺琅的黃髮赤身女子,兩脅又有肉翅,裏面盛着些真正上等洋菸。”這是個金地包鑲俗稱“金星石”玻璃的囊匣,囊匣裏是有小天使圖案的洋琺琅鼻菸壺。

  清道光時期著名人物畫畫家費丹旭所繪《紅樓十二釵冊》之“史湘雲醉卧芍藥圃”。作者供圖

  薛寶琴的父親是經常跑“海口”(海關)的商人,“我八歲的時節,跟我父親到西海沿上買洋貨。”這父女還結識了“真真國的女孩子,才十五歲,那臉面就和那西洋畫上的美人一樣,也披着黃頭髮”,此女“通中國的詩書,會講五經,能做詩填詞。因此,我父親央煩了一位通官煩她寫了一張字,就寫她做的詩。”這時寶琴就拿出當日所書詩篇來炫耀,結果眾人聽了,都道:“難為她,竟比我們中國人還強。”連大觀園女兒國的小姐們對外國人都有如此認識,你説當時中國人“夜郎自大”嗎?“閉關鎖國”嗎?

  國家博物館藏清人繪《大觀園圖》局部。作者供圖

  但是,中國人“崇洋”,往往“土洋結合”。因為中國歷史悠久,一面引進,一面在自己歷史文化裏找依據,與“夜郎自大”兩回事。比如孔雀裘,在南北朝時就有,《齊書》記載:文帝制孔雀毛裘;文惠太子性奢侈,制珍玩之物,織孔雀毛為裘,光采金翠,過於雉頭遠矣。(〔宋〕李昉《太平御覽》卷六九四)一九五七年北京明代定陵考古發掘,出土萬曆皇帝龍袍中,也有幾件是用孔雀羽線織繡龍紋的。

  孔雀羽朝袍和鳧靨裘褂

  《紅樓夢》此回描寫,説明孔雀、鳧雁羽衣是乾隆時期服裝時尚。而這種時尚也進入了宮廷。如果説《紅樓夢》中官宦之家孔雀裘,是原裝俄羅斯進口服裝,那麼作為皇家御用服飾,則需要內府加工製作。

  不管是皇帝朝服“九龍十二章”,還是親王“七龍”,與官僚或者民間都不同。更重要的是,皇帝或皇室成員的服裝不但是“量身訂製”,而且是“量身訂織”,織出的袍料已經是成衣前後、兩袖、領口俱備,而不是一般的一幅面料而已。這就需要在面料紡織的時候,就嚴格依據服用者身材尺寸進行。比如六歲的小皇帝,與身材高大的成年皇帝一樣,都是完完整整的九條龍。

  “乾隆孔雀羽串珠彩繡雲龍紋吉服袍”局部特寫。作者供圖

  這件文物是一九五八年收購入藏故宮博物院的,現定名為“孔雀羽串珠彩繡雲龍紋吉服袍”,是清代專供皇家御用服裝的“江南三織造”之一的“蘇州織造”的“蘇繡”傑作,為乾隆時期作品,可以肯定是皇家御用品。此袍身長一百四十三釐米,兩袖通長二百一十六釐米,胸圍一百三十四釐米,下襬長一百二十四釐米,袖口寬十八釐米。為圓領、大襟、右衽、馬蹄袖端、左右兩開裾、直身式袍。袍身共繡有九條五爪正龍和行龍,其中前胸、後背、兩肩各繡一條正龍,前、後、底襟及裏襟共繡行龍五條,龍與龍之間點綴“暗八仙”、“雜寶”、“三多”、“多福”、“多壽”,最下方是五彩雲朵、蝙蝠、壽山、福海等吉祥圖案。

  它雖有五爪九龍,但並無皇帝才有的“十二章”(從《尚書》記載帝堯開始的天子服裝十二種紋飾:日、月、星、山、龍、華蟲、宗彝、藻、火、粉米、黼、黻),以及“兩開裾”(袍裝下半部分“裳”的兩側開裾),而不是皇帝的“四開裾”(“裳”兩側、前後均開裾)等制式特徵,所以推測是親王等出席慶典活動時穿着的吉服袍,又稱“蟒袍”。但它在形式、工藝、材質、紋飾諸方面都匠心獨運、巧奪天工,極其尊貴,顯然不是一般王子所得服用,也不可能大批量生產,因此筆者比較贊同是乾隆皇帝弘曆作皇子“寶親王”時服用。因為弘曆雖也是普通皇子,但其太子身份自雍正帝即位後即呼之欲出;而乾隆時皇位繼承人一直處於保密狀態,乾隆帝不會給予某人特殊待遇,哪位皇子也不會凸出自己惹火燒身。

  此蟒袍整體以“七枚三飛”藍色素緞作原料,使用米珠、珊瑚珠、孔雀羽線、捻金線、捻銀線、龍抱柱線、五彩絨線等高檔繡料,進行不露緞地的“滿繡”工藝。在所繡各種圖案之間,以孔雀羽線盤釘“鋪翠”,形成孔雀羽基調。孔雀羽線的捻制,是將直徑約零點三毫米的孔雀羽的羽小枝,捻在直徑約零點二毫米的絲線芯上。捻制時不能將絲芯完全包住,以免捻好的線變硬;既要捻得細而均勻,又不得傷及羽毛。精工細作,真的是“工匠精神”。

  故宮博物院也藏有一件類似賈母賞薛寶琴的“鳧靨裘褂”。這件長褂為圓領、對矜、平袖、後開裾,身長一百四十五點五釐米、兩袖通長二百二十三釐米、袖口寬三十釐米、胸寬七十七點五釐米、下襬寬一百二十一釐米、後裾長六十四點四釐米。鳧靨,鳧的臉;裘,裘皮;鳧靨裘,鳧臉部的皮毛。這件服裝的面料,是用長九點五、寬六點二釐米的鳧靨裘,一塊壓一塊拼縫而成,共計約七百二十塊。此衣裝從不同角度看,會閃現藍綠、深紫等不同色澤,光彩明媚。它的性質類似皮草,毋須紡織過程,故其工藝複雜程度遠低於孔雀羽朝袍。此物是一九六〇年代收購徵集的,經鑑定也是清代乾隆時期作品。

  乾隆五十八年(一七九三年)英國使臣馬戛爾尼所攜英王送給乾隆帝的禮物之一自來火槍。作者供圖

  一口通商非“閉關鎖國”

  實際上洋貨是當時富貴人家和皇家高檔消費品。清宮鐘錶、藥材、香料等進口商品多得很。那時不但進口商品,更引進科學技術。最典型如現存南京紫金山天文台的鎮館之寶──北京古觀象台“八大天文儀器”:璣衡撫辰儀、紀限儀、黃道經緯儀、地平經緯儀、地平經儀、赤道經緯儀、天體儀、象限儀,據北京天文館專家研究,採用的基本上屬於西方天文學原理,由康熙時期供職清廷的比利時人南懷仁等設計製造。

  大量外國商品進口國內,大量絲綢、茶葉、瓷器等中國貨出口國外,那麼當時到底是否“閉關鎖國”?這是一個涉及清代外貿乃至中外關係史的複雜課題。漢代特別是唐宋以來,中國總的來説一直是外貿大國,這就是如今“一帶一路”戰略的歷史依據。到了清朝康熙二十三年(一六八四年),確立粵、閩、浙、江“四口通商”,實行接近近代海關制度的管理。上世紀五十年代起,內地史學界主流觀點認為,清代實行的是“閉關鎖國”政策,其最有力證據就是乾隆二十二年(一七五七年),確立的廣州口岸“一口通商”政策。

  但是近年歷史研究揭示,粵海關收入相當於其他三關總和,其他三關業務有限;特別是粵海廣州十三行管理制度完善,中國在對外貿易中長期處於出超地位,白銀的流入充實了清政府國庫,增加財政收入;還有清廷部署解決西北邊患平定準噶爾戰爭等國家安全方面考慮,最終促使乾隆帝做出“一口通商”決定。經濟史研究顯示,本身基本不產白銀的中國,至鴉片戰爭前,世界上約百分之八十的白銀卻在中國;僅東印度公司一六三五至一七六二年,輸入中國白銀就達六百一十萬多兩(錢江《十六至十八世紀國際間白銀流動及其輸入中國之考察》)。這未嘗不可作為檢驗當時外貿政策成敗的一個參照。外貿是政治問題,更是經濟問題,必須從經濟規律角度考察。“一口通商”不能與“閉關鎖國”畫等號。

  乾隆五十八年(一七九三年)英國使臣馬戛爾尼所攜英王送給乾隆帝禮物之一火槍。作者供圖

  歷史悲劇不在“夜郎自大”

  對外經濟文化交流,主動的一方往往是先進、發達的一方。漢代開闢絲綢之路、唐代陸上絲路繁榮,宋、元、明、清中前期海上絲路繁榮,都是這樣。當中國步入災難、落後的近代,已失去對外交流的高地,“閉關鎖國”企圖自保,確實是一股強大潮流。如今美國等西方國家出現內斂、收縮的主張,“把自己關入黑屋子”,與此類似。

  筆者認為,就個人才質來説,乾隆帝是一位傳統文人士大夫式的皇帝。他與祖父康熙帝的重要區別在於,他好比特別偏重文科的學生,而康熙帝是文理並重的學生。但這不代表他決策時保守。例如他繼位之初,就安排朝臣就是否“廢科舉”展開論證。最後的結論是,科舉不是選拔人才的最好途徑,但比較而言是可行而且相對公平的制度。“戊戌變法”提出“廢科舉”,是此後一百五十年的事情。以乾隆帝自信心爆棚的性格,根本無意採取“閉關鎖國”政策。

  與“夜郎自大”恰恰相反,乾隆帝對外國事務頗能見微知著。通過“英吉利國進自鳴鐘二座”一事,由英國的自鳴鐘製造技術水平,察覺到英國等西方國家科技發展情況,而為當時中國科學技術落後于西方深以為憂。為此做出系列安排,二、三十年間,反覆命令沿海各地總督、巡撫及早籌辦海防,“諭旨前後凡(共計)二十餘道”(何紹基《高宗政要》)。因此筆者認為,在“數千年未有之變”(梁啟超《戊戌政變記》)的關鍵時刻,以乾隆皇帝為代表的清朝當政者,不是沒有“睜眼看世界”,而是危機意識不夠,未能切實採取對策。以此時中國、英國同時展開的《四庫全書》(一七七二至一七八一年修成)、《不列顛百科全書》(一七六八至一七七一出版)工程為例。《不列顛百科全書》以為學術和啟蒙服務為宗旨,開了近代科學思想和科學技術發展先聲,而《四庫全書》依然在總結整理中華傳統文化,未能指出中國未來前進方向。而這自然也與乾隆帝這位“乾綱獨斷”而且特別偏重文科的學生密不可分。

  (作者為中國歷史文化學者、北京市檔案學會副理事長、中國國家博物館研究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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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任編輯:陳旭 chenx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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