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光南:美化“佔中”香港還會有法治?

        文 | 陳光南

  繼律政司不起訴收取“黑金”的反對派政客之後,終審法院對於黃之鋒等三人的暴力行為案件,作出推翻高院、維持原審裁判官社會服務令的判決。三人立即釋放,在社會上引起的後果是非常惡劣的。原因是終審法院強調了兩個觀點:第一,公民抗命即使違反法律,仍然是香港社會承認的;第二,高等法院的判刑指引,沒有追溯力,因為“佔中”事件發生在判刑指引的前面,所以,雖有暴力行為,也不必坐監,予以釋放。換句話説,“佔中”發生暴力事件,其他的被告人一樣通通都不必判處監禁,社會服務令就可以了。這可以説是一次特赦,大面積赦免了許多被告人。

  判決等同“特赦”“佔中”

  根據基本法第四十八條的第十二款,特赦的權力在行政長官,而不是在終審法官的手上。黃之鋒等三人使用暴力行為重新佔領“政府前地”,拉開了大規模“佔領中環”的序幕,這個暴力佔領行為,對其他青年人有明顯的教唆和示範的意義。其後參與“佔中”的人便使用鐵馬和竹枝撞擊立法會玻璃大門,並且搜查警車,數以十萬人計的香港居民因為道路被佔領失去了上班、營業的權利,政府總部的運作陷入了癱瘓狀態,銀行也沒有辦法開門營業,對對公眾的權益造成嚴重的侵害。這都是有目共睹的。

  廣大香港居民三年來一直要求律政司起訴有關煽動和策劃“佔中”的領導人,但是遲遲未對“佔中”作出檢控。現在終審法院提出了一個判刑指引沒有追溯力的觀點,所有犯事者就不必坐監了。公眾都知道判刑指引是一回事,判例法又是一回事。判例法早已經存在,既然美國英國的判例,早已經有人因為佔領,判處十六個月的監禁,為什麼終審法院拋開了判例法,而自行制定一個“判刑指引沒有追溯力”的觀點,讓被告人不用坐監?

  更加離奇的是,終審法院“公民抗命是香港社會所承認的”的觀點,與事實不符,與民意不符。這不過是終審法院法官的政治觀點。終審法院的判決認為,公民抗命不採取暴力,就沒有問題。我們則認為,公民抗命,連犯法者也承認自己是違法的,是觸犯法律的,既然觸犯了法律,侵犯了社會其他成員的權利,癱瘓了政府的運作,就有一個損害香港整體社會利益和法治的問題,就應該按照香港法律和判例法進行起訴和判決,絕對沒有理由公民抗命不使用暴力,就不會判坐監,不會給予嚇阻性的刑罰。

  所有法律的制定,無非是要保證社會在法律所規定的軌道正常運作,不會因為某些人的政治取向或利益,而令公眾產生恐懼、社會秩序癱瘓、公權無法行使、政府不能運作。為什麼美國出現了佔領華爾街事件,美國的法院對佔領者作出判刑,最重的判處十六個月監禁?法院是執行法律的機關,不應該無視法律所規定的刑罰的存在。

  “香港社會承認公民抗命合理合法”論,是不符合香港的憲制和法律規定的。請問,香港的立法會通過了“公民抗命合理合法”的法律沒有,完全沒有。基本法一百六十條條文,有沒有列明香港的公民可以用犯法的手段,反對他們心目中的不公義的社會現象?也沒有。因為所謂“不公義”,不同人有不同的尺度,有不同的定義,一百個人有一百個尺度。這樣就變成了沒有一個是非準則了。“佔中”發起的目標和實質,就是挑戰人大常委會關於香港憲制發展由人大常委會主導的憲制原則,這就涉及到終審法院對於中央管轄的事務採取什麼立場和態度的問題,現在終審法院認為“香港承認公民抗命”,也即是説,終審法院自己也支持“佔中”,所以變成了“香港終審法院承認公民抗命”。

  特首應及時向中央匯報

  根據基本法第一百五十八條,終審法院對與中央人民政府管理的事務或中央和香港特別行政區關係的條款如果要作出解釋,在終極判案之前必須提請人大常委會作出解釋,終審法院沒有這樣做,就匆匆忙忙轉一個彎,肯定“佔中”是維護公義的,反而人大常委會關於政制的決定變成“不公義”。在法理上和倫理道德上,變成了下級機關,否定了上級機關,被授權者否定了授權者。這在憲制的運作上,完全是一種顛倒和越權。

  在這樣的情況下,特區政府不應該坐視不理,應該維護基本法,應該維護香港的法治,向中央政府提交有關報告。

  新任的律政司司長立即支持了終審法院的判決,也支持了所謂判刑指引可以取代判例法的觀點,這樣也是令七百萬市民感到奇怪和大惑不解。袁國強提出了刑期問題的司法覆核,大得民心,但是,新任的律政司司長卻認為“佔中使用暴力”判處社會服務令也非常合適,這中間出現了什麼變化?理據是什麼?律政司司長應該到立法會向廣大市民作出一個清晰的交代。

  把“佔中”的事件進行美化和肯定,説成是“香港社會承認”,對香港的法治和社會穩定有什麼好處?如果再發生第二次“佔中”,誰來維護香港的社會秩序?放棄了法治的長城,七百萬香港居民將要承受嚴重的苦果,我們香港人怎麼會認同導致社會動盪和秩序失控的“佔中”的違法行為!

  資深評論員

責任編輯:張尋 DN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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