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港歷史的再探索--殖民經驗與現代性

香港是東方傳統與殖民經驗的合一體。

  大公網6月21日訊(記者 陳匯)香港城市大學日前舉辦“近世中國城市的殖民經驗與現代性國際學術工作坊”,眾多學者從不同角度解讀了香港歷史發展中的重要議題。這其中,本港的西醫教育以及港督金文泰的管治手段,是極為重要的討論方面,也反映了香港歷史的變遷。

  西醫教育和殖民管治在本質上是近代化過程中的產物。香港歷史發展在這兩個方面也都呈現出了獨特的樣貌。

  艱辛起步的本港西醫教育

  醫療是一個社會非常重要的公共服務,所以一個城市的醫療教育是非常重要的領域。香港浸會大學歷史系的羅婉嫺進行了題為《戰前香港西醫教育的建立》的報告。從中可以感受到香港西醫教育艱難而坎坷的起步和發展歷程。據了解,近代之後,西醫教育在中國的開展乃是以不同的方式存在和進行。醫務傳道 (Medical Missionary)、傳教士在華建立西醫醫院、訓練華人任醫護助手以及西醫醫院附設醫學院都是極為重要的西醫教育模式。在殖民的大環境之下,這也成為了香港開展西醫教育的一個大背景。

  1887年8月30日,何啟 (Ho Kai, 1859-1914)、萬巴德 (Patrick Manson)、湛約翰 (John Chalmers, 1825-1899)、楊威廉 (William Young, ?-1888) 及康德黎 (James Cantlie, 1851-1926 (James Cantlie) 等,組成新醫學院評議會,商討開辦華人西醫學校的事宜。1887年10月1日,香港華人西醫書院 (Hong Kong College of Medicine for Chinese) 開校典禮在香港大會堂舉行。這一西醫書院的成立的目的是:“將西方醫學帶進中國,減輕患者的痛苦,延長華人的壽命,改善中國的衞生。”

  比較有趣的乃是西醫書院的宗旨:“意在使中國入于醫術與現代科學之境,謂推廣醫術,所以增進中國人民之健康,發展科學,所以建設現代化之中國也”。而且辦校者也寄望西醫書院畢業生“成為大中華帝國之科學輸入之鑰匙”,為西醫在中國發展的棟樑。從更加宏觀和根本的目標上講,乃是“將越出香港小島,而影響且及於遠處,所有香港及其他通商口岸之人民疾苦,得賴本院畢業同學之高級治療學術為之解除”。從這個意義上説,西醫書院成立的目標不可謂不大。

  在師資方面,西醫書院並不遜色。大體上,由在港執業的西醫醫生或醫務官員,兼任教學工作,包括在雅麗氏紀念醫院工作的醫生,如夏鐵根 (William Hartigan)、佐敦 (Gregory Jordan)、萬巴德和楊威廉、院長譚臣 (John Christopher Thomson, 1863-?) 等。而一般意義而言,除了何啟,所有教師都是外國人。

  後來的歷史發展更加宏觀。西醫書院開校後,入學者不限於華人。1907年,刪除“華人”二字,改名“香港西醫書院”,學生主要來自香港、廣州或中國其他省份;亦有來自東南亞如馬來西亞、新加坡;另有美國、英國,自小接受英語教育,能以英語溝通。20世紀初,港督盧押 (Frederick Lugard, 1858-1945;港督任期:1907-1912) 支持開辦香港大學 (University of Hong Kong)西醫書院合併為大學的醫學院。有趣的是,在1887年至1912年,在128名西醫書院學生中,只有51人畢業。有些學生沒有畢業,或停學往其他地區繼續學業,如關景星 (Kwan King Sing, 1877-1955) 轉讀北洋西醫書院等。因此,西醫書院畢業率低、輟學率高。而這些畢業生,包括孫中山在內,對中國近現代社會的發展都產生了巨大影響。

  需要關注的是,當時的港英政府對西醫書院的支持比較有限。西醫書院由一群在港行醫的歐洲人及華人西醫醫生等自發開辦,不是由殖民政府所倡導。香港政府醫療政策的執行和改革,很大程度上阻礙了西醫書院畢業生的前途,部分歐洲人醫務官員質疑畢業生的執業資格。所以,康德黎敦促港府在“立案與募款”兩個方面,支持西醫書院的發展。

  再探前港督金文泰

  回溯香港的殖民歷史,則港督金文泰(Sir Cecil Clementi)是一個非常關鍵的角色。由於香港城市大學中文及歷史學系韓子奇、陳學然所作的《金文泰的殖民管治思想》對這位深刻影響了香港歷史的前港督的管治歷程進行了深入梳理。

  毫無疑問,金文泰非常了解中國文化。他出身於英國殖民地官僚世家,父祖輩乃至妻子家族,不乏資深殖民地高級官員。其叔父史密斯.金文泰是首批到港任職的官學生。他本人于1899年便以優等成績首選成為香港官學生,精通中文。他在1900年及1906年已通過粵語、國語考試,成績優異,跟隨有 “唐文大師”之稱的香港大學教師宋學鵬學習古文。金文泰把《粵謳》譯成英文,對於中國文化及古典文學、經學等也有相當造詣。

  金文泰1903年任職于新界土地測量處,對新界鄉事多有了解。1907年便升至助理輔政司一職,全方位處理香港社會事務。1924年他被甄選為第17任香港總督。很善於演講的金文泰在本港第一次公開演講中展現了他的風格:“本督當時已以家鄉視此地,今日重遊斯土,不啻遊子歸家,喜可知矣。” 當時的報紙認為他“把香港視為故鄉,並以遊子歸家作喻,更對在場嘉賓表明將竭盡所能地與他們一起協力解決香港面臨的危難”。

  履職港督之後,金文泰面臨諸多挑戰,包括如何解決省港大罷工對香港經濟的負面影響;如何加強港英殖民政府的管治權威,更好的管理香港 ;如何突顯香港的“殖民現代性”(colonial modernity),有別於中國內地。

  所以,用中國的文化保守思想來組成一個由文化國粹主義者組成的同盟在他看來很必要。金文泰欲與華南昏亂政局保持距離,故有意識地迎合在港紳商,並鼓勵傳統經典教育。他和中國的文化遺老們是相互合作,各取所需。但遺老們有其文化資本,而在金文泰重構文化資本的過程中,這些教忠説孝的四書五經,其傳統經義教育正可幫助金文泰穩定人心,並襄助其獲得文化價值系統或在地主流精英力量以加強其統治力量。他更參與捐資成立中文學院,以傳統思想抵禦左翼革命的浪潮。這樣的做法令香港一時間成為了中國保守文人的大舞台,社會瀰漫在文化保守的氛圍中。也就不奇怪為何魯迅對當時香港的復古風持批評態度。

責任編輯:李孟展 DN0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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