楊堅:反對派的“改朝換代”能實現嗎?

  文|楊堅

  在二零一五年十一月二十二日第五屆區議會選舉後,反對派政治團體加快了領導層的“新老交替”。

  二零一五年十二月中,工黨主席李卓人退任副主席,年僅三十五歲的胡穗珊接任主席;工黨的另一名領導人、立法會議員何秀蘭改任副秘書長。

  與此同時,反對派最大政治團體民主黨內新生力量紛紛要求參與二零一六年九月第六屆立法會競選。該政治團體決定進行其成立以來首次內部初選,由其成員以投票方式來確定民主黨參與第六屆立法會分區直選和超級區議會議席選舉的參選人。截至二零一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共十四人報名,民主黨主席劉慧卿以及另兩名資深領導成員何俊仁、單仲偕等均未報名。二零一六年一月一日,劉慧卿召開記者會正式宣佈,她將於本屆立法會議員任期屆滿後不再競逐立法會議員;單仲偕在一個電台節目中稱,民主黨有新星,有信心順利交棒。

  先後進入“新老交替”

  劉慧卿是否很快還會從民主黨主席位置退下?反對派另一重要政治團體公民黨的黨魁梁家傑和主席余若薇在近期是否退居二線?筆者不欲揣測。無論如何,反對派各政治團體都已進入或者即將進入領導層的“新老交替”;值得關注的是,“新老交替”究竟只是反對派領導層年輕化抑或伴隨政治路線修訂?

  一月二日,在香港本土主義運動中冒起的一名“新人”朱凱迪在《明報》“觀點”版發表文章稱:二零一六年可能是香港民主運動“改朝換代”的一年,所指的是,反對派不僅在人事上出現“新老交替”而且政治路線因“佔中”運動而發生轉變。

  在朱凱迪的筆下,反對派已分為兩個派別,一是傳統的“民主派”,一是“佔中”運動產生的“雨傘一代”,他認為“民主派”政治團體“讓年輕人上位,換些新面孔”無濟於事。該文以《不要和民主派躲在“温水”裏》為標題,表明“雨傘一代”欲與“民主派”分道揚鑣。他吹噓:“過去一年,‘雨傘一代’自發地‘傘落社區’,發展不同類型的社區民主計劃,積极參與區議會選舉,讓市民體驗了政治創新的巨大潛力,也明白到除了煽動排外的‘仇恨/恐懼政治’外,香港人還可以選擇自己社區自己救的‘希望政治’。”他寄望:“把握住區議會選舉時冒現的社區民主苗頭,讓‘雨傘一代’通過今年底的立法會選戰,在組織規模和政治思想上皆超越民主派,並透過競爭形成新的綱領和領導,與普羅大眾一起突破政治困局。”該文結尾稱:“二零一六年可能是香港民主運動‘改朝換代’的一年。結果如何,無人知道,但總比討論民主派政黨能否協調名單和換新人,有意義得多。”

  的確,傳統的反對派即所謂“民主派”已陷入前所未有的思想和政治路線的困惑。在政治路線上,反對派否定特區政府關於普選行政長官議案,將他們多年來一直貫徹的“唯普選路線”推入死衚衕,卻無法找到新出路。在思想上,反對派既同“本土”勢力心有靈犀,卻囿於選票無法在對待“本土主義”“去中國化”思潮上取得共識。

  以工黨為例。這是一個在反對派政治光譜上靠近最激進一端的政治團體。其新任主席胡穗珊向媒體表示,工黨未來兩年將思考本土路線,也會繼續為新移民爭取福利、繼續關注內地人權狀況。她承認,這是兩種似乎互不兼容的願景,但她形容“本土”不應當是“鐵板一塊”,工黨的所謂“本土”是為香港在香港與內地關係中爭取更多話語權,不是欲將香港居民和內地居民置於相互排斥的境地。她稱工黨有責任向香港居民解釋,不應將矛頭指向比自己更弱勢的新移民。

  未必伴隨路線轉變

  再以民主黨為例。一月三日《明報》副刊發表兩篇關於民主黨的評論,耐人尋味的是,該報編輯以《迷路的鴿子》為標題所寫的引文稱:“民主黨主席劉慧卿召開記者會,宣佈今年會從立法會退下的同時,連番表示願意繼續為國家服務,很多人聽出雞皮,網上又熱議了好一陣。”“不過,新時代終究逃不開中國,‘白鴿黨’內羽翼漸豐的少鴿乳鴿,要如何打開新時代,創新事業?對中央政策的態度如果轉舵,要往哪邊?”

  至今,公民黨對待中央依舊錶達強硬立場,也許這是這個反對派重要政治團體領導層的“新老交替”落後形勢的底藴。

  不實行領導層“新老交替”,不可能擺脱思想和政治路線的困境。領導層“新老交替”,未必伴隨思想和政治路線的轉變。反對派陣營中的“民主派”如此,而所謂新的一派——“雨傘一代”何嘗不是這樣?

  朱凱迪上文甚為蔑視“民主派”,也含蓄地承認,“煽動排外的‘仇恨/恐懼政治’”不為“雨傘一代”所追求。但是,究竟什麼是“香港人還可以選擇自己社區自己救的‘希望政治’”,未做任何闡述;他只能表示:“二零一六年可能是香港民主運動‘改朝換代’的一年。結果如何,無人知道,但總比討論民主派政黨能否協調名單和換新人,有意義得多。”

  (作者為資深評論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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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任編輯:李孟展 DN0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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