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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紅小將」王冀豫公開懺悔:當年武鬥打死人

對於我這樣一個十五六歲的孩子,不上學了,整天就是貼大字報、辯論,要麼就是以破「四舊」的名義搶鴿子。在這期間,我們不斷地積蓄力量,許多「老兵」的關係越來越緊密,大家抱團與其他派別的人對抗,最後演變成武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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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世紀六十年代,山東省大中學校紅衛兵代表大會會場

  本文原載於《國家人文曆史》2013年第14期,原標題:一個紅衛兵的反思(2013年07月12日)

  一場紅衛兵武鬥中, 16歲的他揮舞大棒打死了19歲的他。43年,他常在暗夜中醒來,問自己:「我打死人這事兒該怎麼算呢?」 今天,62歲的王冀豫選擇站出來向世人說出自己的罪。「懺悔太虛了,我不求原諒,我認賬,活該受折磨,遭報應。說出來,是為曆史留下證據」

  王冀豫

  生於1951年,曾是北京中學文革中「老紅衛兵」一派的成員。16歲時,他在一場武鬥中打死了人。他當過兵、務過農、幹過工人,改革開放後最早的一批「玩馬」者,自稱「牧馬人」。1985年參與創辦中國最早一家馬場——北京稻香湖馬場。

  2013年6月,《炎黃春秋》雜志刊登了一則特殊的「道歉廣告」,61歲的退休幹部劉伯勤利用廣告向「文革」中受到自己批鬥、抄家和騷擾的眾多師生、鄰裏道歉。在道歉廣告中劉伯勤說:「垂老之年沉痛反思,雖有『文革』大環境裹挾之因,個人作惡之責,亦不可泯。」這則特殊的廣告迅速引發了媒體的關注,更促使人們反思個體在集體行動中的責任。

  四十多年過去了,當年的「革命小將」多數已經退休。那一代人,經曆了疾風暴雨的革命,又經曆了改革開放的大潮,滄海桑田,際遇或許大相徑庭,但那段「革命」的共同記憶一定深深地刻在每個「紅衛兵」的心裏。紅衛兵們究竟如何看待?似乎是一個謎。公開反思自己曾經犯下的「罪」的人少之又少,觸目可及的是沉默的大多數。

  早在2010年5月,《炎黃春秋》雜志就曾刊登過一篇名為《背負殺人的自責》的文章,文章的作者就是當年的「紅小將」王冀豫。時隔三年,記者再一次找到王冀豫,當問到「沉默的大多數」時,他說:「很多人不說也確實是因為這是一種集體犯罪。共犯時代,誰也不能說誰。當然,個人的罪惡是不能掩蓋的。比如像我打死了一個人,這是不能掩蓋的。」

  紅衛兵組織很像「義和團」

  我是「大院」長大的孩子,「文革」爆發時在鐵三中讀書,後來又在翠微中學混。翠微中學並不是一個好學校,但由於地理位置的緣故,這裏集中了大批的「大院」孩子。所謂「大院」,就是幹部子弟聚居區。當時,公主墳以西有包括空軍、海軍、通信兵、總後勤部、炮兵、裝甲兵、工程兵、鐵道兵、解放軍軍事政治學院在內的眾多軍隊大院,也聚集着眾多的「大院」孩子,「大院」孩子大多經過保育院和小學寄宿制教育,相互之間感情好、抱團。

  1966年,我才十五歲,上初二。「文革」初期,開始組建紅衛兵的主力是高中生,以部隊幹部子弟為核心。我們初中生基本就是跟着高中生跑,跟着起哄,沒腦子的那種。高中生則有思想、講策略。運動初期,紅衛兵組織也想搞「正規」,還有點假正經,恨不得拿入黨的標準來衡量自己。雖然紅衛兵組織企圖正規化,但紅衛兵組織從來就不是一個正規的組織,它其實就是一個群眾的烏合之眾。各種紅衛兵組織只有看似相近的意識形態,卻沒有統一的組織形態,更像是白蓮教、義和團。

  1966年8月,被人稱作是「紅八月」,是紅衛兵打人最厲害的時候。很幸運,當時我不在北京,不然我肯定參與打人。今天的人們都在說「紅八月」,吞吞吐吐的,大家都知道那是一個血腥的行為。

  「文革」剛一開始,工作組就進入了我所在的鐵三中,由於受高中生的影響,我感覺工作組的行為是壓制群眾,企圖用一種正規的方式來把群眾運動捆綁在籠子裏。我就開始寫大字報,給學校提意見,批評工作組「束縛群眾」,這下就有反革命的嫌疑了。工作組找到我爸談話,聽說我有反革命嫌疑,我爸馬上就慌了,本來就是一野孩子,又有了反革命嫌疑還了得,「你幹脆當兵去吧!」就這樣1966年6月份,我離開北京,到內蒙古當兵了。我當兵的時間並不長,10月我父親便出了問題,「兵」就當不成了。到11月份,我的津貼被停了,也未能隨部隊南下參加抗美援越,只好留在駐地繼續放牛。1967年初,大概是春節前,我回到北京。

  • 責任編輯:鐵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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