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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東風:《七十年代》與破碎的七十年代

  這些集體記憶的框架不只一個,它們之間彼此交錯、部分重疊。在這個複數的集體框架呈現的記憶,顯得非常豐富多彩。但是在特定的時期曆史,常常其中的某個框架占據支配地位。當這些框架中的一些消逝的時候,遺忘就會發生。「這要麼是因為我們不再關注它們,要麼是因為我們已將注意力轉移他處(分心往往只是刻意注意別的事情的結果,而遺忘則幾乎又總是由分心造成的)。」[7]但哈布瓦赫接着指出,某種記憶的遺忘或者變形,也可由這些框架在不同時期的變遷來解釋。依靠環境、時間和地點,社會以不同的方式再現它的過去,這就是所謂的「移風易俗」。由於每一個社會成員都接受了這些習俗,所以,他們會在與集體記憶演變相同的方向上,使他們的回憶發生曲折變化。

  這個觀點非常深刻,它不但解釋了某些人為什麼會遺忘「文革」記憶,而且解釋了在特定的時期我們為什麼會通過特定的(這樣的而不是那樣的)方式選擇、呈現和書寫記憶,包括七十年代記憶。毫無疑問,任何對於七十年代或「文革」的回憶和書寫,都是在一定的集體框架下發生和進行的。如上所述,傷痕文學和反思文學是在「新啟蒙」這樣的集體框架下對「文革」「反右」等進行回憶和書寫的,余秋雨等一代人對於「文革」的諱莫如深(可以參看前幾年余傑和余秋雨的爭論,特別是余傑的《余秋雨你為什麼不懺悔》),80後一代對於「文革」的陌生、大話文學對於「文革」記憶的戲謔式書寫,則只有在中國式後極權的環境下才能得到理解和解釋,而張曉剛等先鋒藝術家對於「文革」記憶的呈現方式則深刻地聯係着全球化時代的國際藝術市場。

  《七十年代》中的七十年代之所以失去了原先的那種整體性而分裂為碎片,原因也應該到集體框架中去尋找。《七十年代》中諸多個人經驗的講述者顯然已經不再擁有共同的經驗,更不分享敘述、整理、闡釋記憶的集體概念框架。其中有些作者基本上是在八十年代新啟蒙的闡釋框架內敘述和闡釋自己的七十年代記憶。這方面朱正琳和黃子平具有代表性。朱正琳明顯是在啟蒙框架內反思和敘述自己的記憶(其標題的「讓思想衝破牢籠」即具有強烈的新啟蒙氣息)。黃子平的《七十年代的日常語言學》也是一個典型的反思型文本,作者一邊敘述記憶,一邊則對記憶的內容進行反思。比如在描寫記憶中的憶苦思甜和批鬥大會之後,作者馬上跳到對於這個事件的評論:「很多年以後,我讀到捷克作家哈維爾的《無權者的權力》」,這個著名異見分子的著名論文給了作者反思的武器,使他認識到:「在日常生活的儀式和語言中,普通人如何成為國家意識形態的同謀。『實存的社會主義』把全國人民預先拋入了,在魯迅所說的『瞞和騙』中生活的不道德處境。一種共同犯罪的機制,一個預先鼓勵撒謊並依賴其臣民的道德淪喪的國家機器。哈維爾『在真理中生活』(同理,巴金的『講真話』),並不是要探討有關真實或真實性的形而上學,而是要中斷國家意識形態機器對其理性臣民的這種詢喚。」[8]這都是非常典型的啟蒙-反思型集體話語。當然,黃子平的這種插入的議論是很明顯的,直接的和「粗暴的」,即使在那些似乎是純客觀的敘述中,其中也有作者的思維和反思的框架在暗中組織記憶材料。

  但在其他不少作者的追憶中,我們明顯感到新啟蒙的集體話語框架已經被置換(或被「超越」?)。比如在高默波《起程》一文中,我們看到作者對樣板戲充滿了美好的記憶:「巴金在《隨想錄》中說,他一聽到樣板戲就心驚肉跳,成為一種典型的記憶創傷,可是我們的記憶恰好相反,它是我在農村的最好的記憶之一。」[9]在津津樂道地描述了普及樣板戲帶來的快樂之後,作者寫道:「巴金的經曆和我們農村人的不一樣,巴金的回憶不但寫出來了,而且有很多人讀,包括外國人;而農村人一般不寫回憶錄,不會寫,寫了也沒有人看。於是巴金的回憶就不僅僅是個人的經曆,還成了曆史;而占中國絕大多數的農村人沒有記憶,也沒有曆史。」[10]作者的意圖明顯地是要顛覆巴金這代知識分子所書寫的「文革」記憶,作者接着反思道:「樣板戲京劇應該說也是文化生活,而且是大多數人的文化生活,更反映出現代的所謂民主和人權理念。」在普及樣板戲的過程中,廣大的老百姓據說「由客體變成了主體」。[11]好一個「民主和人權的理念」!如果這樣思考問題,那麼我們不也可以說毛澤東的《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充滿了「民主和人權的理念」嗎?工農兵方向、普及第一、知識分子思想改造,等等,這一切看來都要重新評價了。我們且不說作者所描述的這種經驗是否具有普遍性,重要的是,如果沒有90年代以來的所謂「現代性反思」,沒有「新左派」群體及其話語的出現和流行,如果依然在八十年代新啟蒙的框架下敘述自己的「文革」記憶,高默波就不可能「喚起」起這樣的記憶,即使「喚起」,也會壓制下去或不敢訴諸弊端。借用福柯的概念,這是一種在新啟蒙的知識-話語型規範下不可能產生的言說記憶的方式。

  由於記憶所依憑的社會/集體闡釋框架的多元化、異質化,閱讀《七十年代》的一個突出感覺,就是80年代中國主流知識界所建構的那個統一化的關於「文革」和「上山下鄉」的圖景,已經不可能挽回地破碎,原先官方文件、曆史教科書以及虛構性作品中關於那段曆史的主流敘述,也遭遇了深刻挑戰:一個更加複雜多變、更加缺少統一性的十七年代時代圖景正在得到呈現。這也在某種程度上證明,共同經曆過七十年代的那批知識分子已經不再是一個高度同質的思想共同體,這個共同體業已瓦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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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北島、李陀主編《七十年代》,北京三聯書店,2008年,第6頁。

  [2]北島、李陀主編《七十年代》,北京三聯書店,2008年,第6頁。

  [3]參見哈布瓦赫:《論集體記憶》,上海世紀出版集團,2002年,38-39頁。

  [4]參見哈布瓦赫:《論集體記憶》,上海世紀出版集團,2002年,39。

  [5](《七十年代》9)

  [6]《論集體記憶》,第71頁。

  [7]哈布瓦赫:《論集體記憶》,

  [8]《七十年代》,第321頁。

  [9]《七十年代》,第97頁。

  [10]《七十年代》,第97-98頁。

  [11](《七十年代》第98頁)

  (文章來源:作者博客)

  • 責任編輯:雨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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