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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東風:《七十年代》與破碎的七十年代

  近年來在大陸出版界仿佛興起了「打撈」記憶的熱潮,有各種形式的回憶錄、口述實錄、傳記類的出版物(包括文字的和影像的)面世。其中很多冠以「六十年代」「七十年代」「八十年代」等紀年標題。北島和李陀主編、北京三聯書店2008年版出版的《七十年代》就是其中影響較大的一本。不管作者和出版社主觀意圖是什麼,也不管讀者的消費心理是什麼(反思抑或消費),這類著述的出版總是一件好事。魯迅先生早就批評我們這個民族一直存在嚴重的遺忘症,或刻意、或無意地回避曆史,回避記憶,特別是一些讓人痛苦的災難記憶。

  《七十年代》一書的編者之一李陀在序言中直言其編輯動機「與懷舊無關,我們是想借重這些文字來強調曆史記憶的重要。」[1]李陀認為,記憶之所以重要,首先是因為記憶和權力的關係總是糾纏不清,它「像一個戰場,或者有如一個被爭奪的殖民地。」[2]我們經常看到一種記憶對另一種記憶的排斥、壓制、驅逐、清除,看到虛假的曆史敘述取代了真實的曆史敘述,看到對曆史記憶的控制和壟斷。李陀所言讓我想起劉易斯.科塞在為哈布瓦赫的名著《論集體記憶》寫的「導言」中繼續的一段經曆的一段話:「最近幾年(大概是指80年代後期,引按)在和蘇聯同事的談話中,每次當我們討論最近在蘇聯發生的事情時,我總是一次又一次被他們某種程度的閃爍其辭所震驚。過了一段時間,我才逐漸明白了,原來在最近幾年中,這些人被迫都像蛻皮一樣將自己的集體記憶蛻去,並且重建了一組非常不同的集體記憶。[3]科塞的這一觀察和匈牙利大作家捷爾吉?康拉德對當代東歐知識分子在記憶問題上所面臨的困境、痛苦和磨難的描述可謂如出一轍:「今天,只有持不同政見者還保持着連續的情感。其他人則必須將記憶抹掉;他們不允許自己保存記憶……許多人熱衷於失去記憶!」[4]這番話對我們這個經曆過「反右」和「文革」的民族而言特別能夠引起共鳴,給人似曾相識之感。

  由此更可以明白《七十年代》一書的編寫者打撈曆史的努力之可貴,因為如本書的標題所示,七十年代在中國的曆史上具有特殊的重要性,其一半屬於廣義的「文革」時期(或所謂「十年動亂」「十年浩劫」),另一半屬於所謂「新時期。」這兩個時期事實上都不是未被書寫的「處女地。」無論是林彪事件,中美關係變化,還是上山下鄉,粉碎「四人幫」,恢複高考,等等這些都曾經被不止一次地回憶過、敘述過,特別是在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的所謂「傷痕文學」「反思文學」中。也是在這個時期,初步形成了書寫七十年代的基本模式,即「新啟蒙」模式。這個模式由覺醒-控訴-反思-憧憬等幾個敘事要素和主題詞組成。由於這個模式在很長時間內占據了支配地位,並發揮着類似福柯所言的「知識-話語型」的功能規範着各種關於七十年代的書寫(一般不把它作為一個完整的單元進行書寫,而是把1976年前歸入「文革」或「十年內亂」,把之後歸入「新時期」),致使所有這類書寫都體現出高度的統一性,不僅回憶的內容相似,而且書寫的態度、回望的姿態以及評價的尺度呈現高度的家族相似性。打個比方,就好像全國人們都有一個相同的「七十年代記憶」。

  《七十年代》一書給人最深的印象,就是這個統一的七十年代已經失去。從本書收入的諸多關於七十年代的回憶文本中,可以明顯地發現:不僅書中的主人公對於七十年代的回憶千差萬別,而且更重要的,是其組織、呈現和書寫七十年代記憶的框架的差異,以及評價這些記憶的尺度的分裂(雖然這種差異和分裂因為本書所選作者身份的雷同而大大減少,這些回憶主體基本上都是著名知識分子,在七十年代則基本上是著名知識分子的子女)。這點李陀先生已經注意到了:「讀者一定會注意到,在這些故事和經驗的追述裏,我們並不能看到一個統一的、書中的作者都認可的『七十年代』圖畫,相反在這些文字裏,或隱或現展示出來的思想傾向和政治態度,是有很多差別的,甚至是相反的對立的。這些差別,有的,明顯是在當年就已經存在,有的,則是今天追憶的時候才形成的。」[5]

  在我看來,「追憶時刻」形成的差別才是真正值得玩味的,甚至所謂「當年就已存在」的差異也是在今天才被強烈地意識到,或者被刻意地書寫出來。顧名思義,任何回憶都是回過去(進行)憶,這個憶(儲存在大腦的記憶)不可能自動地出現,也不可能不經中介地「赤裸」呈現。這個中介就是哈布瓦赫所說的「集體記憶框架」或社會框架。在哈布瓦赫看來,對於那些發生在過去的、我們感興趣的事件,只有從集體記憶的框架中才能重新找到它們的適當位置,也就是說,只有在這個時候我們才能夠記憶。記憶是被激發和敘述出來的,任何人都不得不借助敘述框架來講述自己的七十年代故事,而這個框架必定是社會性的和集體性的。這就是哈布瓦赫堅持記憶的集體性的最根本原因。在這個意義上,「過去不是被保留下來的,而是在現在的基礎上被重新建構的。」記憶的集體框架或社會框架,當然也不是個體記憶的簡單相加。記憶的社會框架不是一個空洞的形式,被動地讓個體的記憶來填充,相反,「集體框架恰恰就是一些工具,集體記憶可用以重建關於過去的意象,在每一個時代,這個意象都是與社會的主導思想相一致的。」[6]當然,雖然個體通過把自己置於群體的位置來進行回憶,但同時,群體的記憶是通過個體記憶來實現的,並且在個體記憶之中體現自身。

  • 責任編輯:雨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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