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鄧賢:知青運動是一場破壞

  我只是一個文學愛好者

  知青情懷,是鄧賢永遠的烙印。

  人生是這樣乖謬,憎惡和緬懷,可以指向同一事物。鄧賢認為,知青運動完全是一場破壞,如果說要找一點積極的東西,那就是帶去了一點都市文化,一個赤腳醫生,一個會計,但這點微不足道的東西,也完全可以以其他方式實現,而不是知青下鄉的形式。知青是強迫去的,跟志願者組織不一樣。所謂「國家花了三百億,買了三個不滿意——知青不滿意,農民不滿意,家長也不滿意」。就個人選擇來說,「如果可以打乒乓,我不會去當知青,如果可以當兵,我也不會去,但是,這一切都不可能,我去了,我認真地生活過……我每天在勞動,但是,心懷不滿。」

  但是,鄧賢也「感謝生活」。書寫那段曆史,成為他個人的曆史任務。那裏也成了他的一種精神聯係,他至今每年都要回雲南好幾回,當然也少不了去看當年生活學習的地方,去看「幹媽」,那些曾經互相照顧過的人。

  鄧賢用極大的熱忱去描寫知青的命運。為了寫那一群知青中的「極致」——帶着輸出革命理想去緬甸打仗的知青,他兩次深入緬北山區,深入那些在外界傳說中異常危險和奇異的地方。第一次出去帶回《流浪金三角》,第二次後有《中國知青終結》。「終結」二字不是鄧賢的原意,是出版社的主意。他認為自己只是一個作家,他書寫曆史,而對知青的曆史認識遠未終結。

  不過,鄧賢認為他有激情過度的時候。他說,因為當時太激動,《中國知青終結》這本書「寫得太使勁,太投入了」,還可以寫得冷靜些。

  知青是鄧賢永遠的激動。鄧賢崇尚理性,但他仍是一個充滿感性的人。正如他自稱「不愛哭」,但有時卻會哭得沒有收拾。《中國知青夢》出版以後,去魯迅文學院講課,講到盈江農場的故事——一個女知青在床上看楊沫的《青春之歌》,睡着後油燈引起火災,燒死10個平均年齡不到17歲的上海女知青。她們共同擁有一個半圓形的墳墓,朝着上海的方向——的時候,「本來挺平靜的」,結果,「突然悲從中來說不出話來,就當着那麼多人的面在那兒嚎啕大哭了半個小時」。

  曾有年輕學者批評過他的作品「自戀」。鄧賢說,「我要警惕自己,不要自戀。我希望自己不要停止反思。反思使自己的『情感質量』更高。我愛知青,但是,知青曾經很無知。今天,知青一代已經成為社會中堅,有重要的領導幹部,有社會學家和作家,但是基本上沒有科學家。一個人不能拔着自己頭發離開地球,每一代人都有自己的局限性。知青一代需要克服自己的缺陷。 」

  鄧賢面臨的另一個問題,是寫作本身。「我太熱愛文學了,我是一個終生的文學愛好者」,已經50多歲,功成名就的鄧賢,提起文學二字,還是初戀般地深情。他沒浪費過時光,即便在最困厄的年代,也一直在向他心中的文學理想靠近。

  在所有的人生岔路口,他放棄了一切別的可能的人生方向,只走文學的路。大學畢業,選派給雲南省委主要領導當秘書,他沒有去,因為那條路可能不通往文學;1985年,堂兄從美國回來,幫助他去美國留學,但是,他不知道當作家還去美國幹什麼;1996年,有機會移民加拿大,「更覺得沒有意思:我必須守住我的母語」。

  直到現在,他一邊教書,還每天早晨寫到下午,寫作時間超過5小時。(本刊記者 何三畏 陳海 發自成都)

  • 責任編輯:雨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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