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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青千方百計回城 留在當地只能燒鍋爐看門

  回來的和留下的

  我們這一代知青,大部分人千方百計回歸了城裏,雖然有一些回城後取得了不錯的成績,但是大部分回來的知青在融入城市的過程中,有很多困頓、不解,遇到了許多問題和困難。

  十年動亂,給國家造成的災難是全國性的,上海也不例外。「文化大革命」結束,這麼多人湧回上海,都安排工作很有難度,只能分期分批地由居委會來安排,好一點的由街道工廠來安排。我們上海目前有一些區長、副區長,有一些廳局級幹部,是知青出身,他們就是從居委會、街道一步一步走上來的。也有一部分國營廠礦,比如造船廠、鋼鐵廠,安置了一部分知青,能夠進到這樣工廠工作的知青,那是最好的,好的國營大廠一個月可以拿46元錢。但是實事求是地說,盡管出了一些幹部,出了一些人才,大量回城的知青還是在普普通通的勞動崗位上。

  前幾年我插隊的修文縣縣長到上海,要我找20個曾經在修文縣插隊的知青,一起聚聚,座談一下。我選了各個層次的知青,有當教授的,也有普通職工,有下崗的,也有回來找不到工作的。座談後要吃飯時,有兩個知青說今天的菜很好,貴州的茅台很香,但是抱歉我們不能吃了,我們要去上班了。我就奇怪,已到吃晚飯時間還上什麼班?原來他們中一個是酒店保安,晚上飯店生意好,車子多,很忙;還有一個在機關值夜班,幫人家看門。

  還有一次我因為工作關係到一家賓館,迎面遇到一個當年女知青,她抱了很多換洗下來的被單、枕套什麼的,她本想回避我,但迎面走來想回避也來不及了。她看着我,我看着她,打了一個招呼。我問她做什麼,她跟我說回來之後沒有找到工作,沒有什麼文化,只能做這個。我問她每個月收入多少?她說也就是500到700元。

  我有一個從小一起長大的很要好的朋友,我在《孽債1》、《孽債2》中都寫到他。他從延邊插隊回來,因為媽媽在電影院工作,回城後頂替媽媽在電影院管理冷氣設備,他管得很好。讀書的時候同學們就形容他:除了暖水瓶的膽壞了不能修以外,他什麼都能修。錄音機壞了他能修,電視機壞了他能修,一個桌子腿壞了,家長說扔出去吧,他說不要扔,一個下午就修好了。就是這樣一個聰明的人,現在下崗了。年前我們知青聚會,我問他在做什麼?他說電影院不景氣,他下崗了。現在管理空調,一個月1500元,他已經很滿足了。我說太不像話了,這個老總我認識,我去跟他說。他說你千萬不要說,這個工作很不好找的。我這個年齡,人家看到我就說:老伯伯,你怎麼還來找工作,你叫你孩子來找吧。他再能幹人家不要他,這就是我們這一代知青的困境。

  留下的知青的命運也很坎坷,雖然當地政府比較照顧,但是由於各種原因,大部分人生活並不盡如人意。前兩年北京一個報告文學作家跑到延安,專門訪問了目前還留在延安的知青,寫了一份報告,我看了都觸目驚心。留在延安的,受到延安各級政府關照的,從事的幾乎就是兩個職業:一個是看大門,還有一個是燒鍋爐。為什麼?知青無非是當時的初中生、高中生,在當今講究學曆的時代,他們毫無競爭力,只能去燒鍋爐、看大門。

  當「上山下鄉」成為曆史的記憶

  當年,1700萬知青從中國的大城市、中型城市湧進廣闊的農村,真是波瀾壯闊。用今天的話來說,它是掀動了社會,觸及了很多很多家庭。千千萬萬的人一擁而下,客觀上產生了很多問題,比如生活問題、住房問題、吃飯問題、收入問題、青年人的戀愛問題。很多人都把這些問題提出來,問題出在哪裏呢?問題出在一轟而下。事實上,知識青年上山下鄉在「文化大革命」之前就存在。從1955年開始,我們黨和國家為了安置讀了初中、高中沒有找到工作的青年人,就提倡過上山下鄉。在1955—1965年這10年當中,整整下去了100萬人,總的來說還是比較有效的安置,所謂安置就是說吃飯有保證、住房有保證、你的未來有保證。不是說這10年上山下鄉一點問題也沒有,但是相對來說比較有序。「文化大革命」這10年中知青一擁而下,產生的問題就多了,就像毛主席自己所說的,「全國此類事甚多,容當統籌解決」。李慶霖給毛主席寫信,他當時寫了很多實際問題,他兒子理發沒有錢,每次回到家裏來狼吞虎咽地吃飯,因為他在鄉下吃不飽飯,還有嚴重的開後門現象,當時的確暴露了很多問題。

  我們這代人中出現了知青作家群,出了幾個全國有名的知青作家,但是在我們這代人中幾乎沒有出優秀的化學家、物理學家、醫學家,為什麼?作家在生活當中有了感受,對我們中華語言有了領悟,找到了適合個性的表達方式,就可以成為作家。但是優秀的科學家不同,自然科學的很多東西必須要循序漸進。從這樣一個意義來說,這是一段蹉跎歲月。10年動亂給中國帶來了很大戕害,蹉跎歲月給整整一代人也造成很大的戕害,有很多沒有還清的債,從這個意義上理解《孽債》這本書和這部電視劇,有更為深層的意義。我總說7個字,叫「歲月蹉跎志猶存」,在這一代人中,不是沒有有志向的人,他們力爭要為國家、為民族做出一些貢獻,「志」還是存在的。

  回憶這段難忘的歲月,對我個人來說,第一,在上山下鄉10年7個月的日子裏,我思考了我們這一代知青的命運,我們經曆了三個思想階段:最早比較虔誠、比較狂熱、比較盲目;到了農村這個比較嚴酷的現實中,產生了困惑,無所適從,想離開;最後開始覺醒,想真正從鄉間小路上一步步走出來。第二,10年7個月的插隊生活教會我用農民的眼光看待都市、看待省城、看待上海,這是我人生經曆中最大的一筆財富。正是在這些日子裏,我思考了上山下鄉知青這一代人的命運,了解到中國農民的生活是怎樣的,他們日出而作日落而息。他們沒有更多的需求,希望有一頓飽飯吃,希望在天寒地凍時有一件棉衣禦寒。我覺得這段經曆對我來說非常珍貴,影響了我的世界觀、價值觀。第三,因為經曆過上山下鄉,我由衷地感覺到,我們改革開放這30年來,中國人開始聰明起來,開始靈活起來,開始選擇了一條比較正確的道路。改革開放這30年來,中國不是沒有風雨,不是沒有波瀾,但是緊緊抓住了以經濟建設為中心。中國人在追趕世界的步伐,要發展經濟,要使13億人口的日子過得好起來,沒有解決溫飽的解決溫飽,解決了溫飽的要奔小康,進入了小康的日子,我們現在要建設和諧生活,要讓每一個中國人過上體面的生活,所以我覺得這30年是中華民族,或者說是我經曆的60年中最好的30年。文/葉辛

  • 責任編輯:雨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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