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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青千方百計回城 留在當地只能燒鍋爐看門

  千方百計回城市

  10年中,我們是身在農村,心向都市。我們想家,想知道家裏的事情,想知道城市裏不一樣的事情。當時唯一的渠道就是給家裏寫信,我們一起有6個人,每個人的來信都能激起我們的興趣,信裏總是會有一些上海的情況:夏天了,天氣多麼酷熱;冬天了,上海今年怎麼冷呀,甚至黃埔劇場前的流氓行為也會提一筆。都市是跟這些知青的心聯係在一起的。

  到了農村插隊幾年後,無論是當初寫了血書積極要去的知青,還是很無奈地被動員而去的知青,他們共同的心願是上調,是回到都市。是因為他們不聽毛主席的話嗎?不是,是因為他們感受到如果不回去,天天勞動,不能養活自己。我插隊的那個砂鍋寨,是方圓二三十裏最富裕的寨子,每天從早幹到黑,要爬山涉水、挑糞、挑灰、耙田、犁田、進煤洞挖煤,一天的收入還不到6毛錢。我身邊有一個革命的典型大隊,叫白窯大隊,每天的收入只有8分錢,是有名的「郵票隊」。為什麼叫「郵票隊」呢?因為「文化大革命」期間,中國所有的郵票都是8分錢。在插隊後期,我們所有知青的共同心願,就是我們要活下去完成一個人該完成的事——談戀愛找對象。

  這10年我回上海探親3次,當時國家規定知青一輩子只能探親2次,我為什麼有3次呢?實際上我這3次都不是用知青探親的錢,而是出版社要我改稿子回去的。一旦回到都市,我會感覺到上海的馬路特別潔淨,上海的陽光特別燦爛,上海的人民廣場特別寬闊和親切。我想所有知青的心情和我都是一樣的,他們思念城市,特別是在農村的生活不能養活自己時,更加思念都市,更加思念回歸。知青上山下鄉問題之所以得到解決,這和1700萬知青的心願是有關係的。

  後來,思想慢慢鬆動,知青開始以各種方式回歸城市。1973年,李慶霖給毛主席寫信,反映知青下鄉中的諸多問題。毛主席作了指示:全國此類事甚多,容當統籌解決。雖然這僅僅是一句話,但是已經認識到知青問題將來要釀成社會問題。其實,1975年貴州省已開始解決到貴州的10600個上海知青的出路問題。當時,你可以去讀6大中專,即地區的師範、林校、衛校、財校、農校、水電學校,去讀一到兩年,到時候把你分到縣裏或者是地區部門,很多知青就是通過上6大中專學校解決問題的。我當初是在耕讀小學教書,師範院校來招生,有三大招生優待政策:優待知青,優待上海知青,特別優待上海知青中當了民辦教師的人。我的條件都符合,但我沒有報名。安順師範的教導主任很奇怪,他說你的條件都符合,你的文化程度我們也不考核了,只要你報名,我們就收。但因為我當時在小學教書,有很大的自由,可以寫小說,所以我留下來了。

  後來,政策進一步放寬。當時黨和國家的政策是:留在農村的知青可以回城,但有兩條具體政策的限制:已婚知青不能回城,另外國家安排過的,上過6大中專的,無論是安排你在地方公社,鄉裏的農配站,還是縣城的農機廠,或是某某山鄉小學,只要國家給你一份工作,給你工資,算是國家給你解決了,你就不能回來了。

  根據政策,知青可以通過多種途徑回歸城市,主要有這樣幾種情況:一是考取大學,我有個朋友在當時考取了上海師範大學,讀完書後留校任教,從助教做起,一直做到教授;二是在外地參軍,轉業後回上海;其他大量的普通知青,只要戶口還沒有離開農村,只要還沒有結婚,只要沒有在當地安排過工作,都可以回歸。1978年、1979年,每個區知青辦門口都排着長隊,大量知青還都在農村,下鄉已經七八年了,都在辦手續想把戶口遷回來。實事求是地說,只是把戶口遷回來,不落實工作。我只舉一個我妹妹的例子,1973年,毛主席對李慶霖的信作出「全國此類事甚多,容當統籌解決」的批示之後,政策變得人性化了。獨生子女、革命烈士子女、革命傷殘軍人子女可以回來,還有父母有多子女卻沒有一個在身邊的,有一個子女可以回來,我哥哥姐姐都在外地工作,我和妹妹又都去插隊了,她是根據這個政策回上海的。

  雖然國家有了明確的政策,但知青回上海很不容易。1978年、1979年上海最緊張的是什麼?就是住房,如果你把戶口遷回來,走進這個家庭,你就有幾平方米的權利。知青回來就免不了和家庭其他成員產生利益衝突,家裏上上下下、大大小小各有各的想法。因此,當時法院經常有這樣的案子,當知青的孩子要回上海,叔叔不讓上戶口,父母怎樣協調都不行,必須寫保證書——在長大之後,不要房子,才讓戶口進來。

  我的情況和大多數知青不同。第一次考取大學回歸城市的機會我放棄了,同樣第二次考取大學的機會我也沒有要。當時複旦大學到貴州招生,只要190分,我當時已經出了3本書,招生的老師認識我,跟我說只要你寫1篇作文,我們給你把分打得高高的,其他5門分數加起來你還不用達到90分。我婉辭了他們的好意,當時我正在寫《蹉跎歲月》,我知道只有在我自己能掌握時間的環境裏,我才能寫完這部小說。《蹉跎歲月》完成後,貴州省作家協會把我招去,我就這樣離開了農村。1990年,因為領導關心,我回歸上海。當時貴州也想挽留我,省裏專門派了兩個幹部來上海看望我母親,說貴州的文化發展、文學創作需要我在那裏工作,我母親從來沒看過這麼大的幹部來家裏,就說你們實在需要我也沒辦法,你們就留着吧。後來我獲知領導曾有這樣的表示:如果本人堅決要走,也不要硬卡。再加上我母親確實年事已高,我便再次爭取,終於調回上海。我調回來時(吳)邦國同志是市委管組織工作的副書記,局級幹部進來一定要經過他審批。邦國同志對我說,你調回來了,不要把我當成書記,我們是朋友,你有事情直接來找我。實事求是地說,我是1700萬知青中運氣比較好的。

  • 責任編輯:雨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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