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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青千方百計回城 留在當地只能燒鍋爐看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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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文摘自:《百年潮》2008年第10期,原題:《我經曆的知青回城》

  上個世紀70年代末80年代初,下鄉知青通過各種途徑大規模回城,一時間形成一股大潮,這對知青個人、農村、城市乃至整個社會都產生了深遠影響,在改革開放30年後的今天尤有回響。我也曾是到貴州插隊的一名上海知青,由於寫作《蹉跎歲月》、《孽債》等知青小說,接觸和采訪了大量的下鄉知青,對知青回城的整個過程比較熟悉。下面,我根據自己的親身經曆與所見所聞、所思所想,與大家一起來回顧這段曆史。

  響應號召下農村

  要講知青回城,就得先說一下知青是怎麼到農村去的。1968年12月21日晚上,新聞廣播中播出毛主席號召:知識青年到農村去,接受貧下中農再教育,很有必要。要說服城裏的幹部和其他人,把他們高中、初中、大學畢業的子女送到農村去,來一個動員。各地農村的同志要歡迎他們去。第二天,全國所有的報紙都發表了毛主席這段最新最高指示。

  當時有一些青年熱血沸騰,十分積極,咬破了手指,寫了血書,表示堅決響應毛主席號召,到農村去接受貧下中農再教育;但是也有一小部分人,從種種渠道感覺到了城鄉差別很大,不是很想去。實事求是地說,那個時代,尋找各種理由不去農村的,還是少數。我的態度既不十分積極也沒有推脫,我和大多數人一樣——隨大流,這是我內心深處真實的想法。

  「文化大革命」中上山下鄉的高潮是在1969年的春天,我就是在1969年3月31日到貴州農村去插隊的,當時去插隊的情景現在還曆曆在目。那是一個乍暖還寒的日子,天還是蠻涼的,我記得坐上火車時,外面還穿着一件棉襖。

  當時我們舉着紅旗、戴着大紅花,到邊疆去,到農村去,到祖國最需要我們的地方去。我們是一腔熱情去接受再教育,覺得應該在農村廣闊的天地裏大有作為。那時我們年輕,非常虔誠,也很狂熱,當然現在看來也有點盲目。「響應毛主席的號召」、「毛主席揮手我前進!」、「好兒女志在四方」,這是我們當時的口號。現在我腦海中還回響着當時的這些聲音。除了豪邁,我的聲音中還有些許的悲涼,當時我想:到農村去紮根一輩子,我們是不會再回來了。

  當時的青年上山下鄉,是分層次的,最差的是到外地農村插隊落戶,國家基本不管,知青參加勞動,拿工分養活自己;第二個層次是到外地的國營農場,每個月32元錢;比外地的國營農場層次更高一點的是軍墾農場,每個月有36元錢生活費,發一件7元錢的軍大衣,這在當時很有誘惑力,這些數字都是曆史的記憶,很珍貴;第四個層次是到上海市郊的農場,比如崇明、奉賢、蘆潮港、東海、大豐,盡管勞動也很艱苦,月工資只有24元錢,但是離上海近,回家很方便;還有一個層次叫自行投親插隊。整個20世紀,移民來上海最多的是江蘇人和浙江人,只要原籍有親戚收留,知青就可以過去,在上海111萬知青中有5。1萬人到江蘇去插隊,還有3。2萬人到浙江去插隊。

  從現代大都市上海來到偏遠、閉塞、貧窮的貴州,路程很遙遠,一路上我們的熱情在疲勞打擊下慢慢地冷卻了。我們坐火車到一個小型城市貴定下車,在那裏鋪稻草直接在地上睡了一晚,這對我來說還是生平第一次。第二天我們坐着卡車,顛簸了整整一天,才到達修文縣久長那個插隊的地方。

  疲勞倒不可怕,最可怕的是真正踏進山區、踏進山寨,面臨和我們的想象完全不一樣的農村時,內心的巨大落差。當我們到達修文縣久長時,一些知青,尤其是女知青,不願意下卡車,她們就在卡車上跺着腳叫:我們是聽毛主席話來的,是來建設新農村的,怎麼跑到這些寸草不生的山區來了。現實從一開始就殘酷地顛覆了我們以前的一切美好想法。

  當時我們6個年輕人插隊落戶的地方是砂鍋寨,我印象最深的就是我們住的泥牆茅草屋。那個茅草屋從外面看就很陰暗潮濕,沒有窗戶,門是用牛屎敷的。但是生活還得繼續下去,走進茅草屋,我們開始了插隊落戶的生活。生活關、勞動關、和貧下中農結合的思想關,命運早就為我們安排了種種的障礙,除了克服,我們別無選擇。

  初到貴州,我是用城市人的眼光來看這裏的一切,山鄉是閉塞的、遙遠的、僻靜的,山鄉裏風土人情和我們不一樣,他們天天在莊稼地裏刨糧食,指望老天爺風調雨順,把這樣的日子一天天過下去。然而當10年下鄉結束,我要回歸都市時,我已經和很多農民一樣了。

  • 責任編輯:雨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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