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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澤東與知識青年上山下鄉運動始末

  在這場史無前例的運動中,無論是他們在「文革」前自覺自願「下鄉墾荒」,還是在「文革」中響應號召或被「動員」,也無論是廣大知青在以後的歲月中自感青春荒廢,還是他們始終無怨無悔,有一點是我們所不可否認的。這就是:參加到這場運動中的絕大多數人,最初都曾是力圖按照毛澤東思想的指導,按照時代的需要,去努力塑造自己的。「紮根農村幹革命,青春獻給新農村」,「毛主席的戰士最聽黨的話,哪裏需要哪裏去安家」,是他們在廣闊天地中隨時修正自己人生航標的行為指南。在新中國剛剛誕生的創業時期,在廣大農村和農業發展需要他們貢獻力量的時候,在黨和國家尚處於困難的時刻,一直在城鎮裏長大的孩子們,以自己孱弱的身軀,同農村、邊疆的父老鄉親一道,支撐起了共和國大廈。他們將自己最寶貴的青春年華和聰明才智,都無私地奉獻給了祖國農村和邊疆的建設事業。因此,廣大知青們那種為國分憂、艱苦奮鬥的革命精神,那種「願做祖國一塊磚,東西南北任黨搬」的高尚情懷,以及他們在祖國的天南地北、山山水水間留下的光輝業績,是永遠值得後人尊敬和學習的。

  我們不能忘記共和國成立之初的基本國情。那是一個剛剛在戰爭廢墟上建立起來的新的國度,不僅缺醫少藥,而且人民的生活還處在極度的貧困中。經過此前100余年的戰亂紛爭,經過一係列西方列強的瓜分掠奪,曾是文明古國的中國,財富幾乎被洗劫一空,其國民的文盲率更是達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高小畢業生便被稱為「知識分子」。而在廣大農村中,就連高小畢業生也極少。

  就是在這樣的基礎和起點上,中國人民在毛澤東和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下,僅僅經過10余年的艱苦奮鬥,便使我國的工業經濟得到了飛躍發展。然而,我國的廣大農村卻依然落後,農產品產量的提高還依然是一個緊迫的任務,農業科技的推廣依然任重道遠。我們不能不看到,正是由於廣大知識青年的無私奉獻、上山下鄉,給廣大的農民和廣闊的農村,帶去了急需的科技知識,帶去了許多新的思想、新的信息……

  在千百萬上山下鄉的知識青年中,有的知青後來當上了民辦教師,成為貧鄉僻壤中一顆傳播文化的種子;有的當上了「赤腳醫生」,為缺醫少藥的農民排憂解難,解除病痛;有的成了農業技術人員,在農業科技的研究和應用上做出了可喜成績;有的被推選為生產隊會計、保管,成了農民和農村的「紅管家」;有的被選拔到農村的各級領導崗位,成為深受農民歡迎、愛戴的帶頭人;有的則在社隊企業中積極奉獻、大顯身手,成為後來鄉鎮企業的開拓者、奠基人。可以說,在當時農村的各條戰線上,都湧現出了一大批先進典型和英雄模範人物……如果我們站在國家的角度,怎麼能說他們就一定比呆在城鎮當工人,或成為專家、學者更有價值呢?而其中更多的知識青年,更是以一個普通農民的姿態默默耕耘着,以他們辛勤的汗水澆灌出來的農產品,無私地支援着祖國的社會主義建設。

  同時,往往被人忽視的是,還有一大批下鄉插隊到祖國海島邊疆的知識青年,他們曾與千百萬複轉軍人一道,流汗流血,「屯墾戍邊」,為捍衛祖國的邊疆穩定和領土主權,構築起了一道道血肉長城。1969年,當蘇聯正準備從新疆和內蒙古對我發動突襲時,忽然發現在我東北、內蒙古和新疆一線,布有幾百萬「中國部隊」(實際是身穿無領章帽徽的綠軍裝,一手握鎬、一手拿槍的屯墾戍邊戰士和下鄉知青)時,極為驚恐,他們自以為中國早有準備,便再也沒有發動戰爭的勇氣了……

  尤其值得人們崇敬和懷念的,是那些為搶救國家和人民的生命財產而英勇犧牲的知青們,他們將自己的全部青春、熱血,都無私地獻給了為之奮鬥的土地和那裏的人民。曆史將永遠銘記他們的功績和英名!

  另外,千百萬知識青年從城市到農村,從學生到農民,也經曆了一場極為艱難的心理磨練曆程。正是在這一曆程中,他們的思想、體能、生活和感情都發生了很大變化。成千上萬的城市青年在下鄉中真切體會到了中國農民的艱辛,從而增強了對中國國情的認識,激發起了強烈的變革農村的願望和責任感。因此,他們中盡管不乏「請願回城」者,但還有一批全心全意投入到改變農村貧困面貌的艱苦鬥爭中去的熱血青年。同時,也正由於他們經曆了如此長期的艱苦磨練,才使他們真正懂得了珍惜今天的生活,並養成了一種關心國家、樂於奉獻、堅忍不拔、吃苦耐勞的品格。這是目前全社會對他們的公正評價。正是由於有了這種品格,所以在他們中間,那些走上領導崗位的,能夠保持艱苦樸素、聯係群眾、清正廉潔、身體力行的好作風;那些後來上學深造的,能夠珍惜時間,勤奮學習,努力做到學有所成;那些進入商界的,也能夠憑借自己紮實的根底和孜孜以求的敬業精神,獲得顯赫的成就。可以說,在我國目前的各行各業中,都有出身於知青且表現突出的勞動者。如今,他們已是共和國的中堅,正發揮着承前啟後的作用。 當然,隨着「文革」的結束和知青本身那種高昂熱情的退減及國家對個人利益的重視等,70年代末,各地陸續出現了更大規模的要求回城就職就工的「返城風」。其中,尤以1979年以後為甚。

  這種部分知青要求回城的現象,早在「文革」期間就曾出現過。1973年,經過對全國範圍內知青工作的大檢查,國家的一些有關政策得到了基本落實,但仍有一些問題難以從根本上解決。隨後不久,有關知青的情況和問題再次不斷地通過各種渠道,反映到毛澤東、黨中央和國務院那裏。

  1976年2月,距逝世僅有半年多時間的毛澤東,在一份反映知青問題的報告上再次作出批示:「知青問題,似宜專題研究。先做準備,然後開一次會,給以解決。」然而,只有中止上山下鄉,才是解決知青問題的根本辦法;而中止了它,又無疑會帶來一係列新問題。就是在這種矛盾困惑中,帶着深深的遺憾,毛澤東的生命走到了盡頭。

  • 責任編輯:雨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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