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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澤東與知識青年上山下鄉運動始末

  報告明確提出,對於出身成分不好但現實表現好或可以教育好的知識青年,不得歧視;並要求各地,盡快對當地知青的情況進行一次普遍檢查,切實解決存在問題,盡快對今後的工作做出規劃。

  從這份報告中,我們能夠比較清楚地「窺見」到當時上山下鄉的一些基本情況和存在的問題。這些問題,盡管在「文革」前也不同程度地存在着,但在「文革」中,由於運動來勢很猛,加上當時特殊的政治形勢,各級領導只關注、重視知識青年的「再教育」和「改造世界觀」了,甚至認為越是艱苦的地方越能改造人的思想,達到再教育的目的。因此,對一些下鄉插隊到偏僻、邊遠和極端貧窮地區的知青,各級領導沒能給予應有的關照,致使一些知青家長和知青難以安心。

  1972年底,福建省一名知青家長李慶霖給毛澤東寫了一封信,為當時某些地區知青的生產、生活情況留下了一個典型事例。

  1979年春,盡管各地不同程度地出現了一股「返城風」,尤以上海最為嚴重。上海知青曾一度集會遊行、攔截火車、張貼標語,要求返城。但6月4日,中共中央、國務院發出《關於處理當前部分人員要求複職、複工回城就業等問題的通知》後,這股風很快就得以平息了。

  「三中全會」後,國家改變了上山下鄉政策。從1980年開始到1994年末,我國城鎮青年就沒有走上山下鄉這條路。 在此期間,以前的下鄉知青幾乎全部返城,知識青年上山下鄉運動「不宣而終」。中央宣稱,經過正反兩方面的經驗比較,我們已經找到了一條適合我國國情的就業路子。黨和國家從改革經濟體制入手,實行多種形式的經營責任制,開拓就業渠道,並在1979年底至1981年中,一下安排了共計2600多萬回城知青和新增勞動力就業。後來,隨着工資制度的改革,國家又作出了給「自1962年以後下鄉的1500萬下鄉知青」計算工齡的決定。

  「知識青年上山下鄉運動」結束了,「上山下鄉」從此成了一個曆史概念。但,我國的國民經濟還沒有得到一個很大的發展。成千上萬的知青突然進入城市,勢必造成或加劇「人浮於事」和生產工作效率不高甚至下滑的問題。這種情況說明:我國經濟、文化發展不平衡的狀況依然存在,並不是短時間內可以解決的。因此,隨着「國企」改革的進行、「下崗再就業」工程的啟動、「市場經濟體制」目標的確立以及「西部大開發」戰略的實施等,近些年黨和國家認識到,「支援邊遠落後地區建設、向農村和邊疆輸送知識和知識分子」工作,還需進行。因此,號召和鼓勵知識分子,發揚50年代知識青年「好男兒志在四方」的精神,采取多種形式支援邊遠落後地區建設。

  1994年10月15日,《北京晚報》轉引新華社的一則消息說:畢業於江南大學的江蘇省江陰市青年徐建忠,自願到村辦企業上班。如今越來越多的城鎮青年正在走這條就業之路,全國到鄉鎮企業上班的城鎮青年已達300萬人。其中廣東省超過40萬人,江蘇省有30萬人,山東為20萬人,浙江、遼寧、四川、福建、湖北等省也在10萬人以上。

  當然,這在具體內涵、實際做法和基本特點上,是與當年「知識青年上山下鄉」所根本不同的,兩者不可同日而語。作者: 大地之子 轉自版納知青網

  李慶霖,福建省莆田縣城廂鎮下林小學的一名教員。他兒子李良模是1968年屆的初中畢業生,1969年到本縣山區萩蘆公社水辦大隊插隊落戶。1972年12月20日,他給毛澤東寫信告「禦狀」,反映其兒子在下鄉點遇到的生產、生活困難,主要是口糧、住房和錢的問題。這封信有1700余言,現擇要摘錄如下。

  信中說:「在孩子上山下鄉後的頭11個月裏,他的口糧是由國家供應的(每個月定量37斤),生活費是國家發給的(每個月8塊錢),除了醫藥費和日常生活中吃飯需要的菜金是由知青家長掏腰包外,整個生活待遇在當時,對維持個人在山區裏的最低限度的生活費用,是可以過得去的。」但第二年,國家停止了知青的口糧供應和生活費發放,知青「和貧下中農一起分糧後,一連串的困難問題便產生了:首先是分得的口糧年年不夠吃,在每一個頭年裏都要有半年或更多一些日子要跑回家吃黑市糧過日子。……在山區,孩子終年參加農業勞動,不但口糧不夠吃,而且從來不見分紅,沒有一分錢的勞動收入。……此外,他從上山下鄉第一天起,直到現在,一直沒有房子住宿,一直借住當地貧下中農的房子。目前,房東正準備給自己的孩子辦喜事,早已露出口音,要借房住的上山下鄉知識青年另找住所。看來,孩子在山區,不僅生活上困難成問題,而且連個歇息的地方也成問題。」

  李慶霖在對黨的知識青年上山下鄉政策表示「完全擁護」後,建議:「對孩子上山下鄉的口糧問題,生活中的吃油用菜問題,穿衣問題,疾病問題,住房問題,學習問題以及一切日常生活問題,黨和國家應當給予一定的照顧,好讓孩子在山區得以安心務農。」

  同時,信中還反映了當時社會上在知青招工中的一些「走後門」現象等不正之風,表示出對上山下鄉過程中一些問題的憂慮和牢騷。李慶霖說:「在我們這裏已上山下鄉的知識青年中,一部分人並不好好勞動,並不認真磨練自己,並不虛心接受貧下中農的再教育,卻依仗他們的親友在社會上的政治勢力,拉關係,走後門,都先後優先招工、招生、招幹去了,完成了貨真價實的下鄉鍍金曆史過程。有不少在我們地方上執掌大權的革命幹部的子女和親友,縱使是地富家庭出身,他們趕時髦上山下鄉才沒幾天,就被『國家社會主義建設事業發展的需要』調用出去……這麼一來,就單剩下了我這號農村小學教員的子女。」

  正是在此前後,其他一些地方的知青隨着對實際生活的不如意,「回城光榮」的思想開始滋長,各地均程度不同地出現了有背景、有關係的知青在參軍、招工、招幹中「拉關係」、「走後門」問題,社會上的各種不正之風開始泛濫抬頭。自此,「神聖的」知識青年上山下鄉運動,遇到現實問題的嚴峻「挑戰」。廣大知青自50年代以來那種「紮根農村一輩子」的革命熱情和激情,退卻了。與此同時,一些本來被認為是「根紅苗正」的普通家庭出身的知青,面對回城無計、走後門無望的狀況,也變得浮躁和「桀驁不訓」起來。於是,在70年代中,各地知青均程度不同地出現了如偷竊、群毆、賭博、流竄、淫亂等荒唐行為。其中的「偷竊」,最常見的就是所謂的「跳豐收舞」。即:一個或幾個知青,在秋收後,到田間或農民家裏,「明拿暗搶」糧食、蔬菜、水果、家禽等農副產品,供自己享用或分享。同時,他們並不把這種行為看作不光彩的「偷盜」行為,反而認為很正常並得意洋洋、津津樂道……

  • 責任編輯:雨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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